沈宗灵

沈宗灵，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23年生于杭州，194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1948年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执教，1993年退休。曾任北大法律系法学理论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比较法——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总干事，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总干事，国际法律哲学与社会哲学学学会中国分会第一任主席。主要著作有《美国政治制度》、《现代西方法律哲学》、《现代西方法理学》、《比较法总论》、《比较法研究》和《比较宪法》等。译著有《人和国家》、《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美国法律概论》和《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等。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基本理论》、《法理学研究》、《法学基础理论》（新编本）、《法理学》和《法理学与比较法学论集》（上下卷）等。研究方向主要是中国法理学、现代西方法律哲学和比较法总论。 沈宗灵教授于2012年2月16日9时16分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逝世，享年89岁。

沈宗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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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923年
国籍	中国
职业	法学家

目录

主要著作

论著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沈宗灵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美国政治制度》，沈宗灵著，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比较法总论》，沈宗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基本理论》，沈宗灵主编，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

《百万个为什么 法律》，沈宗灵著，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

《现代西方法理学》，沈宗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比较法学的新动向——国际比较法学会议论文集》，沈宗灵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法学基础理论》，沈宗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西方人权学说》，沈宗灵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法学基础理论自学考试题解》，沈宗灵等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比较法研究》，沈宗灵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法理学与比较法学论集——沈宗灵学术思想暨当代中国法理学的改革与发展》（上、下册），沈宗灵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法理学》（第一版），沈宗灵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比较宪法--对八国宪法的比较研究》，沈宗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法理学》（第二版），沈宗灵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比较法律经济学 》，沈宗灵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

《法理学》（第三版），沈宗灵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中国商务出版社2010年版；

《人和国家》，沈宗灵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论文

《我国过渡时期社会的法与道德的关系》，载《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

《略论罗马法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12期；

《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我国法学基础理论学科的改革》，载《政治与法律》1984年第4期；

《比较法学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法律分类的历史回顾》，载《法学》1985年第6期；

《论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历史发展和现状》，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法律社会学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载《法学杂志》1988年第1期；

《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的作用和发展规律》，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法律推理与法律适用》，载《法学》1988年第5期；

《批判法学在美国的兴起》，载《比较法研究》1989年第2期；

《论法理学的创新》，载《中外法学》1989年第3期；

《对霍菲尔德法律概念学说的比较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论波斯纳的经济分析法学》，载《中国法学》1990年第3期；

《塞尔兹尼克的法律社会学》，载《中外法学》1990年第3期；

《拉德勃鲁赫的相对主义法学及其后期转变》，载《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4期；

《漫谈怎样写学位论文》，载《中外法学》1991年第1期；

《评现代西方法理学》，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5期；

《人权是什么意义上的权利》，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5期；

《九十年代我国法理学的展望》，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

《注意比较法学的研究》，载《法学》1991年第11期；

《“法律哲学”一词词义商榷》，载《中外法学》1992年第2期；

《当代中国的判例——一个比较法研究》，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3期；

《比较法学的一些理论问题——国际比较法学会议述评》，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4期；

《二战后西方人权学说的演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法、正义、利益》，载《中外法学》1993年第5期；

《论法律解释》，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6期；

《论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再论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1期；

《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学》，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2期；

《从《中国21世纪议程》看法律的作用》，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5期；

《对《比较法的力量与弱点》一书的评述》，载《中外法学》1994年第6期；

《论法律移植与比较法学》，载《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1期；

《女权主义法学述评》，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3期；

《有关法律教育课程体系的两个问题》，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

《二战后美国法律对民法法系法律的影响》，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评萨科的“法律共振峰”学说》，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6期；

《欧洲联盟的法律与比较法学》，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1期；

《为建立比较法学而努力》，载《政治与法律》1996年第3期；

《比较法学的方法论》，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3期；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亚洲三国伊斯兰法的改革——比较法研究》，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6期；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道德与法律并重》，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6期；

《中国大陆与香港法律制度的重要差别论要》，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6期；

《评介波格旦著《比较法》(1994年版)》，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4期；

《当代中国借鉴外国法律的实例（上）》，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

《当代中国借鉴外国法律的实例（下）》，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6期；

《学习十五大精神座谈会发言摘登》，载《求是》1997年第20期；

《权利、义务、权力》，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

《依法治国与经济》，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3期；

《评介哈特《法律的概念》一书的“附录”——哈特与德沃金在法学理论上的主要分歧》，载《法学》1998年第10期；

《对《三种法律模式：世界上法律制度的分类学与变化》一文的评介》，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1期；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1期；

《再看《比较宪法》一书——为纪念钱端升先生百岁冥诞而作》，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5期；

《美国比较法现状和改进建议》，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4期；

《评“法律全球化”的理论》，载《国际经济法论丛》2001年版；

《董必武关于法制的思想》，载《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一辑）；

《八国宪法首先实行的制度和特征》，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最勤奋的学者

沈宗灵的学生刘星回忆，在北大法学院图书资料室翻阅外文书时，发现几乎所有关于法律理论的，借书卡上均有先生签名。

法学院校学生，都会对沈宗灵有所了解，是源于他所主编的“红宝书”（书皮为红色）《法理学》。这是一本入门级别的法学基础教材，大而全，功力也深厚。不过，大部分学生只是“有所了解”，不够深入，就不是书的原因了，而是因为，在法学的所有科目里边，法理学显得最不经世致用。

当然，根据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赵冬的说法，沈老的影响，可不仅于此。赵冬说，沈宗灵还有一本《现代西方法理学》，是多数院校硕士、博士入学考试必备书目，可称为“宝典”。

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周永坤最为看重的，就不是沈宗灵写的这些法学启蒙类教材了。他说，不必避讳，由于时代的限制，沈老的教材中，有一些是“维辛斯基”（前苏联法学家）的东西，这当然不是他的错。 出生于1923年的沈宗灵，是学着民国时期的“六法全书”于复旦大学毕业的。尽管毕业后，他又自费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并获政治学研究生学历，但回国后，因政治大环境所致，他不可能不将法理学与苏俄法学做结合。

这倒是没有将沈老故步自封起来。实际上，在研究苏俄法学的同时，他也将西方法学引入中国。周永坤介绍，在1964年时，沈老就翻译了马里旦的《人和国家》。

用周永坤的话说，在那个年代，这是一本真正开启人们心灵的书。“从此，马里旦的名言，国家是为人服务的，人为国家服务，是政治的败坏，就成了我的座右铭。”周永坤说。

不过，周永坤真正知道沈宗灵，却是在通读完该书几年之后。原因是翻译该书时，沈宗灵没有用真名，而是用的笔名“霍宗彦”。“那真是个奇怪的年代，译者不能署真名，只能隐姓埋名。”周永坤说。

此后，沈宗灵又陆续翻译了庞德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以及凯尔森的《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两本书在中国法学界影响深远。

能有此等学术成就，勤奋不可或缺。有媒体甚至称，沈老是那个年代里，最为勤奋的学者。

现已是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的刘星，曾是沈宗灵的学生。回忆起沈老，他说，印象最深的，是在北大法学院图书资料室翻阅外文书时发现，几乎所有关于法律理论的，借书卡上均有先生签名，惊异之余，知晓了先生学问高深的缘由。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对沈宗灵的回忆，也与书有关。他说，读书期间，自己从图书馆借过一本法理书，将书归还后，才记起自己读书时用作书签的家人合影，忘记取出来，于是赶紧又去图书馆找这本书。

这一找才发现，在马怀德之后，沈宗灵也借了这本书，自然也就发现夹在书里的合影。沈宗灵将照片给了法律系办公室，同时还附上一张纸条，“请找到照片里的同学并还给他！”

学生的“爱”与“怕”

“我们当时怀疑，是否是20多年的右派生涯，让他变得过分谨小慎微。”

这样一位学术大家，让当年的学生又“爱”又“怕”。

“爱”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初，师生的英文水平普遍低下，除了英文课，没有其他课以英文为教材。唯独沈宗灵，他用英文课本给研究生授课，还要求学生必须完成布置的英文阅读量。

沈老的学生王宏林回忆，沈宗灵每次上课，教室都挤不下，有时教室门开着上课，门外也坐着学生，因为有一些别的学校的研究生，也来听沈老师的课。外校学生到了课堂，说，“沈老师，我是某大学某教授的学生，我的导师让我来听您的课，希望您允许。”沈老师通常略点一下头，表示同意。

而“怕”，是因为，作为老师，沈宗灵对学生出名的严苛。现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李亚虹当年就是沈宗灵的学生，她回忆，在大学里，如果其他功课，你考试可以轻易地得八九十分的话，沈老的课程，你能考70多分，已属幸运。

李亚虹说，每次到非要见沈老不可的时候，自己都会高度紧张。“因为，他虽然彬彬有礼，一开门就让座，并让师母端上一杯上好的热茶，但他会在你的名字后加一个‘同志’，然后很直率地对你的问题加以批评。”

有一次，李亚虹见着沈老时说：“老郭让我代他向你问好。”沈宗灵便问，谁是“老郭”？李亚虹回答是郭道晖。沈宗灵立即严肃道：“你怎么可以对长辈和领导，这样没有礼貌？”李亚虹觉得委屈，大家都这样称呼郭老师啊，可也不敢多说。

这些都还在其次，根据沈宗灵的学生描述，沈老在不少方面，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李亚虹回忆，在毕业前，同学们决定给沈老送一个有江南景色的小木雕，以谢师恩。哪里晓得，沈老直接拒绝接受，还说，你们不应该这么做。李亚虹无奈地说，礼物上已经写了您的名字。这样，沈宗灵只好接受，但坚持把钱付了。“我们当时怀疑，是否是20多年的右派生涯，让他变得过分谨小慎微。”李亚虹说。

现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晨光也曾是沈老的学生。他回忆，1980年夏，在经历了大半年苦行僧式的准备之后，他终于考取北大法律系硕士研究生。

“开学后，我和另一位研究生一起去拜见导师——沈宗灵先生。早就听说沈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严师，我们自然表现出对导师十二分的敬仰，恭恭敬敬，不敢乱说乱动。但是，我们的虔诚似乎没有打动沈先生。”王晨光说。

简单的自我介绍后，沈宗灵单刀直入：你们是工农兵学员，底子不扎实，以前又不是学法律的，能不能学好法律，很难说。你们应当补一些法律基础课。听完这番话，王晨光说，自己犹如当头受了一棒，从梦中的五彩巅峰，打回到冷峻的现实。“原本期待听到的称赞话，一句都没有捞到。”

研究法理学的学者，最希望看到的，应当是法理学大放光彩，整个社会都趋之若鹜。不过，沈宗灵似乎没那么急功近利。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晓力曾是沈老的学生，他说，报考沈老的研究生时，沈老就多次要求他反复思考，自己是否真的适合学习法理学。

现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齐海滨，在当年，也有与赵晓力相类似的遭遇。齐海滨说，一次课后，他向沈宗灵小心表示，有意投其为师。“未曾想到沈老师听罢，竟报我以一种相当怀疑的目光，说他从不鼓励学生报考他的研究生，对我当然也不例外。”

2000年时，有记者主动就此事询问沈老，沈宗灵说：“对学生，我没有什么嘻嘻哈哈的，也不习惯。我觉得搞学问应该严谨。北大学风里就有这两个字，我很欣赏。有一段时间，很多学生想学西方法理学。我跟他们讲，据我的经验，学这门课程非常累，很不容易。因为它的范围太广，难以理解。而且学生的情况也不一样，有愿意埋头钻研学问的，但大部分不是这样。”

他留下了学术

有一次，沈老到东北出差，遇到了“文革”中抄他家的一个学生，沈老师客客气气，没有任何不悦。

脾气古怪归古怪，沈宗灵的心地，其实善良得纯粹。

尽管，没有如同别的老师一般直接收下江南景色小木雕，沈宗灵照样关心学生毕业后的去留。

李亚虹回忆，毕业前，沈宗灵认真询问她“未来的职业选择”，李亚虹回答后，就没再认真记着这事。没想到沈宗灵一直记得。

事后，恰好有了机会，沈宗灵和李亚虹说，他要去一个单位演讲，让李跟他一起去。李亚虹不明其意，后来才明白，“他是为了向这个单位推荐我”。李亚虹说，那次演讲完，沈老显然很开心，一扫平日的威严与拘谨，大快朵颐，看李呆在一边，还催说，“快吃快吃，否则就没有你吃的了。”

在学生面前，沈宗灵除了谈学术，也关心学生的生活问题，但对于自己的状况，极少提及。

王宏林回忆，他在与法学院别的老师的接触中，偶也有人提到，沈老其实遭遇了不少不公，包括学术成果被人侵占等。“不过，所有这些，沈老在我们面前，从未提及一个字。”王宏林说，有一次，沈老到东北出差，遇到了“文革”中抄他家的一个学生，沈老师客客气气，没有任何不悦。

即便在学术上，沈宗灵也从不参与正面争论。王宏林称，在法学界就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争论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沈老写了《研究法的概念的方法论问题》，提醒争论双方，大家可能是从不同角度，但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并无本质分歧。

沈宗灵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的第一大遗憾就是损失了太多的时间，“文化大革命”中搞翻译，也不能说一点收获没有，思想还是有提高。但从做学问来讲，还是觉得耽误了一些。

这或许是他此后更努力工作的原因。但即便如此，他对自己，也并不满意。“有了些成果，但觉得搞得不深，应该更深入一些。”他说。

3年前，李亚虹见过沈宗灵一次，那时候，沈老86岁，正在伏案翻译著述。

不过，对于沈宗灵为何如此勤奋，也有另一套说法。一位法学教师在其博客上写道，在会议上遇到沈宗灵，便和沈老说：“您的书，至今都是我案头必备的参考。”不料沈老叹口气说：“我并没有你所想象的那样威风，一个单纯的老师，只能这样。”这位法学教师事后慨叹，学术背后的艰辛，其实不只是学术的艰辛，“但他留下了学术”。

近几年，沈宗灵已经很少出门，按照一位了解沈老的老师的说法，他经常是上了一趟厕所，就找不到回会场的路了。

但对于学术，他还是异常热情。赵冬在2010年见过沈老一次，他回忆，沈老说话很少，总是面带微笑，安静地坐在对面；也不记得事了，别的话题聊不上来，要是跟他说说学术，或许他又能想起些事来。

赵冬于是和他谈佩雷尔曼，因为他硕士毕业论文，就是研究佩雷尔曼的修辞学论证，而沈宗灵的《现代西方法理学》里，也有一章专门对佩雷尔曼做介绍。

“没承想，沈老真的能想起来，并提到了修辞与逻辑，最后还告诫说，这些基础理论还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沈宗灵的妻子说，那时候的沈老，可能连上顿饭吃什么都记不住了，一直记住的，就剩这些东西了。

较真教授

1948年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归国，沈宗灵回到复旦开始教书生涯。1954年，借着北大重建法律系的机会，他到北大任教。

当时刚大学毕业的由嵘说，“那时沈老师30岁刚出头，风华正茂，年轻有为。”对由嵘这样的刚出校门的教师要求更严，“备课计划，编写讲演稿、试讲，他都一个字一个字地，反复看好几遍”。

沈宗灵曾以特邀委员的身份参加了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当时担任这一委员会的秘书。他回忆说，沈宗灵曾参加两次会议，“当有人提出要撤销本科，完全按照美国模式，或者继续保留专业，本科也要细分专业时，沈老师一直强调中国的法学教育为什么不能照搬西方教育，不能取消本科。”韩大元记得那次会议上，沈宗灵有些情绪化，“没有用很温婉的语言表达”。

沈宗灵很较真。他的弟子郑强回忆，有次某国家部委请沈宗灵去开会，主办方给每个参会者一个信封，回来后沈宗灵看到有五十块钱，他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要寄回去。郑强跟他解释说，这可能是交通费吧，“沈老师说，交通费？我是做公共汽车去的，回来的时候是中巴车，很便宜的，用不了这么多。”沈宗灵坚持把刨去路费剩下的钱给寄回去，他说，“我不拿这些不明不白的钱”。

浪漫慈父

1958年上半年，沈宗灵成了右派。儿子沈波认为，之前很爱交朋友的父亲被划为右派后开始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再与朋友打交道，因为他不愿意连累别人，不愿再去联络别人，而且躲避别人。在沈波看来，父亲这种性格的转变就是因为被错划为右派。多年后，沈宗灵曾跟他的学生齐海滨说过，这是一段“屈辱”的命运。

但父亲又是个豁达的人，沈波回忆，他小时候会在未名湖滑冰车，父亲会在前面拿着绳子拽着冰车一圈一圈跑。自己大学毕业时，在感情和工作上遇到烦恼和困难，父亲骑着自行车驮着他，在未名湖边走来走去，“你应该看开，目光应该放得更远。”

“父亲是个非常浪漫的人”，沈波说，母亲也是父亲的学生。沈宗灵到北京参加中央新法学研究院培训后留在这里工作，当时沈波的母亲作为检察院系统选送的学生到这里培训，“他们在那里认识的”。一向被视为非常讲原则的沈宗灵，也有网开一面的时候。沈波说，母亲的作业就由父亲帮着修改。

沈波说，父母两人当时都很爱吃，几乎把北京所有的餐馆都吃遍，每到下午四点，两人总会去颐和园，看湖光山色……

亲友评价

沈先生是我们国家法理学、比较法学、法律社会学等很多个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作为开拓者和奠基人，学科建设初期工作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他在这个方面所作的创新和努力非常巨大的，今天法学学科能有这么多的分支学科、能有现在的法学繁荣局面跟他过去所做的大量工作是分不开的。——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

沈先生一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为人正直、低调、亲和，淡泊名利。即使是在很特别的时期，他也坚持以人为本，没有说过违心的话，也没有做过违心的事。——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潘剑锋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学者，他的一生，走到现在非常不容易的。他始终坚持了一个学者的良心，坚持了潜心治学的品格。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学术为重，淡泊名利。他那份对学术的坚守，永远是我们的楷模。——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季卫东

在外人看来，沈老师过的是苦行僧一般的生活。退休后的沈老师基本上没有体育活动，每天早晨拿着牛奶从家里走出来再回去，这是他一天唯一的体力劳动，其他时间全是在写作、在阅读。——沈宗灵弟子郑强

沈老师之所以不苟言笑，是他不善于或者不认为有必要去刻意与别人结交关系，或者去说一些本没有必要的虚称，君子直来直去，这是一种真，当然给人的感觉好像不合群。还有一种真是他求真务本地做好学术和学问。——沈宗灵弟子、北京大学法学院张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