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内容简介
《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是北京大学宋史研究专家赵冬梅老师以30年史学研究为依托，为普通读者打造的一本通解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纠葛的通俗读物。
本书由制度史、文化史、史学著作精读三部分构成。作者一改制度叙事的严肃刻板印象，以轻松明快的方式来思考制度变迁，理解历代制度之得失，并分别从国家故事、群体故事、个体故事讲述制度在与不同层面的人的互动中产生的关系。与其他制度史写作者相比，作者更强调“从史学角度关注个体的生活与命运”走向：制度如何影响人的命运？人在制度中如何自处？人如何改造制度？如：个体在制度直接或间接作用下颠沛流离的境遇；官僚群体与更迭的制度“相爱相杀”，在制度变迁中的宦海沉浮；士庶群体在制度变革中的颠簸起落等。入仕、升迁、贬谪、宦游、服役等境遇是古人生命的常态，围绕这些具象化的常态，制度变迁的前因后果一目了然。关注人与制度的互动及人在制度中的命运，不仅带有人文关怀精神，同时，从人与制度的关系层面通讲制度发展的历史，这在已出版的通俗类制度史作品中独树一帜。
本书以开放的历史话题、充满问题意识的探讨方式，对那些真正塑造了传统中国并影响至今的历史要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解答了“历史并不一直向前”这一隐蔽逻辑——在对朝廷性质和君臣关系的认识上，元朝曾出现两大倒退：从朝廷性质看，华夏传统将天下称为江山社稷，主张“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而元朝的天下则入了皇家私囊——江山社稷变成了皇室私产；从君臣关系看，华夏传统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到了元朝，臣子沦落到以自称奴婢为荣——君臣关系沦落为主奴关系。专制与猜疑的强化自此一发不可收，直至近代。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金元以降，政治文化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水平为何会走下坡路？推动其江河日下的原因究竟何在？本书就此话题展开了细致生动的剖解。
作者既能从已有的史观中提出新见解，又能从悉知的史料中得出新史观；其带有问题意识的讲述方式充满了探讨的可能性与话题的延展性。
本书为读者开启了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制度与文化的通道，同时为管理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大量管理案例。辅以帝制中国大事表拉页、私房推荐书目、经典历史著作解读，以及近60幅高清彩插，图文并茂地诠释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变迁史。
1. 30年制度史研究的深厚积淀，对70年历史研究成果的“读书思考”
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倾30年制度史研究的积淀，为读者通解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纠葛的作品，是一本吸收过去70年历史研究成果的“读书思考”，也是继新作《大宋之变：1063——1086》后的又一力作。
2.本书更关注人与制度的互动及人在制度中的命运
相较于其他制度史研究专家，作者更关注制度中的人——制度如何影响人的命运？人在制度中如何自处？人如何改造制度？制度发展的整体脉络是怎样的？
3. 以深切的同理心和共情力解读历史
历史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生发出真正的同情。作者长期关注制度中的人，所以她非常重视从“理解之同情”的角度解读帝制时期的制度与政治文化，以此带领读者看懂并理解历史上的有为与无奈。这样，读者才能深入体察与明白古人之所想、所为，激发出真正的同情心与同理心。
4. 一场“典型个案普遍化思考”的思想盛宴
作者精挑细选大量典型案例，史观鲜明，见解独到，具有“熟悉的陌生感”——选取我们悉知的历史人物，但多是发生在他们身上鲜为人知的故事。通过短小精悍的案例，让读者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认识更为饱满立体。如 “一札荐三相”——额头跑马肚里撑船的欧阳修（谦谦君子天下之心 廓然大度公私分明），如欧阳修给范仲淹的一封信——台谏官“面折廷争”之职责 士大夫坚守道义之气节，如中国古代救灾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富弼赈灾（有条不紊接济30万河北灾民）等。
5. 一本充满问题意识与探讨视角的独特历史作品
本文以带有问题意识的探讨方式和多元化开放性的视角，为历史呈现留有更多可能性。文本充满探讨的可能性与话题的延展性，如：以“玄武门之变”“王安石变法”为例——对各执一词的历史事件做价值判断，虽改变不了过去，但会影响未来。再如：“抄近道”还是“绕远路”——从狄山博士的死，看如何权衡变通与坚守。此类问题的探讨，可帮助读者拓展知识面，调动思考力。
6.对宏观问题深入浅出的解读——从天下国家到家产制国家，历史为何会“开倒车”？
为什么说“历史并不一直向前”？当历史的车轮开到元朝，江山社稷变成皇室私产，君臣关系沦为主奴关系。金元以降，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和国家治理水平为何走了下坡路？导致其江河日下原因是什么？表现有哪些？
7.近60幅高清宋画彩插+私房荐书+帝制中国大事表拉页+经典史学著作精解
高清彩插：以近60幅高清宋画及每幅画300字左右的解读辅助读者理解。
帝制中国大事表：一张拉页看懂帝制时期大事发展的脉络
私房荐书：专业又个性的历史书目推荐，为读者提供深入探究古代政治制度、文化及人与制度关系等历史知识的入口。
经典史学著作精解：为读者开启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文化的一扇大门。
名家推荐
赵冬梅教授的这部作品，从制度、文化到社会生活诸方面勾勒历史脉络，点评千秋功过，将史学家的眼光和思考编织进人物事件的具体情节，寓严谨的专业知识于生动的史实叙事之中，史学洞见贯穿篇章，启发读者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 周雪光教授
作者以多年制度史研究功底为依托，将看似抽象的制度与文化还原到鲜活的政治生活场景中，就一系列影响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又生动的探讨。这本书对读者了解中国古代制度变迁与文化更迭的轨迹，认识历史上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大有裨益。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张帆教
作者简介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毕业，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
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北大分校客座副教授，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
曾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述寇准、司马光等历史人物。出版有《千秋是非话寇准》《司马光与他的时代》《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大宋之变：1063—1086》等作品。
主修宋史，在官僚制度、官僚生态、社会生活等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对晚唐至北宋军事、政治、社会生活，以及对制度中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制度与人群的互动关系关注密切。
原文摘录
这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通病，善于捕捉特殊的历史现象，却不善于从特殊中抽象一般，缺乏从特殊现象中发现普遍问题的能力。 上箱典章经制下的理乱兴 63 皇帝的“同前实习 现代专业历史学的一大进步，是我们终于开始认真地注意到 历史是有过程的”。从封建到郡县，这是过程；楚国八百年这是过程；唐朝的兴衰，这也是过程。这些过程都是大过程，我所说的“过程”，指的是那些相对于宏大过程而言的细微的过程。比如，一个历史人物从出生到死亡，就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持续不断地和周围世界进行信息交流，他经历、体会、反思、进步、倒退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健康状况在变化，阅历在增长，地位有浮有沉，他所处的环境有时顺风顺水，有时山重水复，有时山穷水尽。跟我们一样，在不同的境地中，他会有不同的心态会写出不同的文字，说出不同的话，这些话可能前后一致，也可能互相矛盾。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变化中的人，而变化中的人是有他的过程的。从前的历史学并不真正尊重过程。比如写一个英雄，从一开始就是奔着神坛去的，可以缓缓登顶，但是路径明确，从年轻时候就开始发表特励志的讲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有朝一日成为英雄；写一个政治家，基本上从一登上政治舞台就是一副气宇轩昂、领袖群伦的样子。而现在的历史学开始尊重过程，尊重过程中那些偶然事件对人物、事件和制度的影响。
书评
历史上的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时间存在，一定是经过了筛选，经过了沉积，凝聚了人类某个群体集体的愿望、理念与智慧。回到中国帝制社会来说，皇帝与士族阶层共同制定了延续千年的政治制度，是为了维护这个阶层的利益，延续他们的统治， 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价值取向、政治理念和政治观点的规范化与具体化。
想要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制度，需要对中国历史上的观念、思想、政治理念加以了解，才能知道政治制度的原理与思路，才能明白中国历史制度的优与劣，得与失。孟德斯鸠透过共和、君主、专制各种政治的原则，透过表面现象去研究其背后的本质，将观念史与制度史相结合，写出经典政治哲学著作《论法的精神》也是基于这个思路。
中国自古以来对于“得民心者的天下”这一说法极为赞同，这一说法不论是哪个朝代，无论真正做到与否，帝王君主表面上都是遵从这一原则的。“民本”意味着“民为天下之本”，民心的是与否，与制度的合理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纠缠的。
如何去理解中国古代制度的发展、演变与得失？如何理解帝制时代民与制度之间的关联？赵冬梅老师的《法度与人心》一书为普通读者了解中国帝制时代提供了非常好的思路。
《法度与人心》分为上篇与下篇两个部分，上篇探讨了典章经制下的理乱兴衰，以各种历史资料为基础，探讨各种制度的变迁。其中包括皇帝的权利、帝制与相制、帝制国家的治理、巡视制度的演变、选官与用官、利益的分配等等。下篇为王朝政治省思，从历史的各个朝代入手，讲述传统政治文化的演变，以及古今政治思想的差异，及对于古代政治的反思。
从研究的思路与视角来看，赵冬梅老师在《法度与人心》中非常偏重于深入中国古代制度的内部，采用内部观察视野，从具体的、个体的、微小的政治制度演变入手，去理解古代制度的变化，去呈现中国帝制的本质。这与以往不少著作重点关注制度外在表面的呈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外就是对于古代政治制度中君主帝王与“人”的互动角度来解释帝制。也就是说，从政治制度的行为、君主的立场、臣子的立场、统治过程与制度结构的互动与构建这些角度出发，去理解制度的发生与变化，改变了某些著作中只见“制度”不见“人”、只有制度结构没有体现内在变化的状况，讲述得极为详尽，让人受益匪浅。
在后记中作者提到，这本书原本是作为音频节目的素材，以笔记的形式来记录的，相比赵老师其他的书籍，从逻辑结构上并没有那么严谨，有些内容在不同的章节前后有些重复，不过作为一本入门的表现中国帝制时代的科普读物，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深入浅出，描述详尽，倒是显得极为友好。
不管是君臣、父子、夫妻，还是兄弟、朋友、合作伙伴，其中最为重要的基础就是信任。但是很可惜，在中国帝制时代，这种信任关系恰恰就是君臣关系最大的软肋。
作为神授天权的皇帝，其最大的担忧就是失去权利，也正因此，皇帝的疑心病是与生俱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臣子唯一能做的就是存形迹、避嫌疑。否则信任缺失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赵冬梅老师在书中提到了宋朝的“庆历新政”，提到了“王安石变法”，这些改革运动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与失去帝王的信任有着很大的关联。这一点，在赵冬梅老师的《大宋之变》中其实也提到过，对于宋神宗与王安石、司马光这两位观念不同的臣子之间的政治博弈，与君臣之间的信任程度是有着极大的相关性的。王安石得到宋神宗的信任，得以开展变法；哲宗登基后，司马光得到信任，再次在大宋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可惜那时候留给司马光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赵老师在《法度与人心》中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除了开国的君主，一般登上皇帝宝座的也就是中等的智力与能力，而能够做到位极人臣的文臣武将，莫不是一流的智商与情商。二流皇帝领导一流的臣子，如果臣子能够得到皇帝的充分信任和权利，一定能成大事。如果皇帝不把臣子的功劳当成朝廷的荣耀，臣子功高震主，那功臣的命运可想而知。
所有的功劳皆归君主，是君臣和睦相处，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想一想这千余年来的帝制，出现过多少君臣相残的事例，在想一想这“功劳皆归君主”，不禁唏嘘不已。
《法度与人心》有一章是专门讲述巡视制度的兴与衰。在中国的古代，良好的监察制度是国家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对实现良好的政治生态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其背后无不以良好的监察制度为保障。
赵老师在书中总结了巡察制度的三个特点：其一是巡视使不是地方官，对地方事务不负管理责任，因此也就没有利益纠葛；其二，巡视使的责任是对地方官员的施政情况（而非地方事务本身）进行监督、检查，并提出弹劾；其三，巡视使通常具有“以卑临尊”的特点，自身品秩卑微，但是权力巨大。
监察制度是好的，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监察制度逐步开始演变，蜕化。在书中可以看到，皇权对监察制度进行了构建，却也对这个制度进行了侵蚀。唐朝的台谏制度，能够对君主起到约束的作用，等到了宋朝，随着君主的集权，监察体系逐步在蜕化。另外，巡察制度的第一要务就是不能陷入地方的势力纠葛中，但是在汉朝部刺史监察，最终逐渐变成了地方官，唐朝的按察使，最后渐渐地方化，明清两代的巡抚、总督都是从巡视官转变成为地方官，失去了监察的职责，监察制度慢慢失去了其本意。最后，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监察观很难保持自身的清明，最终依附权贵，为利益所诱，成为政治傀儡。
这也就是赵老师所说的：“金元以后，官僚集团集体奴化，能够匍匐在皇帝的脚下，就能匍匐在皇帝的代表脚下。”
在结语中，赵老师提出一个观点，《法度与人心》是讲述一个有关倒退的故事。
“帝制中国的政治文化，在北宋抵达最好状态，然后一路下行，节节倒退，直到1911年。”
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是好的，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坏的呢？很简单，凡是有利于本朝统治长治久安的，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坏的。长治久安的最高目标又可以分解为三部分：第一，是整个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的基本稳定；第二，是朝廷国家的统一与安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皇权的稳定与安全。
从这些标准来看，到北宋仁宗时代，政治制度已经接近于理想状态。在个观点在吴钩的《宋仁宗：共治时代》中也有所体现，电视剧《清平乐》的热播，也向广大观众传播了这一观点。
但是随后，从宋神宗开始，几乎都是对于政治制度的破坏，将皇权从儒家经典、祖宗法度和天意人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彻底破坏了宋朝政治的根基。
等到了金元之后，北方落后民族入主中原，野蛮征服文明，在国家性质的认识上，从“江山社稷”天下国家倒退为家产制国家，元朝国家成了成吉思汗家族的私产；在君臣伦理上，从具有抽象人格平等的君臣关系变异为主奴关系。华夏政治文化中那些原则性的基本共识遭到了彻底的动摇和瓦解。金元明清，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一路下行，一路倒退。
针对中国帝制的这种倒退，以及帝制与人心之间的演变，赵老师在最后提出了两个问题，应当怎样看待政治上的不同意见？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当中，是否对异议缺乏包容，对抗争缺乏耐受？这两个问题作者还在思索，同时也是值得广大读者去深思、去考虑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