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黄的白炽灯(聂钦）
作品欣赏
泛黄的白炽灯
过完中秋，就想着再有十多天就是八月二十八了，这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是我奶奶的生日。奶奶走时我才二十二岁，而今，二十九年过去，自己已是年过天命的半百小老头了。
奶奶个子小巧，一米五都不到，常年穿着蓝色大襟的衣服，围着一条蓝色的布腰裙(围裙)，头上包着一块蓝白条纹相间的毛巾，背有点花(驼)，眼睛不太好，常会无故流眼水，说话轻声细语的，从未与人脸红吵架。她也不出去串门，偶尔，几个常走动的老人来和她拉拉家常，她多数时候都是在倾听，简单的应几声，并没多少回话。那时她带着我们兄妹三人，还有姑姑家的几个表妹长住在我们家，五六个小孩在家吵吵闹闹，还要操持着一家大大小小的三餐和家务，真够她忙了。
奶奶在世时，记着全家人的生日，却不得记自己的生日，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哪天生日，是八月十八还是二十七八。八月二十八还是奶奶去世后，上碑刻字时爷爷定下来的。她给家里每个人烧生日面，唯独不记得给自己烧碗生日面。奶奶应该是舍不得烧吧，那时候一碗面条两个鸡蛋，也只有来客人或者家人生日时才会烧。她这个为家人烧了一辈子饭的人，就是舍不得给自己烧碗生日面。
爷爷在生产队管后勤，带着队里一帮年老体弱的妇女在仓库和晒谷场干活。夏季双抢时雷阵雨多，后勤是管晒谷的，爷爷通常都是等上午田里收回来的稻谷全翻晒出去，才回家赶紧扒一口饭，就赶回晒谷场守在那里，时常把手搭在额前，看看天上的云，若是西南方的饭甑坛后面有乌云开始往上涌，他就紧张的催促所有人准备收稻谷。有时雨来的急，有些妇女拖拖拉拉来迟了，有的地垫稻谷淋雨了，爷爷就会板着脸瞪着眼珠骂人，那些妇女一声不敢吭。
我小时候也挺怕爷爷，不敢亲近他，最怕他瞪眼珠子了。有一次去爷爷的保管点玩，有个大人捉弄我，让我在生产队的预支单上按手印。那时才七八岁，还没读书，不懂事，真的就把指印按上去了。等爷爷过来看到了，一个大耳刮子就打了过来，我吓得不敢吭一声，独自跑回家，在保管点的围墙外碰到了奶奶，才哇的一声哭出来。奶奶一看我半边脸都红了，五个指印深深印在那里，心疼极了，赶回保管点质问爷爷，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挨的耳光，也是唯一一次见奶奶跟爷爷急，所以印象特别深。
可是这么“凶”的爷爷，却从没看他凶过奶奶。他们俩是亲上加亲的表姐弟，姑姑家女儿嫁回到舅舅家，奶奶比爷爷大一岁，从小青梅竹马，感情很深。在我的印象里两位老人从没吵过架，爷爷主外，奶奶主内，奶奶就是那种以夫为纲的传统女人吧。都是爷爷拿主意，她就在家默默地操持家务，她应该觉得那是她的本分。
爷爷读过几年书，高小毕业，听他说毕业时是全校第一名，但家里穷，没有再供他上学。爷爷虽然脾气急一点，为人却是挺好的，只是为集体的事骂人，却从没见他为自己的家事与人吵架，也爱给人帮忙，奶奶又对谁都和蔼可亲，所周围邻居都喜欢到爷爷奶奶?窄的房中坐坐。
那时大家没有什么可娱乐的，我奶奶那个挂着一盏昏暗泛黄的十五瓦白炽灯的小房间是最热闹的。我从小跟着爷爷奶奶，他们的房间，那也是我从小睡到的“卧室”。其时那时老屋里每家都只有一间卧室和一间厨房，除了吃饭，其他都在卧室，根本没有隐私一说。
左邻右舍吃了晚饭，料理好了家务，就都到我奶奶的房间里来了。整个房间挤满了人，两张床沿，几张凳子都被早到的人坐满了，后来的人就只能站着了，奶奶热情的招呼大家，大家闲聊着家常。爷爷常会为大家讲些他年轻时的从青田挑盐到江西，从丽水挑米到金华路上碰到的新奇事。也和大家讲日本鬼子进村时全村逃难时的情形，说隔壁的小玉爸爸就是逃难到双尖山上时出生的。逃难回来后，隔壁水兴伯家满地都是日本人的大便，甚是可恶的是，连米缸里都是。
爷爷说他在金华做长工时曾被鬼子抓去修碉堡，差点被凶恶的大狼狗咬了，从修碉堡回营地的路上，怕游击队偷袭，一方面把他们押在中间当人质，另一方面鬼子也是为了壮胆，远远看起来人多势众的样子。爷爷后来逃回家，不久又遇上国民党抓壮丁，翻窗出去，连夜逃到马卜当保长的舅公家，由舅公护送出关，再次到金华安地做长工。
奶奶都是坐在床上静静地听着，很少插话。她没读过书，不识字，只认一个字，那就是我们家的姓“聂(聂)”字，因为我家在村里是独姓，所以在集体的地方，她就凭这个字找自家的东西。我读书后，看电影看戏都是我陪着她看，给她讲解。
老话说“老儿子，长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我这个长孙子自然从小受奶奶宠爱。因为不识字不会看日历，她平时也记不太清日子。但在我去柳城读高中的时候，却清晰的记着哪天是星期六，因她最疼爱的大孙子星期六中午后就会回家了，午饭总要给我留饭菜，怕我骑了二十多里路又饿了。那时候肉是难得买的，星期天早上老早就捧了一碗黄豆去换豆腐，奶奶就把豆腐切的一片一片方方正正的，煎的两面金黄的，把一个罐头瓶装得满满的，等傍晚时分我从田地赶回来，吃上一碗奶奶特地为我烧的面条，带上为我准备好的霉干菜、豆腐，急匆匆的骑车赶回学校晚自修。
后来高考没考上，我去村里的服装厂当了机修工，那年奶奶已经七十岁了。当我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因为还是学徒，只有四十元，我买了一刀肉回来给奶奶，又给了她十 元钱，她不肯要，我说现在我领工资了，可以孝敬你了，最后奶奶才收下了那十元钱，奶奶高兴极了，说自己疼爱的大孙子终于长大成人了。
那时奶奶身体已经一天不如一天，后来，饭也吃不下去了，去镇卫生院看了，也查不出什么毛病。我和爸爸早上用担架把她抬到医院，晚上抬回来，这样抬了几天，奶奶没有一点起色，反而日渐昏沉，医生就劝我们不用送去了。最后的二十来天，奶奶就这样昏昏沉沉的睡在床上，勉强能喂一点汤水进去，但无论我们怎么叫她，和她说话，奶奶再也没和我们说一句话，每每从她房间出来，我都泣不成声，泪水怎么也止不住。
在离奶奶七十岁生日还有三个月零二十天的时候，在陶村最热闹的五月初八交流会那天晚上，奶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外面的世界是那么热闹，而我的世界，只剩下了那盏泛黄的白炽灯。[1]
作者简介
聂钦，金华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