渌江桥名话当年(刘建安)
作品欣赏
渌江桥名话当年
“渌江桥上好风光，但愿人人陈盛芳。八十万人皆好善，匹夫有责负兴亡。”九十五年前，相继历任滇、湘、鲁、皖四省财政厅长，其时正在安徽任上的醴陵籍人，亦即民国才女袁昌英之父袁家谱，欣闻往遭北军兵燹，断行已达七年之久的渌江桥，在醴陵乡贤陈盛芳及其族人首议，倡捐重建、即将竣工通车之际，发来了一份电文。
通车典礼之日，醴陵县全城居民万人空巷，纷纷前来观摹盛典。七年前的木石六拱桥，如今已焕然一新，变成了享誉湘赣的湘东第一民桥。九拱十礅、高大宽敞的全麻石结构的桥面上，人们手执彩旗，载歌载舞；由原址上移五十米，以搭支桥连接状元洲，成为一桥二用的杰构，不但在资源利用和景观增色方面，均为有所建树，更让世人以步当船，结束了自宋理宗宝佑(1253—1258)年间，首建石礅木梁桥近八百年以来，南来北往过客或走状元洲浮桥，骡马高车必走西门码头，乘大型渡船过河的历史，以至今日，仍在很多醴陵老人口中相传的地名：东正街与建国路相交的“十字街”，早就已经变为“丁字街”，可谓名不符实了；大桥主修、南社才子、桥碑题记者、省长署秘书傅熊湘先生亲临现埸，主持庆典；大桥工程总理、豪捐款物共计约五万银洋的陈盛芳公，这天刚好年满五十周岁，县长及其以下僚属、桥董会、乡绅耆老、草根百姓，莫不争相向其趋步，举杯相贺；乘船逆水而行，可见桥西正中央的桥额上，镌刻着当今“康圣人”(当年知识界盛传，中国几干年历史中只出现过两个圣人，一为孔夫子，二为康南海。不过，今日之辞条采用，通常已为后者加上了引号)康有为所题写的“渌江桥”三个圆润挺脱的魏碑字体，更是吸引了无数啧啧称奇的目光……
一位饮誉全国近三十年，而今已被国人奉为“救国图强”偶像，“变革朝政”化身的名流，能为一座小县新桥之落成挥毫泼墨，不但分文未取，还倒贴了三千银洋的贺礼，这其中当然会有一些故事。
话说1894年末，我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自称泱泱大国的大清，终被蔑称为蕞尔小国的日本战败。1895年2月，随着中方求和、西方列强干预的《马关条约》签字生效日期的临近，举国上下的民族生存危机，与日俱增。
时值京师会试，全国十八行省的1300多名举子们齐聚北京。说到即将由李鸿章押印的《马关条约》，各省举子无不痛心疾首，尤其是台湾举子，因其地域即将按该条约割让给日本，说道起来更是群情激愤，泣不成声。也是“人在江湖走，时势造英雄。”广东南海人康有为及其同乡弟子梁启超，早在四年前就以《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二书学说轰动文坛，一时风头无二。时下巧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关头，康大先生岂有放任其流之理？于是，康梁二位将主要内容为“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革”的《上今上皇帝书》，在各省举人会馆中广为演说，征集签名。广东作为二人家乡，签名附议相对顺利。但按方位从南到北，按脾性省风民情，第二个想到的省份就是湖南。没有料到的是，湖南数十名举子阅毕该书后，人人相顾咋舌，面有难色。惟有坐在一边的醴陵文俊铎，独自毅然首署。这个签名，既为带动湖南以及其余各省，以后成为传说共有1200人签名的“公车上书”，可谓举足轻重，“镶”功至伟。
文俊铎，字代耕，醴陵东堡人。光绪辛卯年与熊希龄(凤凰人，维新变法首领之一，民国政府第一任总理)同科中举。以一等知县候补湖北，耻于纳金竞补，下任长发审局、硝磺局、来凤厘局。甲午之役，随湖南督军吴大澄率湘军征倭，出关时计谋不为所用，遂辞官回乡。值京城礼部应试，结识并鼎力支持康有为。回乡以后，谭嗣同在湘设南学会，以俊铎领衔，附设湘报，鼓吹革命。戊戌变法失败后，几遭通缉，幸为逃脱。二年以后重回醴陵，行医故里，与宁太一等将渌江书院改办为新式中学。以后邀请熊希龄来醴，考察东堡沩山瓷业，开厂办学，实为醴陵瓷业首次在国际上揽金扬名，贡献颇多。之后，他又慧眼识珠，推荐义子陈盛芳(浦口河泉人)去萍乡安源煤矿，使其崭露头角，富甲一方，最终成为一位忧国忧民的布衣善士，功不可没。
回说康文之交。自公车上书、三年以后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以后，康有为流亡日本、加拿大、欧美等四十余国，到处发表“惟我皇上英明，乃能救中国”，“废除封建专制，建立君主立宪”等为主题的演讲，博得了许多华侨的首肯和拥戴。时机成熟后，康有为联合他人在加拿大创办保皇会(后改维新会)，在西欧多国建立分会，规定入会者每年需缴费两元。据统计，数以百万计的会员会费，让他过上了极其舒适甚至涉嫌生活糜烂的生活。有资料显示，他曾在瑞典买下一座岛，在多国拥有房产，娶妻妾六房，计十二个子女。相比稍后的“民国之父”孙中山先生，他的流亡生涯可谓有滋有味；这又犹如刘禅陷魏一一乐不思蜀了。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在回国至1927年过世的一十六年间，在全国各级政要和各省军阀中，经常受邀到彼地演讲。“火车专列坐，迎宾管乐迎。演讲含热泪，恭维满堂红。”这首坊间盛传的小诗，写尽了他在国内的遭际依然故我，比海外犹过不及的优渥待遇。
回到渌江桥的题名由来，列位看官看到此处，或许也能看出一些端倪了。确实，1925年9月，值新醴陵渌江桥即将通车之际，醴陵桥董会一干耆老，却正在为请谁题写桥名，以壮声色之时，适逢省长署秘书傅熊湘回醴公干，透露了康有为近日即将应湖南省长兼督军赵恒惕之邀请，来湘考察和演讲。桥董会闻讯喜不自禁。虽说“康圣人”的拥趸铁杆文俊铎已于1916年过世，但其义子、大桥工程总理、义薄云天的陈盛芳，仍可以上名义，在长沙火车站月台，由傅秘书带领“拦驾”，面见康大先生，看文俊铎后人薄面，叹布衣善士胸怀，将他请到长沙醴陵馆，题一桥名，这也应当是书家提笔一一举手之劳吧……
盛事已往，芳声长留。时光过去已近百年。文俊铎、傅熊湘、陈盛芳公等在桑梓所留下的一切，将永远存留在醴陵人民的心中。至于“康圣人”留下的墨宝，以及他对中华民族的民主启蒙贡献，那就留待后人，留待历史，去慢慢评说吧。[1]
作者简介
刘建安，湖南醴陵市人，醴陵市作协会员。出生于1961年3月，现在醴陵市文物局工作。下班之乐，含饴弄孙，文字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