潭嗣同

潭嗣同

潭嗣同 他的父親譚繼洵曾任清政府戶部郎中、甘肅道台、湖北巡撫等職。生母徐氏出身貧寒，作風勤樸，督促譚嗣同刻苦學習。10歲時，嗣同拜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為師。在歐陽中鵠的影響下，他對王夫之的思想發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啟蒙。他...

目錄

譚嗣同

他的父親譚繼洵曾任清政府戶部郎中、甘肅道台、湖北巡撫等職。生母徐氏出身貧寒，作風勤樸，督促譚嗣同刻苦學習。10歲時，嗣同拜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為師。在歐陽中鵠的影響下，他對王夫之的思想發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啟蒙。他讀書務求廣博，好講經世濟民的學問，文章寫得很有才華。他對傳統的時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他仰慕那些鋤強濟弱的草莽英雄，曾與當時北京的一個「義俠」大刀王五結交，二人成為生死不渝的摯友。1877年，在瀏陽，他又師塗啟先，系統學習中國的典籍，開始接觸算學、格致等自然科學。此後又到蘭州，在他父親的道署中讀書。1884年，他離家出走，遊歷直隸（今河北）、甘肅、新疆、陝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觀察風土，結交名士。勞動人民反封建鬥爭精神的濡染，開闊了他的視野，使他的思想富於鬥爭性。1888年，他在著名學者劉人熙的指導下開始認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華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時又廣為搜羅和閱讀當時介紹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豐富自己。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和妥協退讓，中國戰敗，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1895年5月2日，康有為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舉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深重的民族災難，焦灼着譚嗣同的心，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義憤填膺，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的妥協行徑極為憤慨。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開始「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他感到「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實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

1897年夏秋間，寫成重要著作《仁學》，它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他認為物質性的「以太」是世界萬物存在的基礎，世界萬物處於不斷運動變化之中，而變化的根源在於事物的「好惡攻取」、「異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現規定為「仁」，而「仁」的內容是「通」，「通之象為平等」，「仁――通――平等」是萬物的發展法則，是不可抗拒的規律。他在這部著作中，憤怒地抨擊了封建君主專制所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摧殘壓抑。指出，封建綱常禮義完全是那些獨夫民賊用作統治的工具，特別是君臣一倫，更是「黑暗否塞、無復人理」。因此，對於那些昏暴的專制君主，不僅可以不為其盡忠死節，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1898年初，接受了傾向維新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邀請，回到湖南協助舉辦新政。他首先加強了時務學堂中維新派力量。自己擔任了分教習，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習，協助任總教習的梁啓超，在教學中大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敗」。孔子改制、平等、民權等學說由此而乘風揚波，日益恢張。他還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給學生，向他們灌輸革命意識，使時務學堂真正成了培養維新志士的機構。

1898年3月，他又與唐才常等人創建了維新團體南學會。南學會以聯合南方各省維新力量，講求愛國之理和救亡之法為宗旨，「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為了加強變法理論的宣傳，他還創辦了《湘報》，作為南學會的機關報，由他任主筆。由於對湖南新政的盡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聞名。光緒《明定國是詔》後不久，就有人向光緒帝推薦譚嗣同，光緒帝同意召見。8月21日，他抵北京。9月5日，光緒下詔授給他和林旭、劉光弟、楊銳四品卿銜，參預新政。次日，光緒又召見他，表示自己是願意變法的，只是太后和守舊大臣阻撓而無可奈何，並說：「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隨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光緒帝變法的決心和對維新派的信賴使譚嗣同非常感動，覺得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已經在握。他參政時，維新派與頑固派的鬥爭已是劍拔弩張。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謀，要在10月底光緒帝去天津閱兵時發動兵變，廢黜光緒帝，一舉撲滅新政。9月18日，譚嗣同夜訪袁世凱，要袁帶兵入京，除掉頑固派。袁世凱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榮祿，然後率兵入京。袁世凱於20日晚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密報西太后。21日，西太后發動政變。慈禧連發諭旨，捉拿維新派。他聽到政變消息後並不驚慌，置自己的安危於不顧，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帝。但措手不及，計劃均告落空。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用自己的犧牲去向封建頑固勢力作最後一次反抗。譚嗣同把自己的書信、文稿交給梁啓超，要他東渡日本避難，並慷慨地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日本使館曾派人與他聯繫，表示可以為他提供「保護」，他毅然回絕，並對來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在獄中，意態從容，鎮定自若，寫下了這樣一首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9月28日，他與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義於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當他們被殺時，刑場上觀看者上萬人。他神色不變，臨終時還大聲說：「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現了一位愛國志士捨身報國的英雄氣概。1899年，他的遺骸運回原籍，葬在湖南瀏陽城外石山下。墓前華表上對聯寫道：「亘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濤。」其著作編為《譚嗣同全集》。

根據著名歷史文化學者申寶峰先生長期調查研究，譚嗣同於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被清政府殺害。他的遺體是瀏陽會館的老長班{管理員}劉鳳池收殮的。劉鳳池在譚嗣同行刑當天自始至終在場，譚嗣同被殺之後，他趁着午夜無人之機，用蘆葦把譚嗣同的遺體蓋上，扛回到了北半截胡同的瀏陽會館{位於北京宣武區北半截胡同41號}，又花了紋銀六十兩購買棺材把譚嗣同遺體收殮。到第二年{一八九九年}，譚嗣同的親屬進京將譚嗣同的遺骨運回家鄉瀏陽。現傳的大刀王五收屍之說，沒有史實根據，而王五也沒找到付諸行動的機會。

譚嗣同傳

作者：梁啓超

原文：

今年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被征。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為軍機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後，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皇上有所詢問，則令總理衙門傳旨，先生有所陳奏，則著之於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機，然後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後及賊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變已起。

初，君之始入京也，與言皇上無權、西後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內侍持歷朝聖訓授君，傳上言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後雲。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為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西後與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詔。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為計。時諸將之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極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復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 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仆而殺仆，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為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仆與足不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仆固願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仆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仆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

「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

u2018漢人未可假大兵權。u2019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故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已查辦，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寧夏知府，旋升寧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仆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上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槍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仆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寧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復召見，聞亦奉有密詔雲。至初六日變遂發。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擘劃，而抄捕南海館（康先生所居也）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為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遊，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托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遊，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君既系獄，題一詩於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蓋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於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

翻譯：

今年四月，決定國家大計的詔書已經下達，譚嗣同由於學士徐致靖的推薦，被光緒皇帝宣召，恰巧生大病，不能去。到七月，譚嗣同才帶病進見皇帝，他回答的話很合皇帝的心意，皇上破格提升他，賞賜四品卿的官銜，做軍機處辦理文書的官，和楊銳、林旭、劉光第共同參預新政，當時號稱「軍機處四大臣」。參預新政的人，就像唐、宋的「參知政事」，實際上是宰相的職位。皇上想重用康有為先生，可是皇上害怕西太后，不敢實行自己的意志。幾個月以來，皇上有什麼事情要詢問，就命令總理衙門傳達聖旨，康先生有什麼事情要陳述啟奏，就只能寫在呈給皇帝的奏書里。自從四大臣進入軍機處以後，皇上和康先生的意見才能略微溝通，皇上決心要進行大改革了。可是西太后和那些反對變法維新的頑固派的忌恨也更加深了，不到十天，戊戌政變就發生了。

當初，譚嗣同剛進京時，有人同他說皇上無權、西太后阻撓變法的事，譚嗣同不相信。到了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想要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令他起草詔書，先派太監拿了歷代皇帝的遺訓給他，傳達皇上的話，說康熙、乾隆、咸豐三代皇帝都有開懋勤殿設顧問官的先例，要他查出來寫在詔書中，原來皇上將要用這些材料於二十八日親自到頤和園向西太后請示。他退朝回來，就告訴共事的人說：「今天才知道皇上真的沒有權。」到了二十八日，朝廷里人人都知道要開懋勤殿的事，認為今天聖旨就能下達，但終於設有下達，於是更加知道西太后與光緒帝不相容了。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於是想給他密詔，上面有我的皇位將近不保，命令康有為與軍機四大臣以及志同道合的人火速設法籌劃營救的話。譚嗣同和康先生捧着密詔痛哭，但皇上手中沒有一點權柄，沒有什麼辦法。當時許多將領當中，只有袁世凱長期出使朝鮮，研究過中國和外國強弱不同的原因，極力主張變法，譚嗣同就秘密上奏，請皇上拿優厚的待遇聯絡他，希望危急時刻或許能救助皇上，言詞十分激昂迫切。八月初一日，皇上召見袁世凱，特別賞賜侍郎的官銜。初二日，又召見袁世凱。初三日晚上，譚嗣同直接到袁世凱所居住的法華寺，直接問袁世凱：「您認為皇上是怎樣一個人？」袁世凱說：「是一代少有的賢明君主呀。」譚嗣同說：「天津閱兵的陰謀，您知道嗎，」袁世凱說：「是的，確實聽到過一些傳聞。」譚嗣同於是直接拿出密詔給他看，說：「現在可以救助我們聖主的，只有你了，你如果想救就救救他！」又用手摸着自己的脖子說：「如果不想救，就請你到頤和園告發我，並殺了我，你可以憑藉這得到富貴了。」袁世凱聲色俱厲地說：「你把我袁其當成什麼人了？聖主是我們共同事奉的君主，我和你同樣受到非同一般的恩遇，救護的責任不僅在你。如果有什麼指教，我自然願意聽的。」譚嗣同說：「榮祿的陰謀，全在於天津閱兵的舉動，你和董福祥、聶士成三支軍隊，都受榮祿的指揮調遣，將要用兵力挾持皇上逼他退位。雖然這樣，董福祥、聶士成不值得一提，天下的英雄豪傑只有你。如果事變發生，你用一支部隊抵擋他們二支軍隊，保護皇上，恢復大權，肅清君主周圍的壞人，整肅宮廷里的秩序，指揮起來鎮定自若，這是當世無比的事業啊。」袁世凱說：「如果皇上在閱兵時快速馳入我的軍營，傳下號令來誅滅奸賊，那麼我一定能緊隨你們之後，竭盡一切力量來拯救。」譚嗣同說：「榮祿待你一向優厚，你用什麼對付他？」袁世凱笑着不說話。袁世凱慕府里一個人說：「榮賊並不是推心置腹地對待慰帥，過去有人要增加慰帥的兵力，榮賊說：u2018漢人不可給他大兵權。u2019他不過一向籠絡慰帥罷了。就像前年胡景桂彈劾慰帥一事，胡景桂是榮賊的親信，榮賊指使他彈劾慰帥，而自己來查辦，洗清冤情來顯示對慰帥的恩德。不久，胡景桂就委任寧夏知府，隨即升為寧夏道，這是榮賊極其陰險奸詐的地方，慰帥難道不知道他！」譚嗣同於是說：「榮祿本是曹操、王莽似的人物。當代少有的奸雄，對付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凱怒目而視說：「如皇上在我的軍營，那麼殺榮祿就像殺一條狗罷了。」於是互相詳細地研究了救皇上的打算。袁世凱說：「現在軍營中槍彈火藥都在榮祿的手裡，而營、哨各宮員，也多屬於舊黨人員，事情緊急了，既然已經確定計劃，那麼我必須急送回營，另選將官，並設法準備貯存彈藥，就可以了。」於是再三囑咐袁世凱，就離開了。當時是八月初三日夜晚，三更天了。到了初五那天，袁世凱又被召見，聽說也接到秘密詔書了。到初六日，政變就發生了。

當時，我正在譚嗣同的寓所拜訪他，相對坐在榻上，籌劃着救助皇上的辦法，可是搜查康有為住處，逮捕康有為的消息忽然傳到，不久，又聽說西太后垂簾聽政的詔書。譚嗣同從容地告訴我說：「以前想救皇上，已經無法可救，現在想教康先生，也已經無法可救。我已經沒有事可做，只有等待死期了！雖然這樣，天下事情知道它不可能卻要做它。您試着進入日本大使館，拜見伊藤先生，請他發電報給上海領事來救護康先生吧。」我這個晚上就住在日本使館，譚嗣同整天不出門，等待逮捕他的人。逮捕的人結果沒有來，就在那第二天，進入日本使館，和我相見，勸我去日本，並且攜帶了他所著的書和詩文辭稿本數冊。家信一箱，託付給我。說：「沒有出走的人，就沒有辦法謀取將來的事，沒有犧牲的人，就沒有辦法報答賢明君主。現在康先生的生死不能預料，程嬰杵臼、月照西鄉，我和您分別充當他們。」於是互相擁抱一下就分別。初七、八、九三天，譚嗣同又和俠士們商議救護皇上，事情終於沒有成功。初十日，就被捕了。被捕的前一天，有幾位日本志士苦苦勸他去日本，譚嗣同不聽；再三勸他，他說：「各國變法，沒有不經過流血就成功的，現在中國沒聽說有因變法而流血犧牲的人，這是國家不富強的原因啊。有流血犧牲的，請從譚嗣同開始吧。」終於沒有離去，所以遭了禍。

譚嗣同已經囚在監獄裡，……在八月十三日這天，在刑場上被害，享年三十三歲。就義的那天，圍觀的達萬人，譚君慷慨激昂，神情沒有絲毫改變。當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新，譚君喊剛毅上前來說：「我有句話……」剛毅走開不聽，於是從容就義。啊！壯烈呀！

劍膽琴心譚嗣同

在瀏陽乃至中國的歷史上，維新志士譚嗣同都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偉丈夫，他為戊戌變法慷慨赴義的壯舉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譚嗣同從少年時代起，就有「劍膽琴心」的雅號。 在才常路的「譚烈士專祠」里，曾經有一幅譚嗣同攝於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歲，外穿月白色長衫，內着玄色武士裝，左手叉腰，右手持劍，濃眉俊目，閃閃似電，有一種立如山嶽、傲視死神的凜然正氣。譚嗣同短暫的一生中，兩劍三琴陪伴他度過了不少蒼茫歲月。

劍是英雄膽

1865年，谭嗣同出生在京城，当时其父谭继洵在京城为官。谭嗣同自小心胸坦荡，为人仗义，颇仰慕古代侠士，于是12岁时开始随“通臂猿”胡七与“义侠”大刀王五学剑习武，当时与他形影不离的是一把“七星剑”。13岁时，谭嗣同第一次回到家乡浏阳，“大夫第”幽深的庭院里，他三更灯火读书，闻鸡起舞击剑。市文化馆潘信之老师在约百年后曾亲眼见过那把“七星剑”，剑身较长，上面镶嵌有7颗铜星，呈北斗七星状布列。大约在20岁左右的10年间，谭嗣同游历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七星剑”是他旅途的忠实伴侣，伴随着他壮游祖国山河，行程8万余里，足迹遍布13省，结交义士，拜访名家，大开眼界。特别是有一次谭嗣同仗剑策马射猎，7昼夜行程1700多里，虽遇“髀肉狼藉”，但他仍然“怡然自乐”。壮游期间，谭嗣同意外地从两个极其偏远的地方，得到了他平生最崇敬的人物文天祥的两件旧物：“蕉雨琴”与“凤矩剑”，对这两件宝物他珍爱如命。从此，他将“七星剑”留在“大夫第”，将“凤矩剑”随身佩带，寸步不离。

琴即英雄魄

中国古代文人修养讲究“琴、棋、书、画”四艺，更以琴列为其首，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思想家、艺术家，如孔子、蔡邕、嵇康都以弹琴名世。谭嗣同也不例外，寂寥天地里，他舞剑抚琴潇洒一生。在“谭烈士专祠”展览厅里还有谭嗣同用过的“崩霆琴”的照片，琴身乌黑锃亮，楷书“崩霆”清晰可见。据史料记载，某年盛夏，谭家宅院两棵高约六丈的梧桐树被雷霆劈倒其中一棵，谭嗣同以梧桐残干，制成两架七弦琴，命名为“残雷”与“崩霆”，琴铭分别为“破天一声挥大斧，干断枝折皮骨腐。纵作良材遇已苦，遇已苦，呜咽哀鸣莽终古！”“雷经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无益于桐。”而文天祥所留“蕉雨琴”的琴铭是“海沉沉，天寂寂，芭蕉雨，声何急。孤臣泪，不敢泣！”1898年谭嗣同应诏赴京变法，时年34岁，和夫人李闰分别时，除了赠以《戊戌北上留别内子》一诗，据说他们夫妇在别离前夜，还对弹“崩霆琴”与“残雷琴”依依惜别。北上时谭嗣同将“崩霆琴”与“残雷琴”以及“凤矩剑”带在了身边。多少年之后，不论是秋风飒飒还是春雨霏霏，在“大夫第”绕室徘徊，侧耳倾听，那屋宇栋梁间仿佛依然缭绕着他们那永不消逝的琴声！

血見英雄色

谭嗣同携带一剑二琴，为拯救中华民族于亡国灭种之难，北上京城准备一展变法强国宏愿，只可惜旧势力阴霾重重，“戊戌变法”百日而终。为唤起民众觉醒，谭嗣同舍身赴难，慷慨就义。本来谭嗣同有机会逃生，但在大刀王五等人劝他出逃时，他选择了流血，并将“凤矩剑”赠给了大刀王五，一代名器终不辱主。 “残雷琴”现藏于故宫博物馆，而“崩霆琴”从此不知下落。“残雷琴”长119.8cm，肩宽19.3cm，尾宽13cm，为落霞式，髹黑色光漆，背面轸池下方刻魏体书“残雷”，其下刻琴铭，款题“谭嗣同作”，腹款刻“光绪十六年浏阳谭嗣同复生甫监制”。光绪十六年为公元1890年，谭嗣同时年25岁（一说此琴制于谭嗣同16岁时）。不知何故此琴后来到了一个叫钱君宜的人手里，并由他于1952年将此琴捐献故宫博物馆。在谭嗣同的手下，七弦琴已不是一般文人雅士休闲遣兴之玩物，而是爱国志士剑戟交鸣的生命之歌。恰好在“崩霆”琴上有他肝胆相照的挚友唐才常的挽联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谭嗣同在北京就义后，尚有“七星剑”、“蕉雨琴”等遗物留存其故居“大夫第”，被李闰悉心封存保管在阁楼之上。上世纪60年代，县文化馆对浏阳古乐进行抢救性保护，在征集古乐器时了解到，“土改”时谭家曾将部分谭嗣同遗物交由佃户谭某保管。当时在文化馆工作的潘信之老师说，工作人员多方辗转，终于找到了谭某，不但在那里找到了24根铜制凤箫，还找到了“七星剑”，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谭某出于担心将谭嗣同遗物埋在了地下，“蕉雨琴”已经腐烂成为一堆木屑。“七星剑”由此被文化馆收藏，潘信之老师于1965年调到外地工作，1981年重回文化馆工作时却再也见不到那把“七星剑”了。通过多方打听，潘老师得知了“七星剑”遗失的过程:“文革”动荡中，县花鼓剧团造反派一头目闯进文化馆，拿走了“七星剑”，经常佩带在身招摇过市，用“七星剑”进行“文攻武斗”，很多人都看见。但潘老师找此人询问了几次，此人始终不承认拿走了“七星剑”，在谭嗣同手中叱咤风云的“七星剑”竟然就此不知下落。

譚嗣同與佛教

在中國歷史上，有兩個人被譽為「佛學彗星」，一個是東晉時期鳩摩羅什的弟子僧肇，他只活了三十歲，但卻留下一部佛學經典之作《肇論》，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動的地位；另一位是晚清的譚嗣同，他活了三十三歲，但卻賦佛學予現代的精神，如果說僧肇是「理論佛學」，那麼譚嗣同卻為現代人開拓了「應用佛學」的領域，將佛法精神貫注於現實社會，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鎖居的圍牆，重現其剛健雄猛的精神。佛教不是圍簇於一堵紅牆之內，不是一片讓心靈逃亡的淨土，而是一種責任，一種不僅對於自己的生命，同時也對於他人生命的責任，這就是佛教的大乘精神。還記得人間的佛陀嗎？當他逃離王室，放棄權力與富貴之時，包納他那顆心的，是對生命無限的悲憫與愛。這種對眾生的悲憫與愛，就是責任。但是長期以來，號稱尊大乘的中國佛教，其實千百年來，卻多落於空談卻使人難以體察其大乘的精神，大乘的救度眾生成為無可實現的一紙空言。譚嗣同即生於中華大地千百年來未嘗經歷之嚴峻時刻，外辱內亂，蹂躪着流離失所的黎民蒼生，而此間此刻，佛法的悲憫的關懷，體現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舉目所望，誠令人大失所望，若佛法只是一種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體用於社會之改善，那麼其鼓吹的平等無差別，勢必成為蒼白的字眼。譚嗣同正是於此種現狀下，揮舞佛學之劍，劈荊斬棘、勇往無前地開拓出一條指向社會人生的佛法之路。

譚嗣同的彗星之路，並不在於他短暫的三十三歲的生命，更令人驚嘆的是，他是直到生命的最後幾年進入佛學之殿堂。1896年，譚嗣同三十一歲，這年春於京城結識了吳雁舟、夏曾佑、吳季清等人，吳、夏諸人均為一代佛學名宿，譚嗣同由此而傾心於佛學；同年夏，在南京認識著名近代佛學家楊文會居士，從楊文會學佛。譚嗣同曾說道：「吳雁舟先生嘉瑞為余學佛第一導師，楊仁山先生為第二導師，乃大會於金陵，說甚深微妙之義，得未曾有。」譚嗣同雖學佛甚晚，然其為學根基極其厚實，早年所學駁雜博深，孔孟墨莊、理學心學、耶教科學等無所不窺，及至學佛，方才可以佛學統攝諸學問，漸漸以佛學為本，而引導其「仁學」之義理。譚嗣同學佛時間雖晚，然其以發宏願，以精進心而後來居上，雖然從楊文會學佛，總計不會一年有餘，而能遍覽三藏，尤其於法相、華嚴二宗最有心得。楊文會弟子，一代佛學宗師歐陽漸在回憶其師的文章中，列舉楊文會門下有大成就的佛學弟子，裒然首座者正是譚嗣同：「唯居士之規模弘廣，故門下多材。譚嗣同善華嚴，桂伯華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論，而唯識法相之學有章太炎、孫少侯、梅擷芸、李證剛、蒯若木、歐陽漸等，亦云伙矣。」

佛學使譚嗣同學風丕然一變，然而早年所學，又使譚嗣同嘗試將佛學引導向社會之路，成為近代佛學變革的急先鋒。在學佛之前，譚嗣同以儒家為學，而以墨家為行；從年輕時代始，譚嗣同便崇尚重「行」的墨家，他在《仁學·自序》中寫道：「吾自少至壯……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矣。」在《與唐紱丞書》中又說：「自惟年來挾一摩頂放踵之志，抱持公理平等諸說，長號索偶，百計以求伸，至為墨翟、禽滑厘之徒之強聒不舍。」從墨子的「兼愛」到佛陀的「慈悲」、「眾生平等」，宗教與大哲們從來不是關起門來大談人生的終極之路，但歷史卻悄然使「慈悲」成為一句無關痛癢的空話，而不是一種事實上的行動，只是心靈上的安慰，而不是社會人生的大改造。譚嗣同決心來改變佛教在人心中出世、消極、與社會脫離的形象。

及從楊文會學佛，譚嗣同也正逐漸地構築其理論的大廈。古今中外的種種學說真理，在其心中交匯奔騰激盪，但如百溪歸大海，大海就是博大淵深的佛學，而貫注其中的，是悲天憫人的博大胸懷。從譚嗣同發心學佛始，他便有一種強烈的預感，感知自己生命所剩下的時日不多，雖然當時他正值盛年。這種念頭常縈繞於心頭，使得譚嗣同更加勇猛精進地學習。在寫給恩師歐陽中鵠的信中，譚嗣同寫道：「於是重發大願，晝夜精持佛咒，不少間斷：一願老親康健，家人平安；二願師友平安；三知大劫將臨，願眾生咸免殺戮死亡。」梁啓超在《仁學序》中記錄了譚嗣同為學上的勤奮：「每共居，則促膝對坐一榻中，往復上下，窮天人之奧，或徹夜廢寢食，論不休。每十日不相見，則論事論學之書盈一篋。」良師益友與自己深思精進，譚嗣同開始構思並寫作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仁學》。

譚嗣同寫作《仁學》，正是他學佛最精進的那段時間，此書粗看時，甚覺揉雜，好像成了中外思想大雜燴一樣，孔、孟、老、莊、墨，禮、易、春秋公羊，周、張、陸、王、船山、梨洲等，加上西方天文、地理、生理、心理諸科學，幾何算學還有基督教等等，一時間讓人眼花了亂，其實細看時，便知全書思想乃是以佛學貫穿起來。譚嗣同稱其學為「衝決網羅」之學：「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教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然真能衝決，亦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衝決。」這是要對古今學術來一次價值的重估，其深邃的見識與雄渾的膽魄，使人不得不相信，如果不是譚嗣同英年早逝的話，那麼他的學術成就，絕對不會在康有為與梁啓超之下。然而，即便只是這部《仁學》，譚嗣同亦足以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他才氣縱橫的一筆。更重要的是，《仁學》與譚嗣同之死交相輝映，構築着一個偉大的人格象徵，這，便是真正立足於中國大地的精神。

瀏陽河與譚嗣同

瀏陽河，一本古老的書，一幅滄桑的畫。風和日麗，鳥語花香，我們漫步瀏陽河畔的譚嗣同祠，聞着墨香，貼着文脈，用心靈感悟大自然的神奇造化，用腳步輕叩歷史先賢的名河之蹤，萬般情思隨波蕩漾。祠中梁啓超手書的「民國先覺」橫匾，令人肅然起敬。兩側乃康有為的輓聯，其間為譚嗣同照片，左手叉腰，右手持劍，濃眉峻目，閃閃似電，一派立山嶽傲死神的凜然正氣。

瀏陽河帶着遠古精魂奔騰着。也許是它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釀就了譚嗣同變法維新的驚世之作。

河水奔流到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菜市口，譚嗣同面對萬人疾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大刀一閃，血光如炬，直衝九天，中國的歷史長空留下一道氣壯山河的彩虹。

瀏陽河水聲喋喋，如訴如歌。譚嗣同生命的意義，有如這萬古不息的河水。他出身官宦人家，本可倚紅偎翠，行樂市井，可有着瀏陽河「變革」基因的他，偏偏遇上了一個「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時代。面對山河破碎，譚嗣同矢志變法，救民於水火。1896年7月，譚嗣同深思精進撰成5萬字巨著《仁學》，構建了中國變法的全新理論體系。《仁學》博採《論語》《禮記》《莊子》《史記》等儒、佛、道、墨改革之長，廣納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等變革之道，提出「酌取西法，以補吾中國古法之亡」，被中國思想界譽為「駭俗之文」、「人權宣言」。

《仁學》之後，譚嗣同開始了變法的實踐活動。1897年，譚嗣同創辦時務學堂，興建瀏陽文廟算學館，出版《湘學新報》，廣傳維新思想。譚嗣同說：「民為本，君為末。如果君主驕淫縱慾，不能替天下辦事，老百姓就有權廢掉他。實行變法，就是要廢掉君主專制，還政於民，這才是救國的根本之道！」康有為從譚嗣同的「澄清天下之志」看到了湖湘文化的魅力，揮毫留下「復生奇男子，神劍吐光瑩」的詠譚絕唱。歐陽中鵠感慨萬分：中國有救了，自己的學生不就是一道民族復興的曙光嗎？

然而，救亡圖存是一條血腥之路，就像故鄉的瀏陽河，要彎多少道灣？光緒二十四年六月，譚嗣同受光緒帝召進京推行新政，慈禧盛怒。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囚光緒帝於瀛台，下令捕殺新黨。梁啓超力勸譚嗣同出走，譚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京師大俠王五復勸譚嗣同改變初衷，譚擲地有聲：「各國變法無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二十四日，譚嗣同因袁世凱告密被捕，留下生命絕唱：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二十八日就義，由瀏陽會館長班李鳳池收留遺體。次年魂歸故里，葬於瀏陽牛石鄉翟水村，墓聯云：「亘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濤。」

謁譚嗣同墓

正是在青山綠水之間，臥着一個年輕的靈魂。

我來的時候，陽光燦爛，綠草如茵。我來的時候，一百年的歲月隔在我們之間，這個國度里，許多東西發生了變化，許多東西依然如故。我是來祭拜一位烈士，他的受難，賦予中國近代第一次偉大的變革以純潔的品格；我來探尋一方水土，這片土地，孕育出「掃蕩桎梏，衝決羅網」般的中國自己的人權宣言。

譚嗣同的墓在瀏陽郊區，一路上，陪同我的是譚嗣同的侄孫譚恆旭先生，譚先生告訴我，由於譚嗣同墓地偏遠，一般旅遊者不會前來，所以反倒還讓主人擁有了一分寧靜。

半山坡上的烈士墓，造型不同於一般的墓地。上下兩段圓弧狀的石板組成眼睛狀的圍欄，拱衛着烈士的屍骨。墓的面積不大，其表面用指頭大小的卵石一顆顆地鑲嵌而成。百年風雨，卵石已經變成了黑土的顏色，遠遠看去，渾然一體，只有走到近處，才會發現箇中奧秘。墓後是三塊相對獨立又合在一起的雪白的碑石。最右邊的輔碑寫着立碑的時間：「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夏」。中間的主碑寫着：「清故中憲大夫譚公復生之墓」。最左邊的輔碑則寫着立碑人的姓名：「兼祧子譚煒立」。譚恆旭先生詳細地向我解釋了三塊碑石的情況。關於立碑的時間，是在烈士遇難以後的第三年。其實，在譚嗣同死後的第二年，也就是1898年（光緒二十五年）譚氏家族就將他的屍骨收斂埋葬。但是，後黨勢力猖獗一時，對維新人士繼續採取高壓手段。為了避禍，譚家沒敢立碑。直到1901年義和團之亂以後，清廷被迫更弦易轍，出現改革動向，譚家這才公開為譚嗣同立碑。主碑上的「中憲大夫」，是譚嗣同生前的最高官職。雖然他在政變後被處死，但朝廷並沒有剝奪他的官位，所以在立碑的時候，族人依然使用。而譚嗣同生前並無子嗣，因此譚家決定讓他的侄子譚煒充當其「兼祧子」，為其繼承香火。墓地兩邊的石獸都有不同程度的損壞，這裡的青草卻尤其繁密，是否草亦有靈，自願來點綴烈士的墓地，來安慰烈士的孤寂？

譚嗣同就義的時候，據在現場親眼目睹的一個老家人描述，死狀極其慘烈。臨刑前，譚嗣同大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行刑手一連三刀都沒有將頭顱砍斷。監斬大臣剛毅驚惶失措，命令將譚嗣同直接按倒在地上，行刑手又連續剁了幾刀。那一年，譚嗣同剛剛三十四歲，正準備在維新變法中大展身手。下半夜，老管家花了十多兩銀子雇了幾個苦力，從刑場上將遺體抬回，放在瀏陽會館譚家後院的老槐樹下。當人們縫合頭頸的時候，發現肩胛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刀痕。

我在墓前的草地上向烈士深深三鞠躬，而譚恆旭先生在墓地右前側向我鞠躬回禮。禮畢，老先生老淚縱橫，情不能自已。率性為人，真情流露，真乃譚家人之遺風也。我與老先生談及我最看重的譚嗣同遺著《仁學》，老先生大喜，說這本巨著長期被忽視，其實它堪稱近代史上中國人自己的人權宣言。這部巨著「寫出數千年之禍象」，鮮明地指出：「天下為君主囊橐中之私產，不始今日，固數千年以來矣。」幾千年以來，中國傳統政治與倫理感情巧妙地攪和在一起，導致了血淋淋的殘暴被掩蓋在溫情脈脈的人倫關係的面紗背後。在許多讀書人的筆下，漫長的專制社會成了一曲怎麼也唱不完的田園牧歌。繼李贄、黃宗羲、戴震之後，譚嗣同在《仁學》中對東方專制主義提出了最強有力的批判，這一批判遠遠超越了與他同時代的其他維新派思想家。他敏銳地觸摸到中國這個病入膏肓的病人的脈搏，認為大病應下猛藥，「救天下亟待之大病者，用天下猛峻之大藥也；拯天下垂絕之大危者，斥天下沉痼之大操也」。

王船山所說的「歷憂患而不窮，處生死而不亂」，是對人的胸襟和氣量的最高要求。自古以來，能夠做到這兩點的人有幾個呢？無疑，譚嗣同就是其中的一個。康有為曾經這樣讚揚譚嗣同：「挾高士之才，負萬夫之勇，學奧博而文雄奇，思深遠而仁質厚，以天下為己任，以救中國為事，氣猛志銳。」然而，我們的民族為什麼偏偏容不下這樣的天才和英雄呢？譚嗣同必須以自己的被殺戮來證明自己的正義，這又是怎樣悲哀和荒謬的現實啊！這塊墓地，既是我們的光榮，難道不也是我們的恥辱嗎？

我們緩緩走下山坡，心口像堵了一大塊鐵。回首墓地，它已經隱沒在一戶農家的白牆青瓦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