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母亲(陈国华)
作品欣赏
父亲和母亲
父亲和母亲都生于1939年,但不是青梅竹马也不门当户对,父亲和母亲是包办婚姻。
父亲是私塾毕业后上的西安商业专科学校(现在的财经大学)。当了半辈子会计,应该算是知识分子。母亲却没读过一天书,用她自己的话说是“睁眼瞎”。
父母的结合基于两个方面:一是住得不远,说是两个县,其实就隔一条沟,本乡田地;二是盘啦起来(陕北方言:拉扯)有点亲戚关系,知根打底。
历史没有细究,据母亲说她当时提了一个条件:结婚后爷爷家要供她读两年书。父亲是怎么同意的这门亲事却从没听他说起。
母亲提的这个条件,成了她以后吵架的第一个导火索,因为到现在她依然不识一个字。后来吵架的范围逐渐扩大,几乎每天都要吵。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在县城工作,是干部,回家很少。母亲在家里务农,拉扯三个孩子。母亲说,父亲听起来是干部,除了每年能捎一些碳回来,别的什么活也指不上,农活全落在了她身上。这点我赞同,那个年月,干部拿的是同样的“社会工资”,工资少,没有任何特权。而村里实行的是“工分”制,不管你家有多少劳力,是男是女,按工分分粮。母亲基本一大早就得出工,回来就是夜幕降临了,还要给孩子们做饭,洗锅喂猪。诉苦就成了她和父亲吵架的另一个根源。
父亲每次回家的喜悦基本从吃完第一顿饭就结束了。继而是父亲和母亲漫长的吵架。
母亲先是诉苦,继而成了兴师问罪,父亲开始有些颤抖,最后开始吵架,有时还有一场“战争”。等到父亲要搭顺车回城了,往往是我们几个孩子哭着目送父亲上车,呆呆地看着那卡车走过后留下长长的灰尘……
妹妹的到来是个意外,母亲拉扯三个孩子已经够苦了,添一个拖累母亲的情绪更坏了。
母亲发泄的范围逐渐扩大到了我们身上,我当时还小,看到哥哥哭泣但不明白母亲在骂谁,为什么骂。在我的印象中,家里的氛围经常是在泪水中度过。虽然这样,比起同村孩子,我们当时的吃穿还是要好很多。这与母亲的勤劳吃苦是密不可分的。
我小时候很调皮,以至于加入不了少先队员。父亲就将我领到县城上学,只有假期才回家。后来听哥哥说那几年村里实行包产到户,家里除了种地还要喂几个大牲口,更苦了。
大约在我上高中时,父亲终于在县城盖了房,把母亲接到了城里。然而,他们的争吵并未因此终止。母亲没能适应城里的生活,吵架俨然已成了一种习惯。而我们放学后也增加了一个任务:常常要到处寻找赌气出走的母亲。
然而这却成了我考上大学的动力。农村的苦和家庭的氛围让我有一种迫切离开的愿望。而在那个年代,唯一的办法就是考上大学,远走高飞。
我虽然小时候学习成绩很好,但初中混了两年,以至到了高二还不知道英文有多少个字母。意识到自己如果走不出去会继续生活在这个家里时,我简直疯了。从高二下半学期开始,我晚上12点前就没睡过觉,早晨在刚能看见字的时候就起床恶背英语,以至高考后竟成了那时县城为数不多的大学生!
大学毕业,同样缘由选择独自去另一个地方。放弃分配的工作独自到山东闯荡,后来又到了银川。回家也就是过年过节。
我在宁夏外贸工作的那几年,父亲正好也在银川工作。母亲偶尔来银川,大部分是带妹妹来看病的。他们见面就吵的习惯依然如故。
2000年我下海到了西安,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段时间不见,突然有了想念他们的感觉。
记得是2010年的春节,我接他们到西安过年。那是唯一一次不见他们吵架的一段时间。只是我感到他们特别不自在,一有空就说要出去转,而且坚决不要我陪,口径是惊人的一致!晚上回来问他们去哪儿了,父亲眉飞色舞地讲了他母校的现状,而从母亲脸上遗留的泪痕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吵架了!
回家的时候,他们坚决要求坐公共汽车。送他们上车的那一刻,我分明看到他们放松了许多。只是估计一路上他们少不了吵架!
疫情三年,在2023年的第一个月,全国突然宣布放开。全家几乎同时都阳了(得了新冠病毒)。妻子陪孩子在国外,我在西安烧到40度,哥哥一家也病得很重,已经84岁的父母也阳了。但那时是真正的“静默”了,没人能照顾得到他们。他们发烧了5天,呼吸困难、浑身疼痛、没食欲、下不了床,是自己挣扎着到医院的。到医院检查时他们两个都已是白肺,据护士讲,来时他们是最重的,上呼吸机才能呼吸,当时家里已做好最坏的打算。银川最早转阴的姐姐是第一时间赶到老家的。听姐姐说他们的症状很重,随时有危险。但只要脱下呼吸机他俩就开始吵架,护士也很无奈。不想,几天后,恢复最好的竟然是他俩!等我回去时,他俩已康复回家,状况甚好!护士感慨地说:难道吵架能释放病毒?!
今年春节,我和他们一起过年。他们吵架是意料之中的事。每次我还都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他俩就已经吵上了。然而我惊奇地发现,我和他们说话时他们反应迟钝,而到他俩相互抓话把子时反应竟然可以精确到秒!吵架开始,他们的记忆力简直惊人,母亲把从过门(结婚)的每件事可以讲的如昨日重现,而且批判是一针见血!根本不像两个耄耋老人!
过完年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下次过年,也和他们吵上一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