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撇捺《數典莫忘祖》讀後
重新導向頁面重定向至：
作品欣賞
讀後（牛撇捺）
張懷武先生是我的學長、老領導。自大學畢業，他從事過共青團、大學教育、社科研究、黨政領導等工作，一生為官，一身俗務。但張先生是真正意義上的書生、學者，藏書滿屋，讀書甚勤，尤其對於他的專業——中國歷史，他用力甚巨，並有可圈可點的成績。前者是上世紀末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兼社科院黨組書記任上，他傾力推出了介紹西夏歷史的20集電視連續劇《賀蘭雪》，後者便是此次出版的《數典莫忘祖》。
一
所謂「數典忘祖」，比喻忘本，忘了祖宗，無視古人，也比喻對本國歷史的無知，忘掉自己本來的情況或事物的本源。
「數典忘祖」準確地講應當是「不數典而忘祖」。「典」者，含歷史在其中。「數」者，盤點也，讀也。張懷武先生之所以撰文在《華興時報》和《新聞老兵》（寧夏老新聞工作者協會內刊）連載文章，並最終匯成《數典莫忘祖》一書，其動機與初衷即是倡導人們讀史。讓新聞工作者、廣大青年幹部在有時代的胸懷的同時有歷史眼光，有歷史的厚重感、洞悉感與穿透力，有民族的自豪感、危機感與時不我待、積極作為的精神。
歷史學者叢日雲說：「我們對現在的體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有關過去的知識。我們在一個過去的事情和事情有因果聯繫的脈絡中體驗現在的世界，從而，當我們體驗現在的時候，會參照我們未曾體驗的事件和事物。參考我們能夠加以追溯的不同的過去，我們對現在會有不同的體驗。」
唐太宗李世民說過：「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知興替，包括知幾千年來人類社會、中國社會是如何發展的，是如何興，如何衰，又如何更替的，也包括今後的社會會向什麼方向發展，作為現時的人類個體、社會精英，將對歷史的發展起什麼樣的作用。知興替是至為必要的。
在「數典」方面，張先生做得很認真、很辛苦。中國的歷史，雖汗牛充棟、浩如煙海，但畢竟作為受過中學以上教育的中國人，都多少有些掌握。怎樣弘揚歷史，盤點歷史，普及歷史知識，其實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張先生採取了筆記的體例，可以暢抒胸懷，自由發揮。該取該舍，該詳該略，不做強求，只憑自己的意向與能力。他的書既本於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又掙脫了史書的窠臼，以講清事情原委，表明價值判斷，啟發人們思考為指歸。
張先生的歷史文章寫得很嚴謹，又很放開，縱橫捭闔，幽默風趣，引人入勝。讀張先生的文章，很輕鬆，但輕鬆之後往往陷入沉重的思考。
一般人們的印象，年齡較大的人，長期從事黨政工作的人，思想意識比較「正統」、保守，甚至於偏左。但張先生今年已七十有五，從他的文字里，你看到的是包容、豁達、開放，與時俱進，民族情懷，時代視角，世界眼光，全然沒有古板味與暮氣。張先生的文章引導了很多人跟他一同去「數典」，並從他提供的陣地出發，向史海的縱深挺進，在時代與史海的天地間暢遊。享受了人生，推進了事跡，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我本人與張先生師出同門，又做了他多年的直接部下，我之所以能在雜文隨筆的寫作上取得一點成績，與張先生倡導「數典」有着極為緊密的關係。寧夏新聞、社科、廣電等領域的中青年骨幹，很多人也得益於張先生的耳提面命與不斷督促。
二
數典不忘祖。「祖」是什麼？怎麼才能不忘？
「祖」，有祖宗的意思，又不全是這個意思。中華民族的歷史，有言五千年的，有言有文字記載的三千年的，其實幾千年不要緊，這在人類發展史上已經是驕人的成績。這麼多年，誰是誰的祖宗，誰又是誰的後人，無法說清。有些官宦之家富貴之家有家譜，可這些家譜有多少可信度，家譜里怎麼就沒人說自己是趙高、秦檜等人的後人呢？如果籠而統之地說，中國的古人們是今人的祖先，想必大家可以接受，其實將「祖」理解為「古人」更為準確與科學。 了解古人，了解中國的歷史，是我們的責任。
本國的光榮史不一定有直接的承襲關係，但對自己的祖宗是有過影響的，不論好的影響還是壞的影響，總是有的。
本國歷史之惡，我們不一定要負責任，但我們的心裡要有數，要予以廓清、省悟、檢視。
張懷武先生對歷史有十分清醒的認識與冷峻的態度。他沒有過度地渲染民族自豪感。
民族自豪感者，即對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精神，價值取向，現實狀況，未來發展等表示高度認同，充滿信心和樂觀主義精神的情感。
中國人歷來具有強烈民族自豪感。為什麼呢？它源於中國遼闊的疆土，富饒的物產，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世代相傳的民族美德。當然，這些因素都是有時代性、民族性的，是絕對的更是相對的，可能有一定的局限，有一定的偏謬，但對本民族都是必須的，不可或缺的。
叔本華說：「民族自豪感是最廉價的驕傲。」這話聽起來刺耳，卻有一定道理，自己以為寶貴的，別人未必；自己自豪的過了度，常常會食古不化，會固步自封，會自束手腳，不思進取，坐失機遇。可能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以「啟民」「資政」為己任的張先生沒有放大民族自豪感，沒給讀者送上糖精。
有學者言，在每一個國家，人類那些卑劣、剛愎自用、做作等都集中以某種形式表現出來，這就是所謂的「民族性」和「國民性」，國民性有些是需要揚棄與批判的，魯迅畢生就在從事這項事業。
該自豪的自豪，不該自豪的就不要硬去自豪。
與民族自豪感相對應的，是民族危機感。
黑格爾說：「中國在本質上沒有真正的歷史，它只是不斷地重複皇帝的倒台和更迭，並沒有從中誕生任何進步。」在黑格爾眼中，幾千年的中國更像一個賭場，小人輪流坐莊，無賴換班執政，底層民眾是陪葬的炮灰。「中國的任何變化都沒有改變這個現實。」
黑格爾的話也許言過其實，有絕對的地方。但是，中國幾千年的皇權社會，周而復始，原地踏步，中國人在制度文明方面對世界鮮少貢獻，這是不爭的事實。這可以說是中國社會的一大頑疾。這一頑疾對社會造成的傷害與阻滯難以估量。在辛亥革命的基礎上，不斷推進社會的民主、自由、富強，任重道遠。談危機，這就是危機。當然，與之伴隨的是中華民族的大好前程。
中華民族目前存在的「危機」還有很多，比如晉朝的奢靡之風，隋朝的開疆拓土、開鑿運河的好大喜功，義和團的「燒鐵道，把線砍，旋再毀壞大輪船」的自閉，清朝王公大臣「奇技淫巧，壞我民心」的愚魯，馮玉祥不講誠信，將幾千年來第一個自動讓位，訂立了退休文件的清朝末代皇帝趕出紫禁城的盲動等等。這些東西影響還在，有些在還持續發酵。
張先生在書中對中國歷史上的一些不良現象進行了批評，對歷史典籍中的一些糟粕進行了分析與揚棄。民族自豪感可以鼓舞人、堅定人，也可以麻痹人，消弭人的意志，瓦解人的鬥志與進取精神，很可能使人落伍，更可能使人失足。民族的危機感可以使人清醒，使人內省、謙虛、勤懇、務實、真誠、奮進。張先生的歷史觀，竊以為是與中國歷史上的史學家基本一致的，但他站在時代的高度，對幾千年的中國皇權社會有了更深刻的縱向透視，有了更加自覺的理性的橫向比較，因而置身歷史之中，又超然歷史之外，得出了現代史學者應有的歷史之語與時代之語。
三
《數典莫忘祖》一書，有許多使人耳目一新之處。
張先生沒有簡單地歌頌「大一統」。在傳統觀念里，歷代的帝王，不論個人品德如何，治理國家的能力大小，其治下的百姓是否生活還過得去，只要窮兵黷武，南征北伐，開疆拓土，把國家搞得很大很統一，就是好皇帝，但實際上呢，帝王國家的大小，他的統治是否穩固永久，與百姓有一定關係，但也不一定有太大關係。「大一統」的前提，是百姓生命與財產的付出，是黎民的苦難。如此的「大一統」，在當代是有消極意義的，只能在後人的史書中閃亮。張先生對魏晉南北朝幾百年的動盪戰亂的歷史，從當時民眾的利益以及後世理性史家的角度，作了高度評價。他說：「這一時期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思想最開明、文化最繁榮、科技成就突出、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是中國歷史上最有爭議最有價值的時期。」
與「大一統」連帶的，有一個「穩定」與「發展」的問題。過分強調穩定，不致力於發展，不讓人民在歷史的進程中不斷獲得輕鬆感與滿足感，「大一統」「穩定」都會受到挑戰。在此問題上，我們應從中國的歷史發展中尋找借鑑。 太強調「大一統」，可能會使民族窒息。蘇聯的興起與解體，有許多的理論與實踐方面的經驗教訓需要我們去汲取。
對於國家政權與百姓的關係，張先生做了深刻的剖析。封建社會或曰皇權社會，政權本質上是家天下，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的百姓是殺伐的工具，殺伐的對象，是賦稅的承擔者，張先生引用元代張養浩的論斷，說明「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所以，對某一個歷史上的國家或國君做道德與價值上的裁定，對歷朝歷代的百姓沒有意義，只有在史學者進行縱向橫向的比較時，才有一定價值。
鑑於對「大一統」，對帝王興廢問題的深刻理解，張先生對帝製做了揭露，並對其嚴重的影響，表示了憂慮。他在 書中指出：「以至於六百年後的今天，依然清晰可見。」此乃其史識、史見、史膽的集中體現。
張先生在書中對君與百姓，國與天下有非常清晰的區分。他運用顧炎武的論斷，認為「亡國」與「亡天下」是不同的概念。「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對於百姓來說，「亡國」可怕而又不可怕。亡國了，只不過皇位易姓易主了，對百姓來說，失去什麼，得到什麼，失去的多還是得到的多都不一定。而「亡天下」人們難以生存下去了，那就很可怕。
千百年來，人們不斷倡導愛國主義，這裡的「國」，應是「天下」，不是一姓一朝的某個「國」。有如此的認識，老百姓也會生活得輕鬆坦然一些，操該操的心，做該做的事，不必自命崇高，不擔不該自己擔也擔不起的責任。 張先生對成吉思汗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做了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評價。
在一些中國人的心目中，成吉思汗的鐵騎曾征服歐亞許多國家，其疆土也十分遼闊，被毛澤東譽為「一代天驕」。因此，便以為成吉思汗不但是中國人，而且是中國人的驕傲。廣義地講，此論有一定道理。但事實上，成吉思汗的子孫建立的元朝只存在了90多年。蒙古人征服的地方很多，中國只是一部分。蒙古人最終也未能如契丹、金、西夏、滿等民族一樣，融入漢族。他們的疆場不是土地，仍是馬背。所以，張先生以為，「成吉思汗是蒙古人的驕傲，不是漢人的」。
當然，與此相對應，成吉思汗以及歷史上蒙古人的劣行與罪惡，比如對歐亞許多國家的征伐，擄掠與占領，對許多民族的殺戮與殘酷統治，也應當由他們負責，與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無關。關於「黃禍」的指責，按不到中國人頭上。
對於農民起義，張先生認為那是「官逼民反」，因為土地的過分兼併，農民無地可耕；因為賦稅太重，農民被盤剝殆盡，難以為繼；因為突降的天災人禍，將農民推向了絕境；因為有些農民的「帝王」之心膨脹，萌生造反之心之意之行。農民起義許多都波瀾壯闊，可歌可泣。對於皇權統治給予了沉重打擊，對於百姓賴以生存的社會也進行了嚴重破壞。但農民起義的目標不明確，無非「均貧富，等貴賤」，「不納糧」「殺盡不平方太平」等等。但是，這些東西不是根本性的制度設計與要求，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與政治制度下，也根本難以實現。因此，農民起義大多失敗，少數成功的，如朱元璋，把元朝改成了明朝，貓叫了咪咪，只是進行了簡單的破壞與重置。對於農民起義，不可評價太高；對於農民起義的破壞作用，也不可無視。在評價農民起義問題上，張先生嚴肅、冷峻、理性，真正運用了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幾十年來，中國人信奉「造反有理」，也信奉「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的理念，因為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力是農民，建政後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政界學界對農民起義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似乎所有的農民起義都是革命的光榮的正確的，所有農民起義領袖都是革命者是偉人。而事實上，很多農民起義領袖是流氓無賴，很多還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比如大西王張獻忠，以人肉做軍糧，將四川地區殺成了無人區。近來，對農民起義的一些負面效應有一些揭露與批評，但顯然還很不夠。
在目前的社會，對於「造反有理」的理論，應當予以理性的解釋與認識，梳理歷史，科學評價農民起義，是應當做好的功課。在此方面，張先生做了積極的探索。
改革開放之後，歷史學也擺脫了「階級鬥爭」等沉重的枷鎖，出現了勃勃生機，獲得了全面發展。歷史學者對於中國歷史上的許多事件和人物，開始進行反思，進行實事求是的梳理與基於求真求實、包容開放史學觀點下的重新評價。有人將這種現象稱之為「翻案」，在「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確立之前，「翻案」比「作案」的名聲更臭。但是，正如胡耀邦主持對建政後數以十萬百萬計的冤假錯案予以平反昭雪一樣，歷史之案，該翻還是要翻，不翻不但對古人不公，對今人事業的發展也至為不利。 張懷武先生不熱衷於「翻案」，不以「翻案」製造噱頭，博人眼球，但對於他認為需要重新評價的事件和人物，他不懼指責，不畏險阻，爬梳史料，找到根據，還人物與事件以本來面貌。哪怕對一些人物，千百年來有定論的人物，只要發現他做得好的方面，他為推動歷史進步所作的貢獻，張先生也要以重筆濃墨將此表述出來。
對於秦始皇、隋煬帝、曾國藩、張之洞、李鴻章等人物，張先生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一分為二肯定了他們的進步意義。
令人震驚與殊為可貴的是，張先生對歷史上極受詬病與諷刺的殷紂王的評價，使人耳目一新。殷紂王為惡之深，人神共憤。他烽火戲諸侯，剖孕婦之腹，驗胎兒性別，挖其叔父比乾的心臟，等等，不惜社稷，不恤百姓，真正的昏君暴君。張先生指出：「郭沫若先生說，許多史書上說殷紂王是'暴虐無道』、'荒淫無恥』的昏君，但據現有的史料來分析，殷紂王倒實在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相貌也很端莊魁梧。他平定了東夷，開拓出來的淮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成為宋、楚、徐等國的根據地，到春秋時代，中國的南北方事實上已經是'車同軌，書同文』」，故中國的統一是殷紂王開其端，秦始皇收其果。持這種觀點，郭沫若勇氣可嘉。而將之接收並加以推介，張先生同樣有高尚的史德。 張懷武先生不固守歷史陳言舊論，他的歷史觀是客觀、公正、開放、發展的歷史觀。
四
張懷武先生在進行歷史研究中，在方法論方面有其獨到性。
將歷史研究與現實需要緊密結合，古為今用，讓人們對歷史有了接觸感、親切感，有了讀史的需要與動力。通過他通俗的文字，讓逝去千百年的人與事重新有了血肉，鮮活了起來，人們可以感知古之仁人志士、社會賢達的思維歷程、行為軌跡，讓人們通過自己的思考，對歷史得出結論，並獲得借鑑。這比填鴨式地灌輸要高明得多，也有效得多。張先生的書一本在手，人們會有愛不釋手的感覺，也會有受益匪淺的肯定之語。
張先生著書的一個願景，是「為往聖繼絕學」。歷史學可以說不是絕學，但在不正常的年代，歷史成了政治的附庸，成了可以任由人打扮的姑娘，也可以說就成了絕學。張先生在講述歷史中，儘可能尊重歷史資料，同時吸取史學方面的最新方法和最新成果，並在一些方面能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這一作為，就是在「為往聖繼絕學」。相信通過張先生的影響，青年學者們對歷史研究能有更高的熱情，更廣泛的興趣，更嚴謹的態度，更勤奮的工作，更艱苦的探索，以取得更為豐碩的、過硬的、能醒世濟世的成果。
張先生具有強烈的世界眼光，他的書，宗旨是梳理中國歷史，但他並未自築圍城，並未做「天朝大國」之夢，並未孤立地就中國說中國。他把中國放在全球視野去考察，用一把尺子、文明的尺子度量各國，進行必要的參照對比。在許多重要的歷史時期，關鍵節點，在講述中國的人與事時，張先生自然而必需地講述了此時西方國家在發生什麼事，怎麼發生的，與中國有何不同，對中國有何影響。對於西方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等等，張先生都用了一定篇幅予以介紹。當然，對於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比如「四大發明」的傳布，比如「科舉制度」對西方現代文官制度的影響等等，張先生也做了認真描述。張先生在「以古論今，以今證古」的同時，以西論中，以中證西。自然而又貼切，必要而又必需。
以今證古，古今相通，尋找規律。張先生在論述「財神」現象時說：「筆者在這裡發現一個有趣的歷史現象：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周圍掘得第一桶金的人似乎相當多的都是'出身不好』或有問題或被排除在體制外的人。」「美籍華人黃仁宇先生不認同萬曆年間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看法，因為他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一種系統。而中國的傳統政治既無此組織能力，也不願私人財富擴充到不易控制的地步。」「但商品經濟的繁榮在當時確是客觀存在的，它催生了一個龐大的市民階層。」以古觀今，還是以古論今，對於理解中國經濟的艱難發展都有意義。
張先生的書，是嚴肅的歷史著作。但寫得極有故事味。在描述歷史人物與事件時，娓娓道來，有時間、地點、人物，有原因、有伏筆、有衝突、有高潮、有結果。在描述石崇家人互相殘殺，尤其是石崇要殺只有5歲的孫子，孫子拽着他的胳膊，不肯跟劊子手而去時，現場感、悲情感十分強烈。因為具有強烈的故事效果，所以更能抓住人，打動人，也能讓讀者更加深刻地認識皇權社會的殘酷與無情。
在寫「開放的大唐」時，張先生寫了唐玄宗開元年間唐朝詩人的一個故事。詩人王昌齡、高適和王之渙三人閒居長安，一個雪天，三人在一家酒店喝酒，巧遇梨園伶官數十人在酒店宴飲歡唱。這三個詩人坐在角落裡，聽到伶官所唱歌詞均是他們的詩，並以被唱的詩之多少「排座次」。這個故事被張先生講得有聲有色、有情有韻。張先生講了好幾個唐朝詩人的故事，對讀者理解為什麼唐朝是詩歌大興的朝代，唐詩的偉大和迷人等提供了視角與知覺等方面的幫助。
《數典莫忘祖》一書，文風樸實，娓娓道來。書中沒有詩云子曰、之乎者也。沒有古文功底的炫耀，沒有西式複句的鋪排，沒有為引文而引文，左右掉書袋。文風清新樸實。在對歷史的敘述與評價方面，沒有故作驚人之語，沒有製造什麼噱頭，故作高深。自始至終，以一個嚴肅的學者與長者的身份，在與讀者交流、交鋒、交心。全書緊緊圍繞歷史人物與事件展開，沒有借題發揮，表述個人的與主題無關的思緒。有實事求是之心，無譁眾取寵之意。
《數典莫忘祖》的文字十分簡約、流暢。張先生繼承和發揚了司馬遷《史記》的風格，雖不做「無一字無來由」之思，但卻儘量將文字限定在敘事說理的必需之內，書中沒有濫用的副詞、形容詞之類，沒有過多的虛飾、誇張、鋪排。在對王朝的敘述中，有些朝代，張先生用一兩百字就說清了這個朝代的名稱、起止時間、創立者，皇帝的更替，朝代的作為，滅亡的原因。這個功夫，令人驚嘆，也令人欽佩。
文風其實也是學者人品的表露。
雖然只有區區四十萬字，張懷武先生卻為我們勾畫了一部完整的上下五千年的中華民族文明史。他肯定了中國歷史上的輝煌，肯定了中華民族為人類所作的貢獻，也對中國幾千年的皇權社會、對於帝王政治，對落後的思想進行了嚴肅批評，對於「寧可亡國，不可改革」這樣的守舊意識進行了徹底否定。張先生呼喚中華民族與世界一切進步的民族同行，改革、開放、創新、創造更加燦爛的文明。
學者叢日雲說：「一個民族只有保存對歷史的客觀完整的記憶——不僅保持着對歷史的敬意與珍重，也保持着對歷史的反省與批判，才能從真實的歷史中得出真實的教訓。選擇性的歷史、被閹割的歷史是對當代人和後人的誤導，失憶和偽造的歷史則是致命的毒藥。」張先生是官員，更是歷史學者，他寫出了客觀完整的歷史。[1]
作者簡介
牛撇捺，一九五七年出生，甘肅皋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