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杰
简介
香港时事评论员，前学苑副总编辑，曾经被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点名批评。早年就读香港道教联合会邓显纪念中学和恒生商学书院，现就读香港大学经济系，副修政治及中国文学。在2015年1月18日的香港电台节目《城市论坛》中，王俊杰和游清源和亲建制派的青年民建联主席周浩鼎和冯炜光就《香港民族论》内容激辩，其中王更质问周，中港关系有如盲婚哑嫁，若要他跟蒋丽芸结婚他会否忠诚。[1]
百年港大，为谁而立？
香港大学，成立于一九一一年。当时，中国正处水深火热之际，在内饱受封建统治之苦，对外则面临列强瓜分；南方的香港则已沦为殖民地逾半世纪。一九零 五年清朝政府废除科举制，大学教育成为社会关注问题，各国列强都希望透过教育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瓜分利益。因此，中国境内之西式大学数目剧增，当中大部份 位于商埠，由基督教会成立。科举废除前，中国学生来港读书兴趣不大，因其读书主要为入仕，即做官，而在港读书却无官可做。
港大创校契机──列强远东之争
自二十世纪初，列强改以文化霸权形式侵略中国，而商业与文化关系则互相依赖。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吸引大量中国学生到当地读书。列强正逐鹿东亚，远东 地区包括中国，极可能出现英国与日本之角逐。大量中国学生留日读书，日本对英国在东方的势力构成威胁。除日本外，英国亦要与德国争长短。德国于一九八九年 在胶洲湾建立殖民地，影响力遍及整个山东。德国又于中国积极建设中学、科技学院，意图获得与香港等同的经济利益，与英国展开殖民竞赛。一九零五年十二月十 五日，香港《德臣西报》（China Mail）澳洲藉编辑唐纳（Donald）撰文，建议港英政府应于本地创立一所大学，以吸引中国学生来港读书，借此扩大英国于中国大陆及在港之影响力，包 括商业及文化优势。唐纳在文中，更以“帝国资产”来形容该所大学。然而，当时香港人口不足四十万人，且大部份为流动人口，故唐纳之建议并未获得太大回响， 甚至遭人质疑此举的成效。时任港督的弥敦更直言，在港办大学乃不可能之事。 及至一九零七年，卢押（Frederick Lugard）出任港督，局势急转。卢押就职后，对《德臣西报》提出之建校呼吁大表赞同，决志于香港创立大学。翌年，卢押于圣士提反书院之毕业典礼上致 辞，提出成立大学计划，借此在远东宣扬英国文化及扩张影响力。卢押指，掠夺领土的时代已经过去，应以教育及文化进行统战。卢押不单将自己形容为“帝国使 者”，更坦言希望港大毕业生成为“帝国使者”，意图可谓非常赤裸。卢押又称，香港大学应将列斯大学及伯明翰大学作蓝本，即以医工等应用科学为尊，而非模仿 牛津剑桥一类博雅学府。由于正值晚清改革、清廷需要技术人材之际，卢押此举乃希望取得中国政府支持。另外，由于社会秩序稳定为商业活动之先决条件，殖民地 动荡将损害大英帝国的条约利益，而当时南华地区乃革命温床，故卢押希望大学课程尽量避开西方哲学、政治、经济及历史一类启蒙教育，以免鼓吹及培养出革命思 潮。此后，卢押积极筹集资金，创校一事始有成果。然而，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当时捐款名单，可以发觉英国政府对卢押之帝国计划并不热衷。若将资金来源分为华人 及非华人，两者比例相近。华人当中，尤以海外华侨及两广总督最为热心。非华人当中，英国商行对捐款表现消极，大部份资金来自少数族裔。卢押提议斥费钜额在 异地推行高等教育，令不少英国人感到震惊，包括时任皇仁书院校长胡礼博士（Dr. Bateson Wright）。事实上，最大力支持建校者并非英政府，而是民族尊严受创，希望大学教育革故鼎新的中国人。亦有言论指，英国人拒捐的原因，是担心于港成立 大学会导致中国人超越己国，不想自身崇高地位受到挑战。相反，少数族裔于港做生意，时有畏惧得不到保障，故鼎力支持港督卢押之计划，藉以巩固自身地位。纵 观当时社会形势，卢押可谓凭一己之力创造出建校有利条件。
一九一一年三月，由“香港西医书院”及“香港官立技术专科学校”合并而成的香港大学正式注册成立，并于翌年三月揭幕。卢押重申港大办学宗旨是为中国 而立，帮助新的中国从地平线上升起来，并带来互惠利益。港大初次开课时，只有四十四名学生及一位教授，可谓寂寂无名。而且，香港大学以英语授课，难以吸引 中国学生，亦是卢押的主意。当时何启（第一位获封爵士的华人、曾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曾倡议中文教学，惟卢押表示，只有西方语言方能发挥西方教育之精髓。 若明了卢押创办香港大学的用心，不难理解何以他坚持英语教学。只是此一决定代价非浅，窒碍了港大日后的发展，特别是港大于二次大战前收生不足，与此不无关 系。
殖民主义之捆缚
虽说最初港大成立之宗旨乃为中国而立，但最终却沦为偏安一隅的学府。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权后，林林总总的高等学府在中国境内纷纷成立，闻名者有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及岭南大学等，赴港求学者为数甚寡，为中国而立的初衷沦为空谈。港大未能完成为中国培训人材的使命，究其原因，皆因殖民主义而起。港大乃英 式大学，卢押极力反对用中文授课，创校时亦不设中文系。及至一九二五年，港督金文泰上任履职。金文泰对中国文学情有独钟，又与避居香港的一众晚清翰林（赖 际熙、区大典等）相处甚欢，故积极向港大建议成立中文学系。几经周折，中文学院方始于一九二七年成立。中文学院由晚清进士掌管，学习模式自然承袭前清，用 文言文教学，以八股为宗、读书尊孔，偏于记诵。一九三五年，胡适到港考察。由于中国当时已经历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胡适对中文系之教学模式颇有微言，于 是推荐许地山教授担任系主任。许地山成为当时唯一的华人教授，黄丽松还只是一名普通的港大学生。许氏甫一上位，立刻将教学制度改革，以中国文学、历史及哲 学为课程核心，配合翻译课程，令学风为之一变。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于动一九一九年爆发，由北京蔓延至全国学府，掀起翻天覆地的思潮变革，港大的中文学院却 于十多年后始有所成，对中国文化发展自然影响甚微。受殖民主义此一枷锁捆缚，港大为中国训练人材的使命未能达成。为中国而立，说穿了只是铿锵悦耳的口号。
亲历血火洗礼 书下辉煌史诗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八年抗日战争就此展开。由于军备落后、物资不足，中国国民政府唯有采取拖延战术，利用辽阔彊土换取时间准备战争，即 所谓以空间换取时间。中国军民以血肉之躯殊死抵抗，虽国土最终幸保不失，但抗战期间伤亡极为钜大。一九三七年末国民政府首都陷落，日军血洗南京城，手刃数 十万手无寸铁的平民。冷血屠城，不但举国震惊，亦撼慑了港大学子之心。当时，有医科毕业生发起加入抗战医疗服务行列，港大学生会随即筹款捐助救伤车及战地 外科手术装备。
一九三八年冬，广州痛遭日军占领，广州岭南大学亦被迫迁到香港。港大成为岭南师生的避难所，并借出校舍，让岭南师生得以复课。据历史记载，当时复课 生加上其他院校之转读生，岭南大学在港学生人数竟达广州时期的九成之多。由于港大本身已财力匮竭，再加上岭南师生的额外开支，可谓雪上加霜。纵难关重重， 当时港大依然拒绝缩减规模。港督暨港大校监罗富国曾言：“我们要竭尽所能维持港大创办人高尚的目标……除了教育香港市民……我们还有为中国训练人材的使 命。”此前，港大与国内大学联系甚少，但危急关头毅然伸出援手，更显教育真谛。 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战时香港烽烟四起，华美而悲哀。短短数小时间，陆佑堂由试场变为临时医院，后来更遭日军炮轰。最终，日军只用 了十八日时间就将香港攻占，期间港大医科生日以继夜为伤者急救，女学生亦义务担当看护。香港沦陷后，部份港大师生陆续返回中国继续学业或工作，另一部份则 四散各地，参与抗战及后勤工作，包括游击队、医疗援助及建筑工程。鲜血染袍，洗涤了长经殖民统治而炼成的冷漠心灵；战火连天，令港大精神有如浴火凤凰展翅 翱翔。
港大精神失落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英国于八月底重掌对香港之管治。战后百废待兴，港大校舍饱受炮火蹂躏，满目疮痍。但经过一年筹备，港大已急 不及待复课。早于一九四三年，英国已经开始研究殖民地高等教育于战后的发展方向，香港大学之存废正是其中一个研究事项。委员会初步认定，战后港大应尽快复 校，以切合战后重建香港的目标。英国政府于一九四五年底委任由觉士（Charles Cox）为主席的香港大学顾问委员会，就港大在战后的发展路向提供意见。然而，此一报告书尚在谘询阶段，中国大陆的形势即起了急剧变化，国共内战爆发，共 军势如破竹，国军节节败退。英国外交部就港大复校方向及成效提出质疑，报告书最终胎死腹中。最终，中国共产党嬴得内战，国民党退踞台湾。一九四九年，共产 党取得政权，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推行了三十年的锁国政策。共产中国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壁垒分明，形成两个意识形态各异的阵营。香港大学作为 西方学府及殖民教育的象征，身处进退维谷之尴尬处境，又因中港边界封锁，为中国而立的理念已无用武之地。战争期间，港大生一片丹心、满腔热忱为中国服务， 誓以鲜血力荐轩辕。香港重光后，却因中共窃政而惨遭敌视，沦为黄土上陌生的一角落。而港大与中国关系就此割断，业已失去创校时的高尚精神，不知何去何从。
面对新的政治形势和中港两地的巨大变化，又适逢五十年代韩战爆发，港大生存受到威胁，不得不积极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向。一九五零年四月，锺士 （Bernard Mouat Jones） 及亚当（ Walter Adams）代表殖民地高等教育大学校际理事会到访港大，研究大学的财政问题。两人原先任职于以觉士为首之香港大学顾问委员会，他们全力支持港大扩展，并 指出港大毕业生将于本土社会占据领导地位，初步确认港大乃为香港而立。
纵然如此，对于莘莘学子来说，前方却是苦无出路。身受西方观念及民族情绪冲击，可谓不知所措。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但港独却未成为香港主流 言论。由于思想紊乱、心无寄托，当时多数港大学生只得埋首读书，为钱途铺路。另一方面，由于大量中国居民涌港，学校及学额数目供不应求，当时连小学教育亦 不普及，遑论高等教育。于此环境底下，港大学生大多为富家子弟，港大亦因而成为训练高级公务员的贵族学校。港大之殖民色彩本已浓烈，此时更成为以英语教育 之最高学府，故被讥为奴化教育学府。
为中国而立？
由于中国升学之路已断，港英政府于一九五一年底委任以贾士域（John Keswick）为主席的委员会，就香港高等教育作研究，以考量是否需另设立一所中文授课的大学，以收容中国学生。委员会于一九五二件完成报告书，最终拒 绝接纳另设一所大学，并强调香港大学应为本港唯一颁授学位之学府。委员会持此立场之主要原因乃受英国传统高等教育政策影响，政府于每一属地不会设立超过一 所大学。另一原因则是基于节省资源的原则，以港大现有设备作进一步发展，比较划算。报告书建议港大设立双轨课程，保持英文教学，另辟设以中文教学之课程。 该报告书获港督葛量洪接纳，并立即拨款，惟港大之反应却有颇大分歧。开办中文课程之建议获教务委员会通过，但最终为大学董事会以财政困难、课程编排困难及 教师培训需时等为由所推翻。此一决定，虽然令香港大学生丧失了成为中、英文双轨教育领导者的机会，却催生了十年后香港中文大学的成立，影响深远。贾士域并 正式把香港大学定位为培育公务员，为中国而立之事业于此止步。
一九五三年，港督葛量洪以校监的身份邀两名英国大学行政人员詹宁斯爵士（Sir Ivor Jennings）及洛根爵士（Sir Douglas Logan）来港，就大学的财政、功能及宪法作全面检讨。两人发表一项报告，主要是针对贾士域报告所引发的争议，同时把港大立校时的政治考量加以淡化。
詹宁斯及洛根所提交之报告深谋远虑，遂为刚从“为中国而立”转向“为香港而立”的港大提供重要发展蓝图，为其战后发展定下了明确方向。于学科设计 上，报告建议港大加入亚洲及本地元素，如加强中国文化研究及尽量聘用熟识本地社会状况的教职员等，而最关键的是强调港大毋须急于改用中文教学。报告又建议 政府重新拟定一条香港大学法例，将架构上政府官员所占的当然委员名额减至一位，曾任港大教务长的梅乐彬先生（Bernard Mellor）认为新法例生效之时（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为港大开创四十七年来的新气象。检讨报告亦提出一个重大建议，将校董会与校务委员会作明确分 工，并赋予校务委员会更大权力，令大学有更大自由度管理其事务。 另一方面，新法例亦正式把“为中国而立”此一条文删掉。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五七年起反右运动，从一九五八年更推出三面红旗等计划。香港大学看不到为中 国服务的前景，索性删去这则将自创校首日已列入大学定位的条文。从此，香港大学将资源投放于培育本地人材，致力为香港服务。港大毕业生在工商、科技、政治 等不同行业领域均有巨大贡献，造就东方明珠的成功。
为香港而立！
六十年代中晚期是香港教育发展具关键性的时期。在芸芸的改革中，要数对大学以致香港社会影响最大最深远的，首推政府大幅增加资助大学生的名额及款 额。一直以来，获政府津贴入读港大的学生所占比例(占比)很低，香港大学被称为贵族学校，家贫者只能望门轻叹。港大校长乐品淳在一九六七年学位颁授典礼中 痛陈贫苦学生之苦况，联同中文大学校长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提供助学金及贷款。
一九六九年五月，政府资助大学生的财政计划开始运作，申请由两所大学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负责审核。申请学生须连续居港三年，若符合资格，政府便会发放助学金及免息贷款。助学金乃专为资助学费及其他开支而设，贷款则为补助学生生活费而来，以大学毕业后五年为期，分二十季清还。
学生资助计划实施后，造福了原先因家境不佳而丧失入读大学机会的平民家庭。任何人只要符合入学资格，均有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大大促进社会流动性。 学费资助的出现，打破过往富家子弟垄断高等教育之局面，为香港其后数十年飞跃发展奠下稳健基础。乐品淳在一九七零年的学位颁授典礼上指出这个计划是过去五 年来最重要的转变。实则上，这是港大创校后最大改变之一。计划实施后，香港大学逐渐从一所贵族学校蜕变为平民大学，为香港而立的使命得以落实。
在大学管理方面，港大开始洗刷其殖民地色彩。当中最大改革要数校董会主席改由非官守议员担任一项。政府又将大学资助改为三年拨款制，大学校务委员会 （Council） 将包括聘任教师在内之权力下放予大学教务委员会（Senate），而教务委员会亦把权力下放到各学院的院务委员会。教务委员会的组织得以扩大，此举加强了 教职员对大学之向心力及归属感。
于教学方面，一九六七年，港大开设社会科学学院，影响极其深远。社会科学学院的成立，满足了香港社会发展所需，孕育出大批对政治、经济、社会、地理 以至心理等范畴均有广博认识的人材，不少更成为香港社会的领袖人物。另外一个重大新猷是法学院的成立。一九六九年，港大开办法律学系，并于一九八四年升级 为学院，乃香港第一所法律学院。此后，法学院为香港培养大批法律专才，有助巩固香港法治基石。
港大十年赤化风云
八九年六四屠城后，中共为禁绝一切反对声音，对学界采取严密监控，中华大地上难有独立自主的学生会。国粹派鼎盛的七十年代，中共高度介入学生运动，学界成为统战重灾区。近年，中共统战手段愈见赤裸，意图将学界纳入北方阵营，港大首当其冲。
零一及零二年期间，王耀莹两度筹组和风阁参选学生会，惟遭揭露亲中背景而落败。其后，王耀莹专注经营香港各区专上学生同盟（HKTSA），渗透各大 学生会。王耀莹毕业后身居多个左派团体要职，并多次出入中联办。二零零四年，学生会外务副会长冯英伦应中联办邀请率团访京，回港后发出《七一救港宣言》， 当中提出“普选不是一切事情的解决办法”，引起公众哗然。二零零九年，有指王耀莹派人渗入港大干事会招庄会，并暗中邀见一年级生，当中包括陈一谔。其后， 陈一谔当选港大学生会会长，于论坛公开质疑六四未必有平民死亡，又谓中共当权者未必有错，更形容柴玲为“走佬学生领袖”，最终被港大同学公投罢免。二零一 一年，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港大百周年庆典，部份学生会干事不满大学未有开放活动予港大师生及公众出席，并质疑港大校方向中共献媚，遂发动旧生 及学生于当天示威。其间，学生会时事秘书及学联成员于梯间被推倒，是为“八一八事件”。二零一二年，学生会于特首选举期间豪掷三十八万于八份报章刊登全版 广告，指选举涉及黑金政治，又要求北京介入，视一国两制及高度自治如无物。同年九月，学生会发起公投要求罢免首席副校长钱大康与学生事务长周伟立，但被学 生斥责无风作浪、具政治目的。公投反应冷淡，且有造票之嫌，选举监察官曾要求学生会调查，最后却不了了之。二零一三年，香港各区专上学生同盟企图扶植新血 入主干事会。以会长陈冠康为首的当届学生会擅自宣布周年大选截止期、押后点票、伪造选票，暗捧干事会候选内阁焕薪，又明贬另一候选内阁弘曦。由院会、舍堂 宿生会、校园传媒等组成的改革派一直周旋到底，最终千多名学生发起“中山起义”集会要求会长陈冠康及评议会主席谭振声下台。学生会又无理解雇资深员工以引 入亲信，高薪雇用专上学生同盟成员林嘉骏，意图达到行政干预之目的。过去十年，香港大学可谓风波不断。虽然英国统治已成历史，但殖民大学仍未解殖，甘于自 圈为奴，只是宗主由港英政府变为港共政府及中国共产党。
明明德于天下 重铸港大精神
名义上，港大创校时乃为中国而立，惟该“中国”是满清统治下的中国，港大成立时满清已被推翻。实际上，港大本质上乃帝国侵华的载体，为中国而立只是 糖衣毒药的表层。自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权后，中国大学纷纷成立，卢押等帝国主义者之美好计划全盘落索。阴差阳错下，港大百多年来率先达致的成就却是为香港 而立，多年来孕育出无数学者及专业人材。讽刺的是，为香港而立此重大意义却从未被强调重视。从历史窥探港大的使命，香港大学与香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港英 时期，公务员以廉洁及高效率见称，常被誉为亚洲典范，当中港大功不可没。然则大学之所以为大，并非自我封圣，而是社会赋予之。大学既作为社会良心，必须恪 守独立自主精神，绝不应以为政府训练人材作最高教育理念。港大素为学运桥头堡、社会改革摇篮，要回顾辉煌过去，更要放眼未来，自我期许为生民立命，为万世 开太平。港大生毕业后或投身政治、或成商界新贵、或为人师表，与本港社会课题难脱关系。
一九九七年主权移交以后，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危机四伏。大陆毗邻香港，虽有边界阻隔及法制差异，但早已名存实亡。中国经济腾 飞，令不少民众认为党国以至其自身，可以君临天下。中共不断瞒骗港人，谎称香港受“祖国”照顾及恩惠。另外，英国占领香港，普遍大陆人视之为国耻，又嘲港 人为英奴。英治时期，香港得以迅速发展，大陆人却视港人为逃兵，苟且偷安得来繁荣安定。香港部份心怀大中华情意结的人，对于可托庇英国治下而避过民族苦 劫，亦心存愧疚、独自含恨，觉得要向中国大陆献身以报恩赎罪。如斯舆论被臆造成主流民意，令多少香港人莫白背负民族叛徒的罪名，自觉有负于国家。不少身中 大一统情花毒的香港人，就此不计利害得失，终身去为一个被中共骑劫的“国”付出。事实上，于中国动荡时期，香港担当避难所的角色，接收大量难民，为中国保 存了人材、知识及资金，并提供宝贵外汇。若无香港，难民将四散于世界各地，日后中共推行改革开放时难以回收。香港不但没有亏欠中国半分，九七后更要反哺中 国，提供教育及医疗等福利。中共入主后，部份港人称北京政府为“阿爷”，甚为不当。中共于一九四九年建国，迄今方得六十来岁之龄，又于文化大革命时将数千 年来的传统摧毁殆尽，已然礼法崩坏。反观香港，一八三零年末英国人登陆香港时，发现岛上已有定居生活的惯常规律，又有中国传统社会之公共造物如庙宇及祠堂 等，而香港至今仍保留正体字及粤音等传统，继承了部份华夏命脉。香港免受文革摧残，文化底蕴得以保存，又将西方文化引进至日常生活及工商百业，摆脱中国文 化之羁绊，形成一种独有混合文化。故此，港人毋须妄自菲薄，反应正视己身文明，昂首以对中共政权。
八九之后，香港与中国分途而行，且渐行渐远。中共政府欲以经济维稳，步上政治倒退之路。由于当时本土意识及相关论述尚未完整，社会极少议论，香港民 主派人士或寄望共产党自我改善，或主张结束一党专政。上一代视建设民主中国为一种浪漫，却令今代港人无辜饱受毒害。民主回归走到尽头，民主派人士只能终日 活于大中华之民族情感及想像当中，不肯承认共产中国乃流氓国家，徒然去爱一个虚拟而尚未出生的未来式美好“中国”。爱国并非甚么高尚情操，爱是一种无法衡 量的感情，盲目而危险。而现在的“中国”奉行权力私有制，党垄断了领土及主权，人民只能沦为党的奴隶，自称爱国不爱党绝无意义。若说今日港大仍肩负为中国 而立的重责，那必定是一个主权在民的中国，绝非中共操纵的“国”。可惜，正因党国不分造成的权贵政治，中国民主梦一再升起又一再幻灭。
港大校训为明德格物，《礼记‧大学》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逢世风日下、时局纷乱之际，港大同学应有匡时济世之抱负。 眼下我城堪忧，中共化身巨人压境，自由之港正被极权思想逐步蚕食，城门即将告破。港大立于香港百年，既为我城一等学府，必要承担自救救港之重责，回狂澜于 既倒，使之转危为安。八一八事件、三一二黑金声明之事固然可一不可再，港大同学更须庄敬自强以昭铮铮风骨，不单要捍卫我校免再受辱，更要主导我城前路，先 匡救香港、后拥抱中华，继而立足于世界。陈寅恪先生曾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独立之精 神及自由之思想必须以生死力争。港大立校百年，正是重新自我定位，阐释大学精神之最佳时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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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 冯炜光王俊杰争论“港独”. [2015-02-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1-18）.
- ↑ 王俊杰: 百年港大，为谁而立？，Just Getting By，2014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