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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扶之,陝西人,少將軍銜,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1935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在他的戎馬生涯中,曾多次遇到政治與軍事戰場的危難。

目錄

人物簡介

王扶之,別名王碩,1923年9月24日生於陝西省子洲縣三眼泉樓砭傅家新莊。1935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6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十五軍團第七十八師測繪員。抗日戰爭時期,先後任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三四四旅六八七團測繪股長,新四軍第三師八旅二十二團通信參謀、副連長,師司令部通信股長。解放戰爭時期,先後任東北民主聯軍第二縱隊五師司令部作戰科科長,東北野戰軍第二縱隊五師十四團副團長。1949年任第一一六師作戰科長,第四野戰軍三十九軍一一五師三四三團團長。參加了遼瀋、平津等戰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起任志願軍第三十九軍一一五師三四三團團長、一一五師副師長、師長。1954年起任軍參謀長、副軍長兼參謀長,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部長。1975年任山西省軍區司令員。1980年任烏魯木齊軍區副司令員。1964年晉升為少將軍銜。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

經歷

文化啟蒙

1923年9月24日生於陝西省子洲縣三眼泉樓砭傅家新莊。世代為貧苦農民,五歲喪母,隨爺爺和父親長大,後因家中日益窘困,父親只好背井離鄉到延安的一家遠房親戚的地主家打工,從此就成了地主家的一個小放牛娃.稍大些,就輪流到附近的一些富裕農家打工。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父親求人將王扶之送到一家私塾上了三個月學。儘管讀的是:"三家經"、"百家姓",這卻是他文化啟蒙。

十二歲參軍

王扶之十二歲那年,延安一帶常有劉志丹領導的陝北紅軍活動,看到這些與窮苦百姓休戚與共,與當時的舊軍隊根本不同的紅軍,他萌發了要當紅軍念頭。憑着自己十二歲身高1米6多的個子,告訴紅軍說自己有17歲,於1935年7月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26軍,當了一名小紅軍戰士。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土地革命時期

1936年13歲轉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二十六軍七十八師少共營戰士.紅二十五軍七十五師戰士,紅十五軍團第七十八師測繪員;參加了勞山、榆林橋、直羅鎮、東征、西征、山城堡等戰役和重大戰略行動。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六八七團測繪股長,新四軍第三師八旅二十二團通信參謀,二營六連副連長,師司令部通信股長;隨其所在的英勇善戰的部隊,轉戰於陝西、山西、河北、河南、山東、安徽、江蘇七省,參加了平型關戰鬥、張店、盯店、討代"頑固派"石友三、曹甸、鄭潭口、淮海區和鹽阜區反"掃蕩"、葉纖子、阜寧、兩淮等戰役和戰鬥。其所在部隊與兄弟部隊一起,先後開闢了晉東北、

晉西(平山地區)、晉東南(太行山)、冀南、冀魯豫、豫皖蘇、皖東北、蘇北、皖江和淮南等抗日根據地。

戰爭時期

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營長,東北野戰軍二縱五師作戰科長,五師十四團副團長,第四野戰軍三十九軍三四三團團長;隨其所在的部隊轉戰東北、華北、華中南三大戰略區,參加了四平保衛戰、三下江南、夏季、秋季、冬季攻勢、遼瀋戰役、平津戰役、衡寶戰役、廣西戰役;歷經江蘇、山東、河北、遼寧、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天津、河南、湖北、湖南、貴州、廣西等13個省、市、自治區,征程萬餘公里,戰勝了零下40餘度的東北奇寒和零上30幾度的江南酷暑,從東北的松花江,一直打到祖國南疆鎮南關。在戰鬥中,王扶之曾多次立功受獎,在姜家店迫擊、攻克錦州、平津戰役之攻克天津的戰鬥中,先後榮立大功三次。在攻克錦州和攻克天津的戰鬥中,擔任主攻團副團長、團長。

共和國成立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同年10月21日首批入朝參戰,任志願軍三十九軍一一五師三四三團團長,而後任一一五師師參謀長、第一副師長、師長.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先後參加了第一至第五次戰役,1951年陣地防禦作戰,1952年春季、夏季鞏固陣地作戰、秋季戰術性反擊和朝鮮西海岸反登陸、反空降防禦備戰準備,榮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二級國旗勳章,二級自由獨立勳章。1953年5月回國後仍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十九軍一一五師師長。1957年畢業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事學院高級系,畢業後任第三十九軍一一六師師長、1960年任三十九軍參謀長、第一副軍長,1968年調中央軍委總參謀部工作,任作戰部副部長,部長,在1969年和1974年任總參作戰部部長期間,協助軍委首長葉劍英、鄧小平參與指揮了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和西沙海戰。1975年任山西省軍區司令員、中共山西省委書記,1980年任烏魯木齊軍區副司令員.是中共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候補中央委員,全國政協第七、八屆常務委員。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和三級八一勳章、三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1964年晉升為少將軍銜.1998年離職休養。

故事

十二歲當紅軍

由於窮困,3個月後王扶之輟學,繼續給人家開荒種地,經常隻身一人在野狼經常出沒的地方幹活。那時,延安一帶常有劉志丹領導的紅軍活動。從小見過不少反動軍隊的王扶之頭一次覺得,紅軍是一支令人可親的部隊,因為他們經常為老百姓挑水掃院子。

"我想跟你們到隊伍上,行不行?"一天,十二歲的王扶之突然萌發了當紅軍的念頭。回話的紅軍看他一臉稚氣,不免疑惑:"你多大了?""你看我有多大?"王扶之不知哪來的機靈。"有十六七了?""還真差不多。"就這樣,十二歲的王扶之成了一名小紅軍,來到紅二十六軍"少共營"。這個"少共營"最大的十七歲,一般只有十五、六歲,但像王扶之這樣年紀的孩子還少有。

兩人對付

王扶之將軍喜打籃球,為紅軍部隊籃球隊主力隊員。將軍個子高,投球如塞囊中物,若對方投球,將軍一躍,可把將進之球用手從籃圈中頂出。故每次賽球,對方必派兩人專門對付他。

赤手奪槍

1935年10月1日,徐海東劉志丹定下了圍城打援的方案。紅75師在勞山路東,紅78師、紅81師一部在勞山路西,在勞山形成一個夾擊的態勢,專等敵人送上門來。

很快,東北軍110師進入紅軍的包圍圈。10月1日下午2時左右,紅軍75師、78師、81師一部發起衝擊,一下子把敵人分割成好幾段。敵110師就地慌亂地組織防禦,紅軍則就地各個圍殲。少共營共有200多人,負責攻打一個小高地。那時王扶之參加紅軍不久,還是個紅小鬼,因為紅軍武器少,他就扛着一柄梭鏢衝鋒。

營長簡短地給他們明確了任務,全營分三個梯隊,一個梯隊正面進攻,另兩個梯隊兩側迂迴。

少共營都是些娃娃兵。他們衝到高地底下,就聽到敵人在用東北話喊,"底下都是些小疙瘩,不成氣候。"小孩有一個特點,就是不知道什麼是死。敵人一叫喊,這些紅小鬼更來勁,正面進攻牽制,兩側迂迴就攻上去了,子彈在他們頭頂上嗖嗖飛個不停。敵人盯着正面放炮打槍時,兩側的娃娃兵已經衝到眼前了,王扶之端着梭鏢直奔一個舉槍瞄準的敵人,"繳槍不殺!"梭鏢抵到了敵人脖子上,敵人只好跪下雙手將槍舉過頭頂,王扶之一把就奪了過來。從此,他擁有了從軍以來的第一支槍。

勞山戰鬥以後,王扶之離開少共營調到75師223團,在三營當通信員。1936年2月,他又被派到軍團部測繪訓練班學測繪。事情就這麼巧,在軍團部一起學測繪的同學有個叫馬德良的,說一口東北話,王扶之覺得他面熟,就和他聊天,原來馬德良正是勞山戰鬥中被少共營繳了槍的俘虜兵。他被紅軍俘虜後,看到紅軍官兵一致,就要求留下當兵,不回老家。馬德良對王扶之說:"當時,我們在山上往下一看,底下都是些小疙瘩,我們一想沒啥事。沒想到你們這些小疙瘩不要命,一下子就衝上來了,我們還沒來得及反抗,就被繳了槍。"馬德良又說:"還真得感謝你們,把我給提前解放了。"後來馬德良因為作戰勇敢,當了紅軍的團參謀長。

大難不死

抗美援朝時,王扶之出任某師副師長。這支部隊在朝鮮戰爭中打出了雄風。

1952年夏末秋初,王扶之所在的師堅守臨津江以東陣地。敵軍為奪取它,將成噸的重磅炸彈傾瀉在志願軍的陣地上。頓時,黃土變成焦土,岩石成了粉末。

1952年8月2日,已擔任代理師長的王扶之正在山洞裡和參謀們研究戰況,隨軍的新華社記者劉鳴在趕寫戰地報道。突然,一聲沉悶的巨響,山洞頂部被重磅炸彈命中,洞裡的王扶之等7人被掩埋在漆黑的山洞裡。

王扶之頓時失去了知覺。他醒來時,耳朵嗡嗡直響,身體好像被千斤重擔壓着。後來他才知道,炸彈爆炸時巨大的氣流一下子將他推到了坑道盡頭,壓在碎石亂木之中,而新華社記者劉鳴和3位師機關的同志當場就犧牲了。王扶之和兩位倖存者,相互掙扎着從土石堆中爬出,他們整整用了大約3個小時。

剛剛從死亡里爬出,3人又痛苦地再一次面臨死亡的考驗。當時洞內與外界隔絕,首要的是讓洞外的戰友知道洞內的人還活着。於是,他們敲打臉盆、水桶、飯盒等物品,但一切都無濟於事。

一天之後,洞內空氣越來越稀薄,裡面沒有一點糧食和飲水。王扶之和戰友們懂得,有水就有生命!他們把尿集中在一起,以備在最困難的時候用。此時,他們喉嚨乾渴,難以忍受。3人都想到了死,但沒有恐懼感,惟一有些失望的是,這種犧牲總有點不壯烈。在近乎絕望之時,他們聽到了響聲--山洞的一頭傳來連續不斷的挖掘聲。頓時,3人增添了求生的勇氣。

當王扶之他們遭敵機轟炸失去聯絡後,志願軍總部命令全力營救。彭德懷司令員說:"要想盡一切辦法,將王扶之他們搶救出來,萬一犧牲了,也要將其遺體挖出,運回國內。"

當時洞外的官兵無法知道王扶之等人死活。負責挖掘的指揮員反覆告誡,要注意觀察洞內存在生命的徵兆。搶救挖掘工作進行了30多個小時後,王扶之等3人才被師工兵部隊救出。戰友生死重逢,相互緊緊擁抱在一起,熱淚縱橫。將軍回憶此事時曾感嘆地說:"要不是洞中兩隻蒼蠅飛出,我這條小命早完了。可惜的是我沒記住那位工兵連長的姓名,至今仍未找到他。" 而且,對於人們都十分厭惡的蒼蠅,王扶之將軍把它們稱為"救命恩人",從不加害。

山東之行

1973年,王扶之向葉劍英建議,為加強渤海海灣地區協同作戰能力,由他帶領一些人員到山東半島勘察地形和調查研究,以便制定作戰計劃。對這一建議,葉劍英十分贊同。於是,王扶之他們來到山東地區。說來湊巧,王扶之所到的部隊,事前有江青的追隨者于會泳劉慶棠浩亮等人前腳"駕到"。這些在"文革"中紅極一時的人物,當時有恃無恐,狂妄傲慢。對這些人的表現,部隊官兵怨聲載道。跟隨王扶之的一位參謀出自義憤,事後未和大家商量,將耳聞目睹的事實寫成一封信寄給周恩來。沒想到,這封信被"四人幫"截獲。於是,這封信成了"告黑狀",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張春橋批給總參,要求嚴加查辦,並要追查黑手和後台。王扶之又一次首當其衝。

在追查王扶之的同時,那位寫信的參謀被當作反革命隔離審查,進了"學習班"。當時與王扶之同行的還有數人遭到牽連和誣陷。在"四人幫"眼裡,王扶之的這次"山東之行"是受葉劍英指派的。當時"四人幫"的爪牙三天兩頭找王扶之談話,其目的是要從王扶之嘴裡掏出葉劍英的所謂"罪行材料"。王扶之早就看出他們的野心。為了保護葉劍英,王扶之在談話和"交待問題"時從不涉及葉劍英,自己全部承擔起來。

審查期間,王扶之被免去了作戰部部長職務。1975年,對王扶之的的審查結束,給他的結論是:"犯了嚴重方向路線錯誤",調離總參,到山西擔任省委書記。

王扶之在山西一呆便是5年。直到1980年,葉劍英問起王扶之時,他才被重新安排工作。不久,他赴烏魯木齊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以後還擔任了七屆、八屆全國政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