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傑明·威爾斯·牛頓

普利茅斯弟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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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傑明·威爾斯·牛頓（Benjamin Wills Newton，1807年12月12日－1899年9月26日）是一位英國福音布道家、聖經教師，是普利茅斯弟兄會的influential人物。起初他是約翰·納爾遜·達秘親密的朋友，但是後來因為教義問題發生衝突，導致弟兄會運動在1848年分裂為開放弟兄會和 閉關弟兄會。

目錄

早年

1807年12月12日，班傑明·威爾斯·牛頓出生在英格蘭西南部德文郡港口城市普利茅斯附近達文波特（Davenport）的一個貴格會家庭。在他出生之前父親就已去世。牛頓沒有兄弟姐妹。1824年，他進入牛津大學艾克塞特學院（Exeter College）。1828年他獲得了一級榮譽學位，成為學院的一名fellow。

普利茅斯弟兄會聚會的興起

牛頓在牛津放棄了貴格會信仰，加入了聖公會。1830年5月，通過朋友法蘭西斯·紐曼的介紹，他結識了約翰·納爾遜·達秘。班傑明·威爾斯·牛頓和他的朋友法蘭西斯·紐曼、魏格潤（George Vicesimus Wigram）在牛津對聖公會展開批評，特別是對其隸屬於國家，以及神職人員的任命。1831年12月，魏格潤脫離聖公會，購買了德文郡普利茅斯羅利街（Raleigh Street）的普羅維登斯禮拜堂（Providence Chapel）。他們有擘餅、禱告，讚美和交通幾種聚會，向所有教派的基督徒開放。1832年1月，當時還是聖公會神職人員的牛頓和達秘，也來到這個聚會中與魏格潤進行交流。到1832年3月，牛頓也脫離聖公會，加入這個新聚會，並與當地女孩 Hannah Abbott結婚。他們在當地被稱為「普羅維登斯的人」（Providence People），增長很快，後來被稱為「來自普利茅斯的弟兄們」（The Brethren from Plymouth）和「普利茅斯弟兄們」（the Plymouth Brethren）。大約在1832年，達秘也離開了愛爾蘭聖公會。

在1832年，普利茅斯聚會的主要特點包括：

• 否定聖品人制度，而採納所有信徒皆為祭司的教義
• 長老團 - 長老們沒有任何報酬。牛頓很快成為了一位長老，而以擔任學校教師為生
• 每周交通
• 脫離宗派

普利茅斯聚會與愛爾蘭都柏林的一個聚會很相似，那個聚會是在1827年由安東尼·葛若弗斯、達秘和其他尋求回到新約原則的基督徒所建立。和都柏林聚會一樣，普利茅斯聚會也反對教派，向所有基督信徒開放，後來要求其成員斷絕與任何宗派的關係。普利茅斯聚會在1832年開始界定成員資格。轉移到教派的立場，受到安東尼·葛若弗斯的質疑，例如他在1835年寫給達秘的信。

與約翰·納爾遜·達秘的關係

約翰·納爾遜·達秘是早期弟兄會運動的主力。牛頓將其視為自己的導師，而達秘認為牛頓是自己值得驕傲的學生。正是牛頓在1831年邀請達秘首次訪問普利茅斯聚會，因此普利茅斯聚會 模仿了都柏林聚會。達秘渴望福音化整個歐洲，在歐洲各地教導。他任命牛頓為普利茅斯聚會的首席長老。雖然他們在許多問題上意見一致，例如都拒絕愛德華·歐文（Edward Irving）的五旬節運動教義，但是到1834年，他們之間的關係還是出現了裂痕。

1834年，圍繞他們的朋友法蘭西斯·紐曼，發生了一次爭議。紐曼開始持有關於基督神性的異端觀點。達秘將紐曼逐出教會，但是牛頓允許紐曼保持與普利茅斯聚會的交通，希望紐曼能夠被恢復。在1835年，眼見達秘日益獨斷專行，牛頓遂辭去首席長老一職，他認為長老不應由人的權威選出，如普利茅斯的情況那樣。雖然他不再是首席長老，但是在普利茅斯聚會的影響力繼續增長。

在1830年代，圍繞對聖經中對未來事件的預言，出現了一次更大的爭議。雖然兩人都是千禧年前論者，但是牛頓認為教會要經過大災難，而達秘先前也相信災後被提論，開始改為相信災前被提論。

牛頓對於時代論也有自己不同的觀點，認為目前的時代由三個並行的部分組成，猶太人和基督徒都終止於基督再臨，而外邦人終止於 敵基督出現之前。 牛頓特別批評達秘的這一觀點：馬太福音24章中的未來事件主要是涉及猶太人，那時教會已經隱秘被提，說「秘密被提已經夠糟了，但是這個[達秘同樣新奇的觀點是：馬太福音是基於猶太立場而不是教會立場]更糟。」

牛頓解釋帖撒羅尼迦前書和帖撒羅尼迦後書，以此作為災後非秘密被提的證明。他認為達秘的時代論和災前被提的教導是「投機廢話的高度」（the height of speculative nonsense）。與達秘不同，他認為教會是由猶太人（包括舊約時代的聖徒）和外邦人所組成，他們已經在基督里成為一，而達秘的意見更為邏輯化，暗示了兩種獨特和不同的拯救方法。

從1835年到1845年，達秘大部分時間在歐洲大陸。在這期間，普利茅斯聚會的人數增長到超過1000人，聚會的情形被譽為「地上的天國」。1840年，他們在Ebrington街修建了一座更大的禮拜堂，用作主要的崇拜儀式，而普羅維登斯禮拜堂用於規模較小的聚會，例如福音聚會。

1843年，達秘曾短暫地訪問普利茅斯，與牛頓的緊張關係加劇。達秘對這個聚會的情形感到驚愕：當他不在時，他被視為從全體信徒的祭司職分轉移為建立正式的神職制度。牛頓的著作《思想啟示錄》（Thoughts on the Apocalypse）於1842年出版，引發了對於未來事件的教義爭論，在第二年，收到達秘490頁的敵意的評論。

1845年3月，由於革命威脅到日內瓦，達秘逃離瑞士，直接前往普利茅斯，進行「弟兄會精神之戰」（battle for the soul of Brethrenism）。起初是言辭之爭，隨後發展到發布小冊子。這次戰鬥不再是關於末世論，而是關於全體信徒的祭司職分與聚會領袖的角色。達秘這時發展了反對正式設立長老的激烈觀點。爭議還涉及到，牛頓認為，每個聚會都是獨立和自治的，而達秘認為，這些聚會是相互關連的一個宇宙身體的組成部分。達秘和牛頓兩人都很強勢，這加劇了局勢的不妥協的性質。這一爭端變得個人化，最後發展到達秘退出與普利茅斯聚會的交通，並公開指責牛頓欺騙和不誠實。這個針對牛頓的指控受到Ebrington街聚會的長老們的調查，並被駁回。

雖然大部分普利茅斯聚會的信徒在這一階段支持牛頓，達秘還是在爭議中獲得了一些支持，特別是來自魏格潤的支持，當時他住在倫敦，早先曾經資助購買羅利街和。Ebrington街的產業。1845年12月，魏格潤寫信給普利茅斯的長老們，正式退出與Ebrington街聚會的交通，並撤銷對羅利街會堂的貸款。羅利街會堂歸達秘及其支持者使用，導致當地出現兩個對立的弟兄會聚會。兩個聚會都繼續這場爭論，並試圖向如雨後春筍在全英國設立的其他兄弟會解釋自己的立場。1846年，牛頓到倫敦一帶舉行非公開聚會，回應達秘對他的指控，由魏格潤帶領的倫敦 Rawthorne 街弟兄會，要求牛頓參加他們的聚會，以便再次對其進行指控。牛頓得到Ebrington街聚會的支持，拒絕了他們參加聚會的要求，隨後被Rawthorne街聚會宣布革除（excommunicated）。

1847年，達秘派發現，牛頓在183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教導了關於基督位格的異端教訓。這篇文章是為反駁愛德華·歐文關於基督位格的異端教訓而寫。牛頓認為，基督雖然完美，但是在受難日之前所受的苦難，並不是為了其他人所受，而是因為他的關聯，通過他的母親關聯到亞當及其後裔，尤其是背叛的以色列民族。

因此，根據牛頓的說法，基督遭受飢餓和痛苦，有一個會死的身體。達秘及其支持者抓住機會，譴責牛頓為異端。雖然牛頓道歉，並收回他的「亞當的錯誤」，並收回關於基督受苦的觀點，Ebrington 街聚會的一些長老開始對他失去信心。達秘對此並不滿意，據說由於牛頓顯示出缺乏悔意，或者如亨利·葛若弗斯，安東尼·葛若弗斯的兒子，另一位傑出的弟兄會領袖所說，達秘是「彎曲的裁決」，希望擺脫他的對手。達秘在這個問題上的堅持，以及牛頓拒絕進行還擊而是「把另一邊臉轉過去」，導致達秘成功地獲取了先前支持牛頓的長老們的支持，使牛頓陷於孤立。1847年12月7日，牛頓永久地離開了弟兄會運動，前往倫敦，在那裡設立了一個獨立的聚會。

這一爭執最終導致了1848年普利茅斯弟兄會的分裂。當時布里斯托爾的弟兄會聚會伯賽大會所（Bethesda chapel）的領袖之一喬治·慕勒，允許來自Ebrington街聚會的訪問者，參加布里斯托爾聚會的交通，卻對達秘要求所有聚會譴責牛頓異端的最後通牒反應遲緩。

達秘做出了反應，革除了所有在伯賽大會所交通者。那些支持達秘行動的聚會稱為閉關弟兄會，而那些支持喬治慕勒和伯賽大會所的聚會，隨後也被革除，稱為開放弟兄會。

具有諷刺意味的，在1858年，達秘也被指控持有類似牛頓關於基督的苦難的異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