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
内容简介
《疾病的隐喻》一书收录了桑塔格两篇重要论文“作为隐喻的疾病”及“爱滋病及其隐喻”，在文章中桑塔格反思并批判了诸如结核病、爱滋病、癌症等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文章最初连载于《纽约书评》(1978年)，由于反响巨大，此后数年中两篇文章被多次集结成册出版，成为了社会批判的经典之作。
作者简介
桑塔格1933年生于美国纽约，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93年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她是当前美国声名卓著的“新知识分子”，和西蒙・彼伏娃、汉娜・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2000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2001年获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并获得2003年度德国图书大奖――德国书业和平奖。
原文摘录
心态导致疾病，而意志力量可以治疗疾病——此类理论，无一例外的透露出人们对于疾病的生理方面的理解何其贫乏。 此外，一种特别现代的偏好是对疾病进行心理方面的解释，恰如它偏爱对其他任何东西进行心理解释一样。心理学解释似乎为那些人们事实上控制不了或几乎控制不了的经历和事件（如染重疾）提供了控制方法。心理学解释瓦解了疾病的“现实”。人们必须对现实进行解释（它其实意味着什么，或，它是什么什么的象征，或，它必须如此如此解释）。对那些活着时候既不接受宗教赋予死亡的那种慰藉、又不接受死亡（或其他东西）是一个自然过程的人磊说，死亡是令人厌恶的神秘之事，是最终的羞辱，是不能控制之事。它只能被否弃掉。心理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大部分来自它是一种生升华的唯灵论这一事实：以一种世俗的、貌似科学的方式肯定“精神”对物质的优先性。疾病这种无法避免的物质现实可以被赋予一种心理解释。死亡本身也最终可以被看做一个心理现象。……自佛洛依德和荣格开始，众多的心理学思想都暗含着这么一个许诺，即死亡在当今是可以被战胜的。 至少，有人已作出这样的许诺，即疾病能够被战胜。只要“生理”疾病被看作“心理”疾病，那它就变得不那么真实了——不过，作为补偿，它变得更有趣了。在整个现代历史中，有关疾病的思考都倾向于不断扩大心理疾病的范畴。事实上，当代文化中对死亡的否弃，部分是因为这种疾病范畴的极大扩展所致。 疾病范畴的扩展，依靠两种假说。第一种假说认为，每一种对社会常规的偏离都可被看作一种疾病。这样，如果犯罪行为可被看作是一种疾病的话，那么，罪犯就不应该遭谴责或惩罚。而是被理解（像医生理解病人那样）、被诊断、被治疗。第二种假说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可从心理上予以看待。大致来说，疾病被解释为一个心理事件，好让患者相信他们之所以患病，是因为他们（无意识的）想患病，而他们可以通过动员自己的意志力来治病；他们可以选择不死于疾病。这两种假说互为补充。第... 军事隐喻越来越融入到对疾病临床状况进行描绘的各个方面。疾病被看作时外来微生物的入侵，身体以自身的军事行动来对付这种入侵
书评
薄伽丘在《十日谈》的开头里讲述了一场可怖的瘟疫，“那场瘟疫来势特别凶猛，健康人只要一接触病人就会传染上，仿佛干燥或涂过油的东西太靠近火焰就会起燃。”从前看这段，只当是传奇故事里大同小异的夸张老套的开场白，又或是开学典礼上强作激情其实冗长乏味的训导演讲，这些文字如同水过鸭背，从我的眼前悄无声息地滑过。而如今再看这段，那些词语，却如芒刺般刺进了心灵。
疫情的第三年，如今的我们，也终于被迫完成了从震惊、恐慌，到平静、麻木的过渡。病毒以一种顽固且强势的姿态，嵌入了我们的生活。它如一根神秘的、嗜血的箭，箭头上沾满了紫黑色的毒液，随机挑选出它的牺牲品。我们只能靠着安稳的幻觉生活，直到被下一波病毒击溃。我们只能如此。那在自我变异中进化、强大的病毒，在我们的想象中，逐渐被人格化，仿佛拥有了一种意志。毒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它就这样侵入了我们意志的真空，将恐惧与惶悚灌注其中。它是头号公敌，是罪恶的魔鬼。你看啊，它得意洋洋地站在山巅，将这天下万国指给我们看：“这一切权柄原是交付给我的。”
“当时死人的事太平常了，正如今天死了一头山羊谁都不当一回事一样……如今大难当头，即使头脑最简单的人也知道必须逆来顺受，对这场空前浩劫满不在乎，若无其事。”薄伽丘如此写道。原本丰富的、复杂的自我一步步被简单化，我们与带病的环境的关系，就这样被降格成了最纯粹的顺从与屈服。于是我们的心灵也被污染了，悄然发生了变异。我们曾经是完整的大写的人，是自明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却自我分裂，变成了“我们”与“他们”。是的，我们是我们，健康的我们。而他们是“阳”，是被病毒污染的。“阳”先是谐音成为“羊”，在互联网的发酵中，又被一个看似无害甚至可爱的表情符🐑来代替。相关的衍生词也应运而生。原本包含着一系列复杂的、精细的身体管理技术的政治行为就这样被轻描淡写地以一个如同儿戏的词语“捉羊”来指代。源源不断的词语被挪用、被借代、被隐喻，我们嘲人，也自嘲，我们以为借着这种人畜无害的文字游戏与黑色小幽默，就可以消解安全感的不在场，抚慰紧绷的神经，排遣心中的焦虑，隐藏灵魂深处的忧惧。
如果说非人的、无意志的病毒在想象中被赋予了人格，那么原本真实的、鲜活的人格被看似温情脉脉实则非人的词语指代的时候，则毫无疑问意味着一种降格，一种沦丧，一种堕落。我们在恐惧与仇恨中，将可恶的病毒捧上了神坛，我们却在怜悯与同情中，将无辜的同胞毫不犹豫地降格成了非人。而鲜有人质疑这种可悲的倒错。殊不知，隐喻的滥用是一种危险的道德催眠药，它往往带来心理上的盲视。
我们逐渐习惯在镇定与平静中谈起越来越频繁、日常化的“抓羊”行动。我们叹息，我们哀伤。我们无奈，但我们别无选择。“羊了就是要被带走（隔离），有什么问题吗？”有人带着最真诚的困惑，如是谈起新闻里被强行带走的94岁的病者，仿佛只是需要被拔除的智齿，被切除的阑尾。我们悲伤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隐喻带来的陷阱。现代文明熏陶出的对人道主义的渴望被证明，在面对旷日持久的“紧急状态”下的有组织的行动之时，脆弱得不堪一击。正如诗人荷尔德林所言，“往往是那些善良的愿望, 把人类带入了人间地狱。”我们对静好岁月与安稳现世的渴望，不但没有帮助我们树立起抵抗暴力的屏障，反而滋养了权力肆无忌惮的毛细管作用。在规训下，我们的心灵如同蜡版被刻入了全新的语意系统，一个词自动触发另外一个词，这其中没有丝毫疑义，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在羊与非羊的二元逻辑里，人的首要属性不再是国籍、年龄、性别、职业、种族，我们的一切属性、性情、喜好、习惯都被一并抹平，我们面目模糊，我们要么是，要么不是。“作为对象的人已经被简化为纯粹的、无质的规定性的量度，因而也失去了他们的独特性。”齐格蒙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如是说。如今，我们以不同颜色被分类，如同流水线商品被打上骄傲或羞耻的质检标签。绿色护照是健康王国的自由民通行证，红色护照是疾病王国的“赤裸生命”标识——在那里，所有有关监视、观察、控制的管理实践都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一道前所未有的人造的河流就这样横亘在我们面前，横亘在人类文明面前，奔腾咆哮，不舍昼夜。塞尔万说，“绝望与时间能够销蚀钢铁的镣铐，但却无力破坏思想的习惯性结合，而只能使之变得更紧密。”在身体被规训的同时，我们的心灵也完成了自我规训。当镣铐的沉重伴随太久，我们便会忘记舞姿的轻盈。
因为我们相信唯有强力才能对抗强力，所以我们将身体的控制权心甘情愿地让渡给了看似更强大的想象中的共同体。只因为品尝过现代文明的甜美与幸福，所以我们越发惧怕失去这一切。重获秩序与安宁的胜利渴望，诱使我们心甘情愿献上了最宝贵的自由。然而，如同西蒙娜薇依所言，“一旦服从力量的协议，就会失去尊严，不论协议的内容何在。”我们先是让渡了我们的自由，然后让渡了我们的尊严，于是我们失去了自由之时，连灵魂也一并献上。我们的灵魂在日复一日的自我施暴中发明了全新的爱比克泰德式的自由伦理。我们主动放弃自由意志之外的事物，企图获得虚幻的安全感。我们学会了将越来越强的自我管理意识纳入“合理的自由”的边界并希望他人也如此。我们就这样陷入视角效应的幻象，把合理秩序概念运用在自我中心的周边，每个人都发明出一套自己定义的标准，任何低于自己标准的，都是惫懒的、怠惰的、应被谴责的。
于是原本是人民公敌的魔鬼，现在仿佛拥有了它在尘世间的代言人。几乎每个新出现的确诊患者都要承受无数的谩骂、质疑、嘲讽。“千里投毒”，在这简单而冰冷的四个字里，不仅包含着一种传播病毒的事实确认，更是包含着一种恶意的道德指控。我们义愤填膺地研究着传播路径图，如同嗜血的苍蝇，企图从蛛丝马迹的“反常”里，嗅出“别有居心”的阴谋论气息。我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我们的同胞，只因为我们内心惶恐，我们要造出一种“一小撮坏人”的流行神话。因为唯有造出一个可攻击的实在的靶子，才能安抚我们在强权面前因无能带来的愤怒。在幻想中的战斗里，人人皆是勇士，我们以键盘为盾牌，以鼠标为利剑，如堂吉诃德大战着代表邪恶之灵的风车。
我们如同一群不知所措的北极熊，瑟缩于同一块不断融化的随时可能分裂的浮冰之上。裂痕随时随地可能出现。它首先将国与国重又分离成孤岛，自现代化以来逐渐坍缩化、整合化的地球村重又膨胀、孤立。紧接着，是城市与城市，社区与社区，街道与街道，小区与小区，楼与楼，最后终于在家庭内部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发生。当羸弱的老人被迫离开舒适的卧榻，当稚嫩的孩子被迫离开母亲温暖的怀抱——如同被一层层逐渐剥离的洋葱，我们被迫彼此疏离，被迫彼此警惕。一切人防备着一切人。我们如同荷马史诗里的独眼巨人，蜗居在自己的洞穴里。我们自我弃绝于非文明的时空孤岛上，却还假装自己是胡桃壳里的国王。
多么可悲！一个人如果不能理解灾难与运气的偶然性，也就不能将那些因不幸而有别于自己的人类真正视为同类。我们只能在不断将人类变为“他者”的过程中获取虚幻的主体性。
我们以“羊”之名，将“他们”异化，与“他们”疏离、割席，乃至仇视。列维纳斯认为，“与他人相处”这种人类存在最基本和无可撼移的特征首先意味着责任。责任是主体性本质的、主要的、基本的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抛弃对他人的责任就意味着抛弃自己的主体性，而轻易放弃自己的道德直觉，只是一种灵魂深处的自我厌弃。
又或许，从来就没有“他们”，只有“我们”。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