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夢悄醉 沉湎低俗的警懼及遐想(外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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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湎低俗的警懼及遐想(外一篇)
讓一個人對低級快樂成癮,是毀掉一個人最簡單的辦法。汗水和煎熬最終會給人帶來極大快樂,但不容易堅持到快樂。一個民族整體對低級快樂成癮,這個民族未來很可能會成為劣等民族。一個人輕易地被快樂,蘊含的可能就是被圈養、被研究。
快樂了,自由選擇了自己的人生,但沒有奮鬥的欲望,失去流汗的機會。以吃喝玩樂為追求目標的人以為那是幸福,實則是悲哀。擴展到一個民族,那就是沉淪。沉湎於此的人如果不覺醒,就有可能淪落成寵物人:另一些勞碌人供他吃喝玩樂。這兩個階層的鴻溝將越來越大,勞碌人不肯淪落成寵物人,寵物人很難提升成為勞碌人:那時候勞碌是最重要的權利。
為填飽肚子而掙扎的人不能理解,物質生活富足之後精神生活跟不上而帶來的空虛和寂寞是多麼的致命:它比餓肚子更容易令人發瘋。所以窮人想不明白富人為什麼吃飽了撐的去作。
無需事前付出的任何快樂萬萬不可縱情享受,它一定事後加倍索取。
但個人享受什麼快樂,這是個人的選擇,不能上升到公權力干預的範疇。公權力是由人來執行的,公權力的干預即變成人的干預,那什麼是低級快樂、什麼是高級快樂,容易形成過度干涉甚至被利用打擊報復的局面。不危害社會和他人的任何私人行為,除了受法律和自我道德的約束之外,不應該受到任何第三種力量的制約。人必為自己的選擇負責,而不能依賴外來糾錯甚至補償,否則社會就會大批量地出現巨嬰。無過錯方不為弱者擔責,這種思維不確立,碰瓷和道德綁架就無可避免。
個人追求什麼,社會可以倡導,學校可以引導學生理性思考,就是不能強制。否則,就如很多家庭一樣,家長打着為孩子好的口號,剝奪孩子們本應該享受的各年齡段相應的快樂,按照自己的意圖設計孩子的一生,扼殺孩子的獵奇心和創造性,實質是扭曲孩子的自然成長,象是在製造工業產品。
人生有種悲哀:小時候被家庭定義快樂和幸福,長大了被社會定義快樂和幸福。至於他到底想要什麼,這照例是不被關心的。被定義的後果就是:喜歡直接簡單的快樂和幸福,於是淪為了寵物人,滿足自己低級的欲望,取悅別人對自己的期望。
遞刀論
遞刀子,是為幫凶,應治其罪。
那怎麼定性殺人遞刀的幫凶呢?一個人知道或者應該知道,他遞出去的刀子,很有可能成為殺人工具,也即遞刀子與殺人有必然的因果關係。比如,給大打出手的一方遞刀子,給準備殺人的行為準備能夠殺人的刀具。真正的遞刀者是在縱惡,當然應該嚴懲。
然而,殺人遞刀的行為還是有着很嚴格的定性限制,並不是每次以刀傷人的事件都會有遞刀者。比如,殺人者買刀,賣刀不是遞刀子;殺人者借刀,借刀不是遞刀子。即使殺人者在殺人前片刻拿到刀子,也不能說給刀的人就一定是在遞刀子。比如,甲想殺乙,跟蹤到店裡,附近有賣刀的。
甲:這刀?
店主:給。
甲拿到刀驟起行兇。雖然甲沒有說買刀,但店主自然以為甲要買刀,同時並不知道甲要行兇,那麼當然不能認定店主是在遞刀子。
作為本義的遞刀子尚且有很嚴格的定性限制,那麼喻義的遞刀子定性自然應該更加嚴格,尤其是在文字方面。
把文章內容或者寫文章定性為遞刀子,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遞刀子,重點是遞的動作,說明刀子早已存在,也說明內容是真實的。既然內容真實,那麼利用這些真實的人又何須文章作者遞刀子?他有無數的方法利用這些真實,不管目的和結果是什麼,都不宜究過於某具體文章的作者。拿文字之刀比拿物質之刀實在方便隨意得多。如果內容不真實,那就要追究或造謠或傳謠的錯乃至罪,這是造刀殺人,比遞刀殺人嚴重多了。決不能用輕罪頂替重罪。
如果一篇文章在沒有被別有用心之人利用的情況下,大家一片叫好。一旦被人找到攻擊點或被對手利用,就有人不依不饒地罵作者遞刀子,跟隨者眾,甚至不乏以前的叫好者。這在邏輯上是自我矛盾的:不是用標準判斷對錯,而是用立場判斷對錯。 不問是非,只問立場,最是容易為穿鑿附會、誅心污衊、扒皮構陷者提供材料和舞台。
文字是可以聯想的,也是富於聯想的。由文字本義聯想到的內容,誰聯想的,便是誰的想法。
內容是不是反動的,素材是不是真實的,內涵是不是積極向上的,這都可以就事論事說清楚。惟獨遞刀子,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可以發散,也可以內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實在不能不令人警懼。
動輒給人扣遞刀子的帽子,也誅心一點設想:用高級紅的方式抹黑言論自由領域,試圖讓人禁言、並進而對此種局面產生不滿。有沒有這種可能呢?我們的國家到底有沒有這種隱蔽潛藏得很深的民族敗類呢?大概是有的。 但願這只是我的擔擾。
但有一點我可以確信:遞刀子將和莫須有一樣成為富有深刻歷史含義的知名詞語。這是遞刀子的幸運嗎?
遞刀子說:我不要,這都是那些扣帽者捅給我的刀子。正是:遞刀子被捅刀子,扣帽者必戴帽子,不過這頂帽子將由公正的歷史扣給他,也一定會扣得合頭合腦。當知且謹記![1]
作者簡介
秋夢悄醉,江西遊客游西江,工作之餘喜胡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