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學
符號定義
西方著作給"符號學"的定義一般都是:"符號學是研究符號的學說"(Semiotics is the study of signs)。這個定義實際上來自索緒爾，索緒爾一百多年前建議建立一個叫做"符號學"的學科，它將是"研究符號作為社會生活一部分的作用的科學"。索緒爾並不是下定義，而是在給他從希臘詞根生造的semiologie(來自希臘詞semeîon)一詞作解釋，用一個拉丁詞源詞解釋一個同義的希臘詞源詞，這在西方是有道理的。[2]
然而索緒爾這句解釋現在成了符號學的正式定義。在中文裡這話是同詞反覆;在西文中，如果能說清什麼是符號，勉強可以算一個定義。
但"什麼是符號?"是一個更棘手的難題。很多符號學家認為，符號無法定義。趙毅衡給了符號一個比較清晰的定義，作為討論的出發點:符號是被認為攜帶意義的感知。意義必須用符號才能表達，符號的用途是表達意義。反過來說:沒有意義可以不用符號表達，也沒有不表達意義的符號。這個定義，看起來簡單而清楚，翻來覆去說的是符號與意義的鎖合關係。實際上這定義捲入一連串至今難以明確解答的難題，甚至可以得出一系列令人吃驚的結論。
首先，既然任何意義活動必然是符號過程，既然意義不可能脫離符號，那麼意義必然是符號的意義，符號就不僅是表達意義的工具或載體，符號是意義的條件:有符號才能進行意義活動，意義不可能脫離符號存在。因此，為了定義符號，我們必須定義"意義"。
要說出任何意義，必須用另一個意義;判明一個事物是有意義的，就是說它是引發解釋的，可以解釋的。而一切可以解釋出意義的事物，都是符號，因此，意義有一個同樣清晰簡單的定義:意義就是一個符號可以被另外的符號解釋的潛力，解釋就是意義的實現。
意義必用符號才能解釋，符號用來解釋意義。反過來:沒有意義可以不用符號解釋，也沒有不解釋意義的符號。這個說法聽起來很纏繞，實際上意思簡單:一個意義包括發出(表達)與接收(解釋)這兩個基本環節，這兩個環節都必須用符號才能完成，而發出的符號在被接收並且得到解釋時，被代之以另一個符號，因此，意義的解釋，就是一個新的符號過程的起端，解釋只能暫時結束一個符號過程，而不可能終結意義。正因為每個延伸的解釋都是"被認為攜帶意義的感知"，符號就是這種表意與解釋的連續帶。
符號學定義
錢德勒《符號學初階》，開頭一段用"符號學是研究符號的學說"來定義符號學，接着說，"如果你不是那種人，定要糾纏在讓人惱怒的問題上讓大家乾等，那麼我們就往下談……" 。安伯托·艾柯將其定義為"符號學研究所有能被視為符號的事物";另一個意大利符號學家佩特麗莉說符號學"研究人類符號活動(semiosis)諸特點"，亦即人的"元符號能力"。19世紀末與皮爾斯一道建立符號學的英國女學者維爾比夫人(Lady Victorian Welby)建議符號學應當稱為sensifics, 或significs，即有關sense 或 significance的學說，也就是"表意學"。福柯在他1969年關於認識論的名著《知識考古學》中說:"我們可以把使符號'說話'，發展其意義的全部知識，稱為闡釋學;把鑑別符號，了解連接規律的全部知識，稱為符號學" ;懷海德的意見與福柯相仿:"人類為了表現自己而尋找符號，事實上，表現就是符號"
就國內研究者的定義來看，"符號學 "這個中文詞 ，是趙元任在1926年一篇題為"符號學大綱 "的長文中提出來的，此文刊登於上海 《科學 》雜誌上。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符號這東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號當一種題目來研究它的種種性質跟用法的原則，這事情還沒有人做過。"他的意思是不僅在中國沒人做過，而是指在世界上還沒有人做過，趙元任應當是符號學的獨立提出者。趙元任說與 "符號學 "概念相近的英文詞，可以為symbolics，symbology，symbolology。西方沒有人用過這些詞，可見趙元任的確是獨立於索緒爾 、皮爾斯 、維爾比提出這門學科。
趙毅衡在1993年把符號學定義為:"關於意義活動的學說。"並給出了符號的定義。即"符號是被認為攜帶意義的感知:意義必須用符號才能表達，符號的用途是表達意義。反過來說，沒有意義可以不用符號表達，也沒有不表達意義的符號。"
沒有意義的表達和理解，不僅人無法存在，"人化"的世界無法存在，人的思想也不可能存在，因為我們只有用符號才能思想，或者說，思想也是一個產生並且接收符號的過程。因此，認識論、語意學、邏輯學、現象學、解釋學、心理學，都只涉及意義活動的一個方面，而符號學是對意義的全面討論。因此把符號學定義為"意義學"是能夠成立的，也是有用的。
這樣討論的目的，是確定符號學涉及的範圍。很多人認為符號學就是研究人類文化的，實際上符號學研究的範圍，文化的確是最大的一個領域，但是符號學還研究認知活動，心靈活動，一切有關意義的活動，甚至包括一切由有靈之物的認知與心靈活動。人類為了肯定自身的存在，必須尋找存在的意義，因此符號是人存在的本質條件。
學科歷史
現代符號學的創始人是索緒爾與皮爾斯，他們在20世紀初年分別提出了自己的符號學基礎系統，但是符號學本身一直處於學界邊緣，要等到60年代，索緒爾的符號學以結構主義的名義起飛，在那時符號學與結構主義幾乎是一物二名。70-80年代結構主義突破自身，成為後結構主義，其中符號學起了極大的作用，此後皮爾斯模式代替了索緒爾模式成為當代符號學的基礎。
近年來皮爾斯的符號學代替了索緒爾的符號學，相當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皮爾斯注重符號的意義解釋，他的符號學是重在認知和解釋的符號學，他的名言是 "只有被理解為符號才是符號 (Nothing is a sign unless it is interpreted as a sign)。"這本是符號學應有的形態 。
中國符號學
符號學這個中文詞，是趙元任在1926年一篇題為"符號學大綱"的長文中提出來的，此文刊登於他自己參與創刊的上海《科學》雜誌上。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符號這東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號當一種題目來研究它的種種性質跟用法的原則，這事情還沒有人做過。" 他的意思是不僅在中國沒人做過，在世界上也沒有人做過。雖然索緒爾已經在1913年日內瓦大學的課堂上提出了semiologie, 他的講課筆記要到1916年他去世後才出版，而引起學界注意，則要到1930年代。皮爾斯的semioticd學說生前沒有發表，亦是30年代莫里斯進行系統介紹才廣為認知。趙元任在此文中說，與他提出的"符號學"概念相近的詞，可為symbolics、symbology或symbolology，可見，他的確是獨立於索緒爾或皮爾斯提出這門學科，應當是符號學的獨立提出者。
趙元任之後，"符號學"一詞在中文中消失幾十年，再次出現於中文出版物中，要到新時期。與五六十年代相同，這一階段"符號學"依然只出現於外國哲學語言學的翻譯介紹之中。1978年方昌傑翻譯著名學者利科對法國哲學的介紹文章，是符號學重現於中文的第一篇文字。真正中國學者討論符號學的第一批文章，出現於1980年代早期，如胡壯麟《語用學》、岑麒祥《瑞士著名語言學家索緒爾和他的名著〈普通語言學教程〉》、徐志明《索緒爾的語言理論》、徐思益《論索緒爾的語言哲學》等。此時的"符號學覺醒"集中於索緒爾語言學，關心者大致上也來自語言學界。真正把符號學當做一門單獨的學科來討論的，是我國著名東方學家金克木1983年在《讀書》第五期上發表的文章"談符號學"。這篇文章是印象式的漫談，論點有點散亂，但卻是中國學者第一次拿出自己的觀點來，不再是僅僅介紹國外理論。
80年代中後期，隨着"文化熱"的迅速升溫，國內學界對符號學的興趣陡增，各界學者開始應用於不同學科之中，為符號學在中國發展做了一個良好開端。1985-1987年出現了一系列在各種學科中運用符號學的文章，如安和居《'符號學'與文藝創作》、安迪《短篇小說的符號學》、胡妙勝《戲劇符號學導引》、艾定增《運用建築符號學的佳作:評西雙版納體育館方案》、徐增敏《電影符號與符號學》、李幼蒸《電影符號學概述》、周曉風《朦朧詩與藝術規律:對於現代詩歌的一個符號學探討》、曾大偉《試論符號學理論與接受理論在教學上的應用》、鄭偉波《從符號學角度看翻譯等值的限度》、郭昀《情報與符號:從大情報觀看情報載體》等等。符號學呈現了跨學科的特徵，覆蓋面之廣已經令人驚奇。
此時也出現了一些對這門學科作總體介紹的文字，例如毛丹青《符號學的起源》、陳波《符號學及其方法論意義》。到這個十年將結束的時候，符號學在中國呈現爆發的形態，開始出現綜合與匯流。1988年1月，李幼蒸、趙毅衡、張智庭等在北京召開了"京津地區符號學討論會"，這是中國符號學界的第一次集會;1988年12月，李先焜發表《符號學通俗講座》(最後幾講由陳宗明負責);80年代後期，中國符號學的最早幾本專著開始出版:林崗於的《符號·心理·文學》(花城出版社1985年)可能是我國第一本將符號學應用於文學研究的專著;接下來是何新將符號學應用於藝術研究的《藝術現象的符號-文化學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以及俞建章、葉舒憲的《符號:語言與藝術》(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肖峰的《從哲學看符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可能是第一本符號學哲學專著;以後又出版了楊春時的《藝術符號與解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趙毅衡的《文學符號學》(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年)、《符號學》(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