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擺攤(張道德)
作品欣賞
第一次擺攤
我上下班必經一座跨河大橋，橋的兩側人行道很寬，大概有五六米樣子，足以擺上一張八仙桌，即便供人圍坐一圈也不顯擁擠。
不論春夏秋冬，每一個夜幕降臨、華燈初放的時候，人行道的一側幾乎都被獨具「商」眼的攤販們給占領了。他們藉助路燈的亮光，或在地上鋪個攤子賣些小物件，或支個架子給手機貼膜，甚至還有些八卦算命者也夾雜其中。來往行人絡繹不絕，多是一瞥而過，但總有些人或駐足期間探腰問價，或蹲在攤前摸來捏去。常因價格談不攏欲走又止，卻是三步一回眸狀，若賣者看似無奈的喊了一句：「算了，回來回來，不賺錢賣給你吧」，那一回眸多半變成一個緩慢的轉身，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生意就此達成。攤販和行人，買者和賣者，他們並不留意那些不斷穿梭而過的車流，和橋下那無聲流淌的大河，卻在乎這種原生態下的市井生活是否和諧順意。
這些臨時攤販多數很年輕，能出來練攤，是需要勇氣的。如果換作是我，也可能是自嘆弗如了。
當年的我也曾有過一次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擺攤」經歷，因為結果很失敗，所以至今印象很深刻。
那是在文革結束後，改革開放的號角剛吹起不久，農村仍在大集體時代，我家依然處於極度貧困狀態。作為一家之主的父親，要維持七口之家的生活，僅憑母親的工分和父親微薄的民師工資度日，是非常困難的，借錢借糧是常態，加上那一年父親因患哮喘病又欠下一屁股債務，日子更是難上加難。父親的苦往往都是一個人的面對，在最艱難的日子裡，他的操勞奔波也從未停下腳步。
一個春天的早晨，天剛蒙蒙亮，父親喊上我，說要和他一起上街去，而且是去販賣生薑。作為十來歲的孩童，能上街當然是件令人興奮的事了，因為夢想着父親可以買個油條或獅子頭之類的零食給我吃，至於賣生薑肯定不是我的事，於是屁顛屁顛地跟着父親上路了。
一路上，父親背着一袋約二三十斤重的生薑，我扛着一杆小秤，緊走慢跑跟在父親後面，秤砣碰着秤桿叮叮噹噹響個不停，沙沙的腳步聲與沉重的喘氣聲交替登場。五六里的羊腸小路，父親彎腰曲背，一路負重前行，終於頂着一頭汗水趕到街上。此時的大街已是熙熙攘攘，挑擔子的、拉板車的，一路喊着「讓一讓，讓一讓，油來了哦」，那其實是在提醒行人讓道，挑的、拉的根本不是油品，而是其它交易物，因為油一旦沾上衣服很難洗掉，所以行人唯恐躲之不及。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父親看到一個賣黃豆的攤位邊還有點空位，於是就一腳跨了過去，隨即卸下肩上的生薑，然後倚着牆壁，一手掐腰、一手從口袋裡掏出手帕擦了擦額頭的汗，算是簡單的休息了。稍後又蹲下身子把生薑口袋打開，從我手裡把秤桿接過去放在口袋上，一屁股坐在牆根之下，標誌着今天的買賣正式開始了。
我原以為，東西到街上就會有人買的，所以心裡只盼着父親早點把生薑賣掉，我就可以搞到點零食吃了。哪知，時間在一分一秒的流逝，我們的生薑攤子就是沒人過問。隔壁賣黃豆的老頭像是自言自語，又似乎是對着父親說：「今天這買賣怕是不好做啊！」我聽了心裡就更加泄氣，這才注意到這位說話的老頭。他坐在一個矮凳子上，佝僂着腰，兩手抱在胸前，溝壑縱橫的額頭上戴着一頂高高的黑棉帽子，枯瘦的眼睛卻非常有神，一刻不停地盯着來往的行人，下巴的鬍子稀稀拉拉長短不一，和山羊的須子差不了多少，鼻子下面總有點亮亮的東西，仔細一看，是擦不完的鼻涕堆在那兒。
我有點討厭這位賣黃豆老頭，包括他說的那句話。
漸漸不耐煩的我，一會兒坐在地下,一會又站起來拍拍屁股伸伸懶腰，無奈的眼睛盯着那些來往的行人，卻就是沒人願意多看一眼我們的攤子。已是接近中午，父親看來也覺得沒啥希望了，說是去找熟人看看可有人要，但又怕有人來買，所以就現場教我認秤，並告訴我七毛錢一斤的價格。我心裡巴望着父親能找到熟人把我們的生薑全給收掉，至於叫自己零賣，實際上幾乎完全失去了信心，沒辦法只能等着吧。
當父親消失在人群中時，我坐在攤前的地下，一點做買賣的心思都沒有，也不敢抬頭看行人，哪怕與行人一個交流的眼神都沒有，只顧低着頭看着來來往往的腳步在眼前走來走去，奢望着某一雙腳步能在我的攤前停下。多次失望之下，我幾乎放棄賣的念頭，有時乾脆把身子扭到側面，對着牆壁，似乎那生薑與我無關，心裡卻在想着今天的油條是沒指望了，還不如早點回家找小夥伴們打彈子玩。
不知過了多久，就在我「心有旁騖」之時，突然聽到一聲：「這生薑怎賣的啊？」
「嗯，是問我嗎？」我這才回過神來，卻有點不相信。
「生薑是你在賣嗎？」眼前問話的是個中年人，肩上搭着個蛇皮袋，兩隻手互插在袖孔里，嘴上叼的煙沾着上嘴唇，穩當得很，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是啊，七毛一斤。」我怯怯地回道。
「可能少點啊？」中年人想還點價。
「我不曉得呢！」我這一回答，反倒惹得中年人嘿嘿笑了起來，顯然，我那時不知道什麼叫還價。中年人的眼神充滿懷疑，蹲下身來從袖孔里抽出一隻手來把生薑扒了扒、捏了捏，又問了一句：「你家大人呢？你小傢伙可識秤啊！」那口氣倒還溫和。
看他要買的樣子，我趕緊說：「我識秤，你買了不要緊。」
中年人嘴裡的煙似乎要燒到嘴皮了，才不慌不忙地吐掉煙屁股，騰出兩隻手來撿了幾塊生薑，我用帶來的細稻草紮好上秤，哆哆嗦嗦地在秤桿上來回捻了半天，大概在一斤半處，秤桿比較平衡了，卻又不敢確認，就用手捏緊準星讓中年人看。
「太寒了！（不足斤的意思）」中年人邊說邊從我的生薑口袋裡又拿出一塊生薑要放上。
「夠了哎，你看秤啊！」我想據理力爭，但聲音太小，一點威懾力量都沒有，只得巴巴地瞅着中年人掏錢。中年人解開上衣的一粒扣子，伸出手來在裡面摸索了許久，才抽出幾張毛票，數了幾遍後遞給我，「正好一塊錢，拿着。」
「不對，缺五分呢！」已經讀到小學四年級的我，這點賬是算得出來的，心想，我還指望着五分錢買根油條吃呢。中年人似乎並不在乎我的聲音，站起身來就要走。我一時間急得臉都紅了，眼淚都快下來了，伸手抓住中年人的衣角不讓走。
「站住別走！欺負人家小孩有用嗎？」幾乎是一聲斷喝，卻出自我討厭的賣黃豆老頭之口。
「啊……你?」中年人一時語塞。
「啊什麼呢？秤都掀掀的（足斤的意思），我都看到了，還少給人家伢們五分錢，把人家搞哭了，你快活啊！他這一上午一兩也沒掉呢！」一直沒說話的賣黃豆老頭，忽然開口為我主持公道，讓近乎絕望的我一下子似乎有了依靠，抓着衣角的手也更加有力。這回輪到中年人臉紅了起來，他嘿嘿自嘲着說：「我是跟伢子開玩笑呢，五分錢給你。」
中年人走後沒多久，父親也兩手空空回來了，看起來他出去這一趟並無收穫。我將剛才賣生薑的一幕向父親敘說了一遍，父親非常開心，似乎一掃剛才的失望，連聲感謝賣黃豆老頭。老頭用袖口往鼻子下面一抹，哈哈一樂，鬍子翹起老高：「伢子都傷心了，做人哪能那樣呢！收攤吧，給伢買根油條犒賞一下，強如那五分錢沒搞到。」沒想到老頭會猜到我的這點小心思。父親喏喏地回答着，手卻在口袋裡掏着什麼，卻什麼也沒掏着。我知道父親是想向人家敬根煙，但父親不抽煙，口袋裡也就沒帶煙，掏了半天當然是空的。想來想去，父親忽然隨手拿起一片生薑要給老頭，以示感謝。那老頭一看父親如此客氣，立即雙手交叉在胸前連續擺動，口中連呼：「瞎講！瞎講！你這半天一分沒賺，還要搭兩個出去，那我還成不講理人呢！」拒意堅決，毫不妥協！父親和老頭象是打架一般拉拉扯扯了好一陣，才握手各自收攤回家。
那一刻，我覺得賣黃豆的老頭一點也不討厭了，和我父親一樣都是那麼可愛的人。
負重而來的父親，依然負重而回，這一趟買賣看來是砸了，我卻緊捏着一根油條一截一截撕着吃到家。
我已記不清父親把這些生薑背回來後最後怎麼處理的，我只知道，我人生的第一次做「生意」，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擺攤」是很不成功的。但收穫也並非一點也沒有，賣黃豆老頭和父親一樣都身處窮人的社會裡，受苦受累是他們最普通的謀生需要，他們卻都是我心目中的好人。如今商業社會大行其道，大眾創業何其艱難，即便是我上下班必經大橋上所見之小買小賣，如果你只是「第一次」嘗試練攤，也祝願從此邁開誠信人生精彩的第一步。 [1]
作者簡介
張道德，男，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人。現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