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八观

管子·八观

《管子·八观》是春秋时期军事家管仲创作的一篇散文。管子一书是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结， 即以此为稷下之学的管子学派。《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子部道家类 ，《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类。《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子部法家类。书篇幅宏伟，内容复杂，思想丰富，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学术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

目录

原文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闾闬不可以毋阖，宫垣关闭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郭周外通，则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闾闬无阖，外内交通，则男女无别；宫垣不备，关闭不固，虽有良货，不能守也。故形势不得力非，则奸邪之人悫愿；禁罚威严，则简慢之人整齐；宪令著明，则蛮夷之人不敢犯；赏庆信必，则有功者劝；教训习俗者众，则君民化变而不自知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罚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闭其门，塞其涂，弇其迹，使民毋由接于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罚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谨，地宜不任，草田多秽，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计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则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众，则国贫民饥。以此遇水旱，则众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饥者不可以使战。众散而不收，则国为丘墟。故曰：有地君国，而不务耕耘，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知也。

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蓄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故曰：“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故曰：“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

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宫营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实其宫。室屋众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处其室。囷仓寡而台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费。故曰：“主上无积而宫室美，氓家无积而衣服修，乘车者饰观望，灸行者杂文采，本资少而末用多者，侈国之俗也。”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故曰：“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

课兇饥，计师役，观台榭，量国费，而实虚之国可知也。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为足矣。万家以下，则就山泽可矣。万家以上，则去山泽可矣。彼野悉辟而民无积者，国地小而食地浅也。田半垦而民有余食而粟米多者，国地大而食地博也。国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货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广而民不足者，上赋重，流其藏者也，故曰：“粟行于三百里，则国毋一年之积；粟行于四百里，则国毋二年之积；粟行于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兇。小兇三年而大兇，大兇，则众有大遗苞矣。什一之师，什三毋事，则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盖积也，则道有损瘠矣。什一之师，三年不解，非有余食也，则民有鬻子矣。故曰：“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独伐也，大木不可独举也，大木不可独鉉也，大木不可加之薄墙之上。”故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泽之作者，博民于生谷也。”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力之所生，生于劳身，是故主上用财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台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毋余积者，其禁不必止，众有遗苞者，其战不必胜。道有损瘠者，其守不必固。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则危亡随其后矣；故曰：“课兇饥，计师役，观台榭，量国费，实虚之国可知也。”

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州里不鬲，闾闬不设，出入毋时，早晏不禁，则攘夺窃盗，攻击残贼之民，毋自胜矣。食谷水，巷凿井，场容接，树木茂，宫墙毁坏，门户不闭，外内交通，则男女之别毋自正矣。乡毋长游，里毋士舍，时无会同，丧烝不聚，禁罚不严，则齿长辑睦，毋自生矣。故帐礼不谨，则民不修廉，论贤不乡举，则士不及行，货财行于国，则法令毁于官。请谒得于上，则党与成于下。乡官毋法制，百姓群徒不从；此亡国弒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乱之国可知也。”

入朝廷，观左右，求本朝之臣，论上下之所贵贱者，而彊弱之国可知也。功多为上，禄赏为下，则积劳之臣，不务尽力。治行为上，爵列为下，则豪桀材臣，不务竭能。便辟左右，不论功能，而有爵禄，则百姓疾怨。非上贱爵轻禄。金玉货财商贾之人，不论志行，而有爵禄也，则上令轻，法制毁。权重之人，不论才能，而得尊位，则民倍本行而求外势。彼积劳之臣，不务尽力。则兵士不战矣。豪桀材人不务竭能，则内治不别矣。百姓疾怨，非上贱爵轻禄，则上毋以劝众矣。上令轻，法制毁，则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势，则国之情伪竭在敌国矣。故曰：“入朝廷，观左右，求本朝之臣，论上下之所贵贱者，而彊弱之国可知也。”

置法出令，临众用民，计其威严宽惠，行于其民与不行于其民可知也。法虚立而害疏远，令一布而不听者存，贱爵禄而毋功者富，然则众必轻令，而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赏罚不信，五年而破。上卖官爵，十年而亡。倍人伦而禽兽行，十年而灭。”战不胜，弱也。地四削，入诸侯，破也。离本国，徙都邑，亡也。有者异姓，灭也。故曰：“置法出令，临众用民，计其威严宽惠，而行于其民不行于其民可知也。”

计敌与，量上意，察国本，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敌国彊而与国弱，谏臣死而谀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毁，然则与国不恃其亲，而敌国不畏其彊，豪杰不安其位，而积劳之人不怀其禄。悦商贩而不务本货，则民偷处而不事积聚。豪杰不安其位，则良臣出，积劳之人不怀其禄，则兵士不用。民偷处而不事积聚，则囷仓空虚，如是而君不为变。然则攘夺窃盗，残贼进取之人起矣。内者廷无良臣，兵士不用，囷仓空虚，而外有彊敌之忧，则国居而自毁矣。故曰：“计敌与，量上意，察国本，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

故以此八者观人主之国，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白话译文

内城的城墙不可不坚固完整，外城的四周不可有外通的空隙，里的边界不可以左右横通，闾门不可不注意关闭，院墙与门日不可不注意整修。因为，内城不完整，作乱为害的人就会图谋不轨；外城有空隙，奸遁越境的人就可以行事；里的边界随意横通，抢夺盗窃的就不会停止；闾门不关，内外随意交往，男女之间就没有界限；院墙不备，门门不牢，虽有宝贵的财货也是无法保管的。所以，客观形势使人们无法为非作歹，奸邪的人才能够老实守法；禁律与刑罚威严，无视法纪者才能够规规矩矩；法令严明，蛮夷之人就不敢触犯；奖赏信实坚定，有功者就得到鼓励；受教育、守习俗的确实众多了，人民才可以不知不觉地潜移默化。因此，有英明的君主执政，刑罚总是很少，这并不是该用刑的不用刑，该治罪的不治罪；而是英明君主关闭了犯罪的门户，堵塞了犯罪的道路，消灭了犯罪的影响，使人民无由接触为非作歹的环境，因而人民走正道、做好事，就好像出自本性了。所以，罪罚很少而人民照样安定。 　　 巡视一个国家的田野，看看它的耕耘状况，计算它的农业生产，饥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耕地不深，锄草不勤；宜种的土地没有种，未开的土地很荒乱，已耕的土地不见得肥沃，荒芜的土地不见得贫瘠；按人口总算土地，荒地多而熟地少。即使没有水旱天灾，这也是一个饥国的田野。像这样的国家，人口少则不能保其国土；人口多，则国贫民饥。再遇上水旱灾害，老百姓就将离散而不肯回来。人民无力保卫国土，城防就不巩固；人民处于饥饿状态，就不能从事战争；人民离散而不回，国家就成为一片废墟了。所以说，拥有土地统治国家而不注重农业生产，便是寄生的国君。所以说，巡视一个国家的田野，看看它的耕耘状况，计算它的农业生产，饥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巡视一个国家的山林湖泽，看看它的桑麻生长情况，计算它的六畜生产，贫富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山林湖泽广阔，草木就容易繁殖；土地肥沃，桑麻就容易生长；牧草繁茂，六畜就容易兴旺。如果山泽虽广，滥伐草木却没有禁令；土地虽肥，种植桑麻却不得其法；牧草虽多，饲养六畜却征收赋税；这就等于堵塞财货的门路。所以说，日常物产不充足，金玉虽多，也只能叫作贫国。所以说，巡视一个国家的山林湖泽，看看它的桑麻生长情况，计算它的六畜生产；贫富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进入一个国家的都城，视察它的宫室，看看它的车马、衣服；侈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城市大而农田小，农田就养活不了那些人民；城区大而居民少，居民就防守不了那个城市；院落大而房屋少，房屋就充实不了那个院落；房屋多而居民少，居民就住用不了那些房屋；粮仓少而亭台楼阁多，粮食贮备就供应不了那些糜费。所以说，君主没有积蓄而宫室却很华丽，百姓没有积蓄而衣服却很讲究，乘车者打扮车子的外观，步行者穿着用艳丽的服色，农业产品少而奢侈物品多。这是奢侈国家的风俗。国家奢侈则开支浪费，开支浪费则人民贫困，人民贫困则产生奸恶思想，产生奸恶思想则出现邪巧行为。所以，奸恶和邪巧的产生，由于贫困；贫困的产生，由于奢侈；奢侈的产生，由于没有制度。所以说，明确制度和标准，节约衣服，俭省财用，禁止奢侈，是治国的急务。不懂得这个道理，就不要使他管理国家。所以说，进入一个国家的都城，视察它的宫室，看看它的车马、衣服；侈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考查灾年饥谨的情况，计算从军服役的人数，看看楼台亭阁的修建，计量财政开支的费用；虚实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凡是拥有万户人口的农村，可食之地，有方五十里就够了。万户以下的，可以算进去山泽之地；一万户以上的，则要把山泽除外。那种土地均已开垦，而人民仍无积蓄的国家，是因为国土小而耕地少；土地只开垦半数，而民有余食、粟米丰富的国家，是因为国土大而耕地多。国土虽大而荒地没有开垦，是因为君主追求财货而臣民好利的缘故；土地开垦虽多而人民粮食不足，是因为朝廷赋税繁重，人民卖掉存粮的缘故。所以说，粮食运行远达三百里，这个国家的存粮就不够一年之用；粮食运行远达四百里，这个国家的存粮就不够半年之用；粮食运行远达五百里，民众就面有饥色了。一个国家，庄稼歉收三分之一，叫作小凶年；三个小凶年等于一个大凶年。大凶年百姓就有饿死在路上的了。一国有十分之一的人从军，就要有十分之三的人脱离农业生产，庄稼也就要歉收三分之一。庄稼歉收三分之一，而没有旧年存粮，路上就会有弃置的死尸。十分之一的人从军，三年不解除兵役，如果没有余粮，人民也会有卖儿卖女的了。所以要问：山林虽近，草木虽好，兴建宫室还必须有限度，采伐与封禁山林还必须有定时，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因为大木材不是一个人劳动所能采伐的，不是一个人劳动所能搬举的，也不是一个人劳动所能运输的；大木材也不能使用在小规模的建筑上。所以说，山林虽广，草木生长虽好，封禁开发必须有定时；国虽富裕，金玉虽多，宫室兴建必须有限度；江海虽宽，池泽虽大，鱼鳖虽多，捕鱼之业必须有官管理；船网之民不可只依靠单一财路来维持生活。这并不是对草木、鱼鳖有偏爱，而是怕人民荒废了粮食的生产。所以说，先王限制上山采伐下水捕鱼的活动，为的就是使人们专务粮食生产。人民不种粮食没有饭吃，粮食不靠土地不能生长，土地没有人民不能耕种，人民不卖力气就得不到财富。财富的产生是出于使用劳力，劳力的产生是出于劳动着的身体。所以，君主用财无限度，就等于人民用力无休止。所以说，楼台亭阁远近相望的，那是君民之间彼此相恨的。人民没有储蓄的粮食，国家禁令就不能一定生效；百姓有饿死的，对外战争就不能一定取胜；道路上有弃置的死尸，防守就不能一定坚固。而法令不能“必行”，禁令不能“必止”，战不能“必胜”，守不能“必固”，危亡也就跟在后面了。所以说，考查灾年饥谨的情况，计算从军服役的人数，看看楼台亭阁的修建，计量财政开支的费用，虚实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进入一国的州、里，观察风俗习惯，了解它的人民是怎样接受上面教化的，治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州里之间没有隔墙，里门没有安设，出入没有定时，早晚不加管理；对于抢夺、盗窃、殴打、害人的分子，就无法加以管制了。吃同一条山谷里的水，在一个巷子里打井，场院菜圃相连，树木茂密，院墙破损，门户不闭，内外随便往来；男女之间的界限，也就无法规正了。乡没有官吏，里不设学堂，不按时集会，丧葬祭袍人们也不相聚，禁令刑罚又不严格，尊贤敬长的和睦风尚，也就无从产生了。所以，婚礼不严肃，人们就不注意廉耻；选贤不通过乡里，士人就不注重品行；贿赂财货风行于国内，法律政令就败坏于官府；请托办事之风通行在上面，结党营私之事就发展在下边；乡官不实行法制，百姓就不会服从命令。这些就是亡国弑君发生的原因。所以说，进入一国的州、里，观察风俗习惯，了解它的人民是怎样接受上面教化的；治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来到一国的朝廷，观察君主的左右，研究一下本朝百官的情况，分析一下朝廷上下重视什么和轻视什么；强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功劳多的，禄赏反而在下，多功之臣就不肯尽心竭力；政绩好的，官爵反而在下，豪杰能臣就不肯竭尽所能；君主的宠臣和侍从之类，不论功劳能力而享有爵禄，百姓就会怨恨、非议而轻贱爵禄；贩运金玉财货的商贾之流，不论道德品行而享有爵禄，君令就不受重视，而法制破毁；握有大权的人，不论才能而窃居高位，人们就要抛弃本国行伍而投靠外国势力去了。那些多功之臣不愿尽心竭力，士兵就不肯作战；豪杰能臣不竭尽所能，内政就不会清明；百姓怨恨、非议而轻贱爵禄，君主就无法劝勉民众；君令不受重视，法制破毁，君主就无法命令臣下，臣下也无法效忠君主；人民抛弃本国行伍而投靠外国势力，国家的虚实就全被敌国掌握了。所以说，来到一国的朝廷，观察君主的左右，研究一下本朝的百官的情况，分析一下朝廷上下重视什么和轻视什么，强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根据君主立法出令和从政治民的情况，考察其刑赏政策是否在人民当中得到贯彻；兴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法律形同虚设，只加害疏远的人；命令虽已公布，不听者安然无恙；随便封爵赐禄，无功者因而致富；那么，人们一定轻视法令而君主地位也就危险了。所以说，良田不赏给战士，三年而兵力衰弱；赏罚不信实，五年而国家破败；君主卖官鬻爵，七年而国家危亡；背逆伦常道德，干禽兽的行为，十年国家就会覆灭。出战不胜，是衰弱；土地被瓜分，是破败；逃离本国，迁移国都，是危亡；政权由异姓人占有，是覆灭。所以说，根据君主立法出令和统治人民的情况，考察其刑赏政策是否在人民当中得到贯彻；兴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估量敌国和盟国，了解君主的意志，考察农业的状况，看看人民财产是有余还是不足；存亡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敌国强大而盟国衰弱，直言之臣身死而阿谈之臣得宠，私人请托盛行而公法被毁；对这样的国家，盟国将不再依靠其盟好关系，敌国也不会畏惧其强大，豪杰将不安于位，多功之臣也不再留恋他的爵禄了。君主又喜欢商贩而不爱农业，人民就苟且偷安而不致力于积蓄了。豪杰不安于位，则良臣出走；多功之臣，不怀恋爵禄，则兵士不肯效力；人民苟且偷安而不致力于积蓄，则粮仓空虚。这样，君主还不肯改革，那么，抢夺、盗窃、残害人民、谋取政权的人们就起来了。在国内，朝中无良臣，士兵不效力，粮仓空虚，再加上外有强敌之忧，这就只有坐而待亡了。所以说，估量敌国和盟国，了解君主的意志，考察农业的状况，看看人民财产是有余或是不足；存亡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因此，从这八方面调查一个君主所治理的国家，这个君主就无法掩盖他的真实状况了。

作者简介

管仲（前719一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华夏族，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改革家。管仲的著作今称《管子》，内容涵盖各种学术，是后世道家、儒家、名家、法家、农家、兵家、阴阳家等等多家学术思想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