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晏列傳
《管晏列傳》選自西漢文學家、史學家司馬遷所著的《史記》，卷六十二、列傳第二，是春秋中後期齊國政治家管仲和晏嬰的合傳。 司馬遷略去了二人的主要事跡，而「論其軼事」。文章着重選取了管鮑之交、晏嬰推薦越石父和作者的故事，娓娓動人，天然成趣，於細微處見精神，字裡行間滲透着作者的愛憎。作者慘遭李陵之禍身受腐刑，平生所交不為一言，故寫管鮑之交，寫晏嬰贖越石父，無不是借題發揮。來抒發自己的胸懷。
目錄
原文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
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戹，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
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噲親也」。豈管仲之謂乎？
方晏子伏莊公屍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夷吾成霸，平仲稱賢。粟乃實廩，豆不掩肩。轉禍為福，危言獲全。孔賴左衽，史忻執鞭。成禮而去，人望存焉。
譯文
管仲，名夷吾，是潁上人。他年輕的時候，常和鮑叔牙交往，鮑叔牙知道他賢明、有才幹。管仲家貧，經常占鮑叔的便宜，但鮑叔始終很好地對待他，不因為這些事而有什麼怨言。不久，鮑叔侍奉齊國公子小白，管促待奉公子糾。等到小白即位，立為齊桓公以後，桓公讓魯國殺了公子糾，管仲被囚禁。於是鮑叔向齊桓公推薦管仲。管仲被任用以後，在齊國執政，桓公憑藉着管仲而稱霸，並以霸主的身份，多次會合諸候，使天下歸正於一，這都是管仲的智謀。
管仲說：「我當初貧困時，曾經和鮑叔一起做生意，分財利時自己總是多要一些，鮑叔並不認為我貪財，而是知道我家裡貧窮。我曾經替鮑叔謀劃事情，反而使他更加困頓不堪，陷於窘境，鮑叔不認為我愚笨，他知道時運有時順利，有時不順利。我曾經多次作官多次都被國君驅逐，鮑叔不認為我不成器，他知道我沒遇上好時機。我曾經多次打仗多次逃跑。鮑叔不認為我膽小，他知道我家裡有老母需要贍養。公子糾失敗，召忽為之殉難，我被囚禁遭受屈辱，鮑叔不認為我沒有廉恥，知道我不因小的過失而感到羞愧，卻以功名不顯揚於天下而感到恥辱。生養我的是父母，真正了解我的是鮑叔啊。」
鮑叔推薦了管仲以後，情願把自身置於管仲之下。他的子孫世世代代在齊國享有俸祿，得到封地的有十幾代，多數是著名的大夫。因此，天下的人不稱讚管仲的才幹，反而讚美鮑叔能夠識別人才。
管仲出任齊相執政以後，憑藉着小小的齊國在海濱的條件，流通貨物，積聚財富，使得國富兵強，與百姓同好惡。所以，他在《管子》一書中稱述說：「倉庫儲備充實了，百姓才懂得禮節；衣食豐足了，百姓才能分辨榮辱；國君的作為合乎法度，「六親」才會得以穩固」「不提倡禮義廉恥，國家就會滅亡。」「國家下達政令就像流水的源頭，順着百姓的心意流下。」所以政令符合下情就容易推行。百姓想要得到的，就給他們；百姓所反對的，就替他們廢除。
管仲執政的時候，善於把禍患化為吉祥，使失敗轉化為成功。他重視分別事物的輕重緩急，慎重地權衡事情的利弊得失。齊桓公實際上是怨恨少姬改嫁而向南襲擊蔡國，管仲就尋找藉口攻打楚國，責備它沒有向周王室進貢菁茅。桓公實際上是向北出兵攻打山戎，而管仲就趁機讓燕國整頓召公時期的政教。在柯地會盟，桓公想背棄曹沫逼迫他訂立的盟約，管仲就順應形勢勸他信守盟約，諸候們因此歸順齊國。所以說：「懂得給予正是為了取得的道理，這是治理國家的法寶。」
管仲富貴得可以跟國君相比擬，擁有設置化麗的三歸台和國君的宴飲設備，齊國人卻不認為他奢侈僭越。管仲逝世後，齊國仍遵循他的政策，常常比其它諸候國強大。此後過了百餘年，齊國又出了個晏嬰。
晏平仲，名嬰，是齊國萊地夷維人。他輔佐了齊靈公、莊公、景公三代國君，由於節約儉僕又努力工作，在齊國受到人們的尊重。他做了齊國宰相，食不兼味，妻妾不穿絲綢衣服。在朝廷上，國君說話涉及到他，就正直地陳述自己的意見；國君的話不涉及他，就正直地去辦事。國君能行正道，就順着他的命令去做，不能行正道時，就對命令斟酌着去辦。因此，他在齊靈公、莊公、景公三代，名聲顯揚於各國諸候。
越石父是個賢才，正在囚禁之中。晏子外出，在路上遇到他，就解開乘車左邊的馬，把他贖出來，用車拉回家。晏子沒有向越石父告辭，就走進內室，過了好久沒出來，越石父就請求與晏子絕交。晏子大吃一驚，匆忙整理好衣帽道歉說：「我即使說不上善良寬厚，也總算幫助您從困境中解脫出來，您為什麼這麼快就要求絕交呢？」越石父說：「不是這樣的，我聽說君子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那裡受到委屈而在了解自己的人面前意志就會得到伸張。當我在囚禁之中，那些人不了解我。你既然已經受到感動而醒悟，把我贖買出來，這就是了解我；了解我卻不能以禮相待，還不如在囚禁之中」於是晏子就請他進屋待為貴賓。
晏子做齊國宰相時，一次坐車外出，車夫的妻子從門縫裡偷偷地看她的丈夫。他丈夫替宰相駕車，頭上遮着大傘，揮動着鞭子趕着四匹馬，神氣十足，洋洋得意。不久回到家裡，妻子就要求離婚，車夫問她離婚的原因，妻子說：「晏子身高不過六尺，卻做了車的宰相，名聲在各國顯揚，我看他外出，志向思想都非常深沉，常有那種甘居人下的態度。現在你身高八尺，才不過做人家的車夫，看你的神態，卻自以為挺滿足，因此我要求和你離婚。」從此以後，車夫就謙虛恭謹起來。晏子發現了他的變化，感到很奇怪，就問他，車夫也如實相告。晏子就推薦他做了大夫。
太史公說：我讀了管仲的《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和《晏子春秋》，這些書上說的太詳細了！讀了他們的著作，還想讓人們了解他們的事跡，所以就依次編寫了他們的合傳。至於他們的著作，社會上已有很多，因此不再論述，只記載他們的佚事。
管仲是世人所說的賢臣，然而孔子小看他，難道是因為周朝統治衰微，桓公既然賢明，管仲不勉勵他實行王道卻輔佐他只稱霸主嗎？古語說：「要順勢助成君了的美德，糾正挽救他的過錯，所以君臣百姓之間能親密無間。」這大概就是說的管仲吧？
當初晏子枕伏在莊公屍體上痛哭，完成了禮節然後離去，難道是人們所說的「遇到正義的事情不去做就是沒有勇氣」的表現嗎？至於晏子直言進諫，敢於冒犯國君的威嚴，這就是人們所說的「進就想到竭盡忠心，退就想到彌補過失」的人啊！假使晏子還活着，我即使替他揮動着鞭子趕車，也是我非常高興和十分嚮往的啊！
作品賞析
本文通過鮑叔和晏子知賢、薦賢和讓賢的故事，刻意探索和說明了如何對待賢才的問題。管仲其人，經商多分財利，謀事反而更糟，作官被逐，打仗逃跑。鮑叔卻不認為他貪、愚、不肖、怯和無恥。反而從囚禁中把他解放出來，並推薦給桓公，使之有機會一展才能。晏子貴為國相，卻以石父為知己，即使他在囚禁中，也要迫不及待地解放他，尊重他。一個地位卑賤的車夫，只要知過自改，便予以提拔，薦為大夫。司馬遷極力讚美鮑叔和晏子，正是慨嘆自己未遇解驂贖罪的知己。所以，他在贊語中說：「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此實乃本傳之真意。
作者善於用特定人物的動作、個性化的語言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石父雖賢，不幸而為囚犯。晏子遇到他解左驂把他贖出，載回家去，只因「弗謝，入閨，久之，」就被石父深責並要求絕交。行文到此，作者寫道，「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晏子於是延人為上客。」首句寫出晏子心靈深處的震撼，以及由震撼而形於外在的惶惑之色；二句補寫了由震撼而引發出的嚴肅、敬畏、謙虛、惶惑的表情；晏子的問話又以謙慮的口吻寫出他由解驂贖人的壯舉而引發的自矜心理；末句晏子的轉變也正是心理轉變的結果。廖廖三十餘字，把晏子由求賢到禮賢的整個過程和心靈深處的變化層次、一個完整的心態，形神畢肖地表現出來。
通過典型細節，以借賓形主的手法刻畫人物。作者抓住車夫妻子從門間窺視的細節，來揭示一個女子的內心隱秘。從瞬間的窺視到提出離婚，御妻的神色、姿態、心理已然活現，不僅閃躍着個性的光芒，也表現了她的心計、意念和獨特的看人標準。然而寫石父、寫御妻、寫御者，又是為了寫晏子。這種借賓形主的手法，使晏子的形象更加豐滿了。
由於管、晏的事跡已見於卷三十二《齊太公世家》，故本傳只「論其軼事」。此《史記》一書之互見法又一顯例也。[1]
作品出處
本文出自《史記》。
《史記》是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一部紀傳體史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與後來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與《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2]
作者簡介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或前135年—？），字子長，夏陽（在今陝西韓城西南）人。出身史學世家，父親司馬談官至太史令。司馬遷繼承父親太史令的職位後，得以飽覽朝廷藏書，又隨漢武帝到各地巡遊，增長了見識；他同時開始着手整理史料，以完成父親寫一部「名主賢君、忠臣死義之事」的通史的遺願。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司馬遷因上疏為李陵辯護觸怒武帝，被處以宮刑。受此大辱，司馬遷憤不欲生，但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決心「隱忍苟活」。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完成了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名著《史記》。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