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父亲窦兴云(窦传真)
作品欣赏
纪念我的父亲窦兴云
我祖籍山东省高青县。祖上几代为自由职业，书香门第，家业殷实。父亲窦兴云，1919年出生，自幼酷爱读书，什么书都看，如饥似渴，读起来往往进入忘我境界，还经常闹出笑话，有一次竟直掉进井里。还有一次正在读书，内急了居然尿到盛吃食的家什里而浑然不知。
1936年，父亲考入山东齐鲁大学，因参加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学生运动而被校方开除。后，他投奔宋哲元部队，三个月后考入黄埔军校西安分校，毕业后入高树勋部新八军任见习迫击炮排长，三个月后升任连长。他文化功底深厚，军事理论扎实，不怕吃苦，指挥有方，得到高树勋的关注和赏识，把他调到身边，戎马倥偬，转战于抗日战场。从随从参谋、副官直至中校副官。高对他十分敬重，以先生相称，遇事诚意倾听意见。
内战暴发后，高部由焦作调往石家庄作战。高是爱国将领，反对内战，并与共产党方面有一定接触。在调往石家庄途中，父亲出于大义，大胆向高建议调转枪口，起义投诚。高终于下定决心，于1945年10月30日在邯郸市马头镇通电全国，宣布起义。刘伯承、邓小平及党中央、毛主席高度赞扬，给起义部队番号为“民主建国军”，任命高树勋为平汉线总指挥，并批准高为中共党员。
1946年10月，父亲与高部其他几位高级干部被派往延安军政大学学习。10月30日，延安召开邯郸起义一周年大会，会后举行宴会，父亲被安排在毛主席身边就座，并受到刘少奇、朱德等人接见。周恩来亲自找父亲谈话，父亲详细汇报了自己的经历，并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周指示延安交际处处长金诚做父亲入党的介绍人，并让父亲学习结束后留延安解放军总参工作。但学习还未结束，胡宗南部于1947年3月即大举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前，周又亲自安排，父亲暂回高身边工作。不久晋察冀地方炮制了所谓“6.14民建军暴动案”，扣押军官审查，目的是要搞倒高树勋。父亲成了重点审查对象，他向高写了一封长信，书信转到中央调查组，但此案直至1982年才彻底平反。受此影响，父亲于1948年2月被调到华北军大任炮兵教官。期间，他多次找薄一波反映自己的组织问题和“民建军”善后问题，均无果。后来父亲调到山西省军区第二干校任教员，1956年转业到晋南专区水利局任局长。但还未离开部队，他又被诬陷为特务，投入监狱接受审查，结果没查出任何问题，但被降为干部最低一级，于1957年下放垣曲县水利局。当时，水利局没有一个技术人员，连个会看水平仪的人也没有，父亲自荐充任技术员，他一边看书，一边到左家湾、赵寨、绛道沟、后河、圢坂及沇东沇西灌区等各个水利工地实地考察，完成了工程测量等任务。随着政治形势越来越紧张，1959年他又被下放到左家湾看守水库，1962年再次被下放到同善公社观坡大队劳动。
我母亲于1960年到县百货公司托儿所工作，受父亲牵连，在1962年“六二压”中遣送到观坡。我于1960年10月到县人民医院工作，也在母亲之后“回”到观坡。
父亲坐监狱时得了肺结核，因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肺部留有空洞及肺气肿。他也从未做过农活，一切从头开始。刚到垣曲那几年，他在工作之余，把县图书馆和一中二中图书馆翻了个遍，所有藏书都看过了，与县图书馆的馆长成了很好的朋友。落户以后，他又成了同善中学图书馆的常客。他利用学到的知识，经常帮助指导附近各村修剪果树。
为了维持生计，他经常到地里捡遗弃了的棉桃，抠出棉絮卖给收购站补贴家用。在河滩挖出一窝土一行地，种上豆子，对小孩们说：一苗豆五个夹，一个夹五颗豆，五五二十五颗豆。
他的行为被村里的一些人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一次，有人当面说他是富农思想。他说：“当富农有什么不好？我希望全国六亿农民都成为富农！”父亲买了一个竹箥箩供大家使用，有人说他是腐蚀贫下中农。父亲为我取名传真，弟弟名传理，意为传播真理，而别人说他要传播的是“反革命真理”！原想在这深山僻壤可以清静一些，现在才知道这里同样火药味很浓，到处都有警惕的眼光，到处都是阶级斗争的战场。
对于日益谎诞的形势，父亲越来越不能理解，他很痛苦，也为国家的前途命运而担忧。他把疑虑和思考诉诸笔端，陆续写了30余篇文章，以他自己的认知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与建议。文革开始后，这些文章被诬为反革命言论而受到无休无止的批判。这期间，他从同善中学借到一本书，书名忘了，只记得是讲太阳系银河系什么的，不知是书中讲的他理解不了，还是他从中看到了地球人类的渺小与短暂，或者别的什么原因，这期间，他精神失常了。一天，在一棵石榴树下，他对人说：这石榴就是太阳，石榴籽这么多，就是星河。这又让造反派抓了现行：只有毛主席可以比作红太阳，他把石榴比成太阳，就是对伟大领袖的污辱、大不敬！
终于，父亲在1966年11月17日被捕，关押于垣曲监狱。在狱中，父亲拒不认罪，还不断写申诉材料，他将“垣曲县”写成“冤屈县”，将自己的名子“窦兴云”写成“窦我冤”。1970年3月，父亲被法院判为现行反革命罪。4月，判死刑，本要立即执行，并已通知我们家属，因父亲不服，并用席签写下12万字的上诉书，执行死刑推迟到1970年5月6日，并于头天再次通知家属。当天，县里要先召开公开宣判大会后再枪毙。在拉出监狱时，他高喊“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他只喊拥护不喊万岁，他一贯认为没有谁可以万岁。狱警残忍地用老虎钳敲掉他的牙齿，用毛巾勒住他的嘴，又用铁丝把毛巾拧紧固定在脖子上。宣判大会上，他满口的鲜血染红了毛巾，不能说话，他喉咙里发出愤怒的呜呜声。狱警用手按他的头，要他低下头颅，他不，决不低头，决不弯腰！宣判大会没能开到底，就拉到刑场上了。
宣判大会会场在现在的县城中心广场，执行枪决的刑场在今垣曲中学南坡底朝阳村。
父亲被枪毙的前一个月，县里就通知我们家属，要我们届时去领尸。没人愿意帮我，也没人敢帮我。我找到村里60多岁的吴可敬大伯，他经事多，胆也正，答应帮我。那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往县城步行。我拉着平车，同行的除吴伯外，还有两个12岁的孩子，一个是妻舅家的，一个是村里的一个孤儿。
那天的宣判大会，县里通知各公社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我们走到华峰时，遇上同善公社去参加大会的几辆大车，其中一辆车上还有几个座位。他们都知道我是要去为父收尸，有个公社干部说让他们坐上吧，有人不同意，最后是吴伯一个人坐上走了。
赶到现场时，已近午后一点钟，旁边还有人在围观。吴伯用一页烂席将父亲头部以下裹住，帮我抬到平车上，然后就到县城他孩子家里去了，我和两个孩子拉着父亲的尸体返回。
走到华峰与陈村中间的沟里时，天已黑定。那时，这个沟很深，两边的坡又陡又远。我心里越来越怕，当时这一带常闹狼灾。让俩娃在前面拉车吧，他们拉不动，让在后而推吧，真怕突然窜出狼来叼了他们。现在都忘了，是怎么一路摸黑走回去的。
回到村里已是半夜十二点了，我们直接将父亲拉到坟头，第二天草草埋了。
父亲去了，我们的日子更难过了。我的周围，经常有人指指戳戳，说这就是被枪毙了的反革命分子窦兴云的儿子！我现在成了名人，同善很多我不认识的人都认识我。我感到深深的屈辱和痛苦。我怕见人，出门戴个破草帽遮脸，后来在生产队放了几年羊，只为少见人。别人放羊每天记工12分，但只给我记8分，年底还要无端砍掉一部分。我这个被镇压了的反革命分子的子弟，也是一个特定的身分，和队里的几个“四类分子”一起，经常参加义务劳动，村里的一个残疾孤儿死了，也是由我们几个埋葬的。一次召开全大队社员大会，有人让我站到碾盘上接受批斗，省派驻队干部徐文达（著名书法家）、赵梅英看我还那么年轻，就说不要站了，最后开了一个不点名的批判会。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我像很多人一样感到悲痛，臂带黑纱以示悼念。几天后的9月13日我母亲去世，我更加的哀痛。一天，村里的那个人一把扯下我戴的黑纱，说你这是为反革命老婆吊孝。
我的生活像被压在大山之下，沉重得喘不过气来。妻子也日夜担惊受怕，时时遭人白眼，受人欺辱。我不忍心她跟我受这样的罪，甚至跟她提出过离婚，让她得以解脱。
文革终于结束了。辽宁日报刊登了张志新烈士一案，全国范围内的平反冤假错案陆续开始。而我当时根本不敢想为父亲平反的事。在村里工作组的一个成员叫杨宽森，是县一中的教师。他对我说，你应该向上反映你父亲的事。我不敢，悄悄去问了我当年在医院的老领导师星明，他鼓励我，说你大胆找，他们不给菜还能把篮子也挡下？他的话坚定了我的决心。回来后，白天怕人看见，晚上就着煤油灯写申诉材料。我只有小学文化，写这些材料让我感到笔是那样沉重，对往事的回忆又让我涕泪横流。写好的材料我不敢从垣曲发，而是过了黄河从河南南村寄出去。村里的几个人耳闻后，到县法院和几个部门反映，说我这个反革命子弟要替父翻案，说还要批斗我。我听说后对妻子说，如果我被抓了，你就改嫁，他们就是杀头我也要上访！
1979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至今记得。梦里，我的父亲只有身子没有脑袋，笔直地站着，背后犹如一个大屏幕，屏幕上写着两行金色的大字，我认不得，但知道那是朝鲜字。父亲只跟我说了一句话：“枪声一响，我就到了东边的崖上。”我一直以为，那个刑场边的土崖在南边，后来又去看看，问了别人，他们说那是东崖。我想，父亲他灵魂不散，他没有瞑目，我要去做我应该做的事。
1979年夏天某日，我揣着从妻舅家借的60元钱出发了，要进京上访。到了礼元，在等火车的时候犹豫了。我自小没出过门，这一去路上会有什么凶险？那种心情真是难以名状。然而，返回去吗？就这样一辈子抬不起头吗？最后一狠心，还是登车走了。在北京，我闯进最高法院，值班的副院长接待了我，她很和霭，问我有啥事上访。我第一次见这么大的京官，又是法官，一肚子的委屈辛酸全涌上心头，嚎啕大哭说不出话来。她安慰我，问我带了材料没有，我将材料呈上，她看后给永定门接待站开了个介绍信。到了接待站，天已黑了，我在附近一家建筑工地的板架上睡下过夜。后半夜有点冷，就起来漫无目的地走，不知不觉走到了天安门，再走到了人民大会堂，又往前走到新华门，发现有很多人，坐在地下，黑压压一大片。一问，都是上访的，我也坐了下来。我与旁边的一位交谈，他说他姓罗，竟然是青海省委书记处的一名书记，也是来上访的。他问我要上访什么，我讲给他听了，他鼓励我说，你这事准能平反！我问为什么？他说你父亲的事完全是政治问题，不涉及经济问题，平反应该不难。这时，走过一辆黑色轿车，车窗拉着帘子，车上发出一句浓重的四川口音：“还要继续落实政策！”简短而有力。就这一句，车未停下，径直开走了。罗书记说，说话的是邓小平！他说的很肯定，我却被吓了一跳，同时也更有底气了。
在接待站，我还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一份材料。又过了几天，接到通知，让山西的上访人员统一乘车返晋。我们坐了满满的一个火车厢回到太原。在省委接待站，我通过父亲的狱友、垣曲店头人刘学周，找到省政协副主席、父亲的原部队政委王定南，他写信介绍我去见省高法孟启明院长。不久，全国人大彭真委员长的秘书石勇，带一个工作组到晋南处理彭在文革中的一些事情，顺带了解处理我的上访问题。在运城地委开会汇报时，垣曲县主要领导称，垣曲县政策落实好，无人上访。石勇组长问：垣曲窦传真上访你们不知道吗？！
就这样，在中央工作组的直接过问下，县里终于开始复查我父亲的案子。但是，当年的案件经办人还在台上，阻力重重，一些人的作为真叫人心寒齿冷。后来县委副书记张作民亲自审阅了全部卷宗，并予过问督促。县法院的尚仰生、鲁戎，顶着压力，冲破重重阻碍，仗义执言，伸张正义，为我父亲的平反做了大量工作。县法院于1980年3月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予以平反！1981年元月1日，县委又以81年1号文件为我父亲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祖母和母亲在世时期以干部遗属对待，每月补发6元生活补贴。我本人也恢复公职，工龄连计，回原单位工作。而当时卫生局负责人在复职文件背后写道：“非技术人员，不予接收！”无奈，我又找到张作民书记，这才回到医院工作。
父亲狱中口供的最后一句话是：总有一天，组织会为我平反的！至此，他终于可以暝目了。
有一位县领导，去省里开会时向省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办公室汇报，说窦兴云的案子不能平反。对方说这是中央交办的案子，你要再翻案找中央汇报去！碰了钉子，灰溜溜地回来了。以前他见我，横鼻子竖眼，像是我欠了他多大的债，又像与我有深仇大恨似的，这以后见了我，也会说会笑了，也不提要再翻案的话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