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大蕭條
基本信息
基本簡介
1929年經濟大蕭條的影響比歷史上任何一次經濟衰退都要來得深遠。這次經濟蕭條是以農產品價格下跌為起點的：首先發生在木材的價格上（1928年），這主要是由於蘇聯的木材競爭的緣故，但更大的災難是在1929年到來的，加拿大小麥的過量生產，美國強迫壓低所有農產品產地基本穀物的價格。
不管是歐洲，美洲還是澳洲，農業衰退由於金融的大崩潰而進一步惡化，尤其在美國，一股投機熱導致大量資金從歐洲抽回，隨後在1929年10月發生了令人恐慌的華爾街股市暴跌。1931年法國銀行家收回了給奧地利銀行的貸款，但這並不足以償還債務。這場災難使中歐和東歐許多國家的制度破產了：
它導致了德國銀行家為了自保，而延期償還外債，進而也危及到了在德國有很大投資的英國銀行家。資本的短缺在所有的工業化國家中都帶來了出口和國內消費的銳減：沒有市場必然使工廠關閉，貨物越少，貨物運輸也就越少，這必然會危害船運業和造船業。在所有國家中，經濟衰退的後果是大規模失業：
美國1370萬，德國560萬，英國280萬（1932年的最大數據）。大蕭條對拉丁美洲也有重大影響，使得在一個幾乎被歐美銀行家和商人企業家完全支配的地區失去了外資和商品出口。據估計，大蕭條時間，世界的錢財損失達2500億美元。
相關影響
1、提高了經濟的計劃性；
2、以關稅的形式強化了經濟的民族主義；
3、激起了作為共產主義替代物的浪漫-極權主義政治運動（如德國納粹）。大蕭條相對於其他單一原因來說是最能夠解釋為什麼在1932年到1938年之間歐洲大陸和拉丁美洲各國政治逐漸右翼化。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1920～1921年間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首次經濟危機。
危機過後，美國經濟開始復甦，之後逐漸趨於繁榮，創造了資本主義經濟史上的奇蹟。1923~1929年秋天，美國每年的生產率增幅達4%，此時，整個美國社會的價值觀念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發財致富成了人們最大的夢想，投機活動備受青睞，享樂之風盛行，精神生活愈發浮躁和粗鄙，政治極端腐敗，人們把這時的美國稱為精神上的「飢餓時代」或「瘋狂的20年代」。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後來曾說，美國20年代的實利主義使人最容易產生這樣的感覺：「資本主義已經走到盡頭了。」 儘管這一繁榮造就了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黃金時期，但這一繁榮本身卻潛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機。農業一直都沒有從戰後蕭條中完全恢復過來，農民在這個時期始終貧困，農村購買力不足，農場主紛紛破產。
此外，工業增長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極端不均衡，工業增長主要集中在一些新興工業部門，而採礦、造船等老工業部門都開工不足，紡織、皮革等行業還出現了減產危機，大批工人因此而失業。在1920～1929年，工業總產值幾乎增加了50%，而工人卻並沒有增多，交通運輸業職工實際上還有所減少。這一時期兼併之風盛行，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全美1/3的國民收入被5%的最富有者占有；60%的家庭年收入為僅夠溫飽的2000美元水平；還有21%的家庭年收入不足1000美元。
由於大部分財富都集中到了極少數人手中，社會購買力明顯不足，導致美國經濟運行中商品增加和資本輸出困難，這進一步引發了生產過剩和資本過剩；雖然金融巨頭在投機行為中都獲得了高額利潤，但大量資金並沒有被投入到再生產過程，而是被投向了能獲得更高回報的證券投資領域。
此外，國際收支中的潛在危機也加深了美國經濟的潛在危機，美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力同供給力大大超過了國內外所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這一切都預示着一場大危機的到來。20世紀20年代，人們對經濟前景的自信集中地體現在股票市場，耶魯大學的教授歐文·費希爾在1929年秋天還宣布：「股票價格所已達到的高度看起來好像是持久的。」
道·瓊斯指數從1921年的75點升到1929年頂峰時的363點，平均年增長率高達21.8%——一個讓人恐怖的數字。我們可以這樣假設，如果1921年是合理水平而且這些年的利率水平基本不變，如果363點在1929年也是合理水平的話，那麼包括在道·瓊斯指數中的公司利潤的增長速度應該約為每年21.8%，而且是長達10年的高速增長，這種情況在人類歷史上是極少出現的。
歷史上金融危機前的欣欣向榮景象出現了。 1929年初，狂熱的美國股市如脫韁的野馬一路狂奔。9月26日，為制止黃金外流和保護英鎊在國際匯兌中的地位，英格蘭銀行將再貼現率和銀行利率提高了6.5%；30日，倫敦又從紐約撤資數億美元，從而誘發美國股市大幅下跌。10月24日，紐約證券市場突然崩盤，股票價格下降得連場內的自動行情收錄機都趕不上！
接下來的兩三天裡，眾財團和總統紛紛為救市出招。28日，也就是總統胡佛發表文告的第三天，股市再次慘跌；29日，美國股市又一次出現大幅崩盤。此後一周之內，美國人在證券交易所內失去的財富竟高達100億美元！到11月中旬，紐約證券交易所股票價格下降40%以上，證券持有人的損失高達260億美元，成千上萬普通美國人辛勞一生的血汗錢化為烏有。
這場持續到1933年的「大蕭條」比以往任何一次經濟衰退所造成的影響都要深遠得多。在這期間，美國鋼鐵公司的股票從262美元下降到22美元，通用汽車公司的股票從73美元降到8美元，國民經濟的每個部門都受到了相應的損失。
在這三年中，有5000家銀行倒閉，至少13萬家企業倒閉，汽車工業下降了95%，1929年，通用汽車公司的生產量從1929年的550萬輛下降到了1931年的250萬輛。1932年7月，鋼鐵工業僅以12％的生產能力運轉。到1933年，工業總產量和國民收入暴跌了將近一半，商品批發價格下跌了近三分之一，商品貿易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占全國勞工總數四分之一的人口失業。「失業，僅次於戰爭，是我們這一代蔓延最廣，噬蝕最深，最乘人不防而入的惡疾，是我們這個時代西方特有的社會弊病。」
這是當時倫敦<泰晤士報>針對大蕭條對英國產生的影響而寫的一篇社論中的一部分。大蕭條還造成了世界性的經濟影響。由於經濟大蕭條，美國金融公司不得不收回它在國外的短期貸款，在它的影響下，1931年5月，維也納最大最有聲譽的銀行、奧地利信貸銀行宣布它已無清償能力，從而在歐洲大陸引起恐慌。
7月9日，德國丹納特銀行也這樣做了，隨後兩天，德國所有銀行都被命令放假；柏林證券交易所關閉了兩個月。1931年9月，英國放棄了金本位制，2年後，美國和幾乎所有大國也都這樣做了。
在大蕭條的影響下，世界國際貿易也急劇衰退，它從1929年的686億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億美元、1931年的397億美元、1932年的269億美元和1933年的242億美元，下降幅度超過以往國際貿易的最大下降數7%的很多倍。算算看，這些個數據會讓你嚇一跳。事實上，這是一場驚天動地的大災難，它一舉摧毀了眾人的希望：
世界的經濟與社會，再也不可能重返20世紀的舊日美好時光。1929~1932年無疑是一道深谷，從此之後，重回1923年的美好，不但根本不可能，連想都不必想。關於這次大蕭條產生的原因，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認為：對於這場大蕭條，美聯儲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政策責任。
在大蕭條時期，一些銀行的倒閉非常有可能引發連鎖反應，美聯儲本應及時干預，恢復公眾的信心，但美聯儲偏偏默許了銀行的倒閉，未採取任何強有力的行動，終於釀成了金融系統近乎完全崩潰的局面，於是就出現了倒閉—擠兌—倒閉的惡性循環。
由於流通現金―存款比率和準備金―存款比率的增加，降低了貨幣乘數，因而急劇地使貨幣存量減縮。所以，弗里德曼認為大蕭條的產生與美聯儲的政策直接相關，因此應運用貨幣政策的調整來解決大蕭條的問題。這種解釋後來成為了大蕭條的主流解釋。
大蕭條不僅會影響到經濟的發展，還必然會產生深刻的政治影響。在美國，有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組成的補助金大軍；有贊成專家治國的反資本主義運動；有發展為靜坐罷工的農場假日運動……政治動盪的另一表現是富蘭克林·羅斯福在1932年的選舉中取得了徹底勝利，隨即而來的「新政」起到了政治上不滿情緒的「安全閥」的作用，從而有效地使種種極端主義運動歸於無效，這主要是由於「新政」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在羅斯福的第二個「百日新政」結束後，政府至少提供了600多萬個工作崗位，失業人數比1933年初減少了400萬。1935年農民的全部現金收入從1932年的40億美元上升到近70億美元；1936年工商業界倒閉數目只有1932年的三分之一；各保險公司資產總額增加了30多億美元，銀行業早已渡過了難關，道·瓊斯股票指數上升了80％。
在英國，於1929年6月開始執政的工黨馬上就遇到了向越來越多的失業者發放「失業救濟金」的問題，「任何人現在找到工作的機會都不會比愛爾蘭抽獎中獎的機會多些」。1931年8月，拉姆齊·麥克唐納首相屈服於種種壓力，解散了他的工黨政府。在法國，左派也因大蕭條的壓力被迫下台，短期內，總理相繼換人。更引人注目、更決定人類命運的是希特勒在德國的上台。由於希特勒能解決人們的失業問題，所以眾多的德國人在開始都擁護他，卻沒有想到他們的元首會將他們帶往另外一條道路。在以後一個又一個危機中，終於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
全球化
在談論全球化時，常常注意到一種貌似中立的觀點，即，全球化雖然會帶來兩極分化，但卻能使世界經濟增長，因此只要注意更加公平的財富分配，全球化將給所有人都帶來好處。然而，全球化不但會造成全球兩極分化，而且會使世界經濟衰退。以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和資本流動自由化為核心的全球化如何導致世界市場需求萎縮，進而使世界經濟全面衰退的歷程。
本文還進一步論證，未來十年將是世界經濟大蕭條的十年，其烈度將超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以2000年4月美國納斯達克指數崩盤為標誌，大蕭條已經到來。本文的觀點是以對競爭和危機關係的全新理解為基礎的。 一、競爭激烈導致經濟危機
在西方經濟學詞典中，沒有一個詞比競爭更好的了。完全競爭的市場是最有效率的市場，可以實現帕累托最優，可以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的經濟需要。在這一視野中，供給自動產生需求，或者說供給和需求自動平衡，經濟像一架精密的機器運行良好，不會產生經濟危機。然而，事實上，競爭恰恰是危機的來源。
歷史上每一次經濟危機的醞釀、爆發和解決過程，都是主導產業投資過度，競爭激化，以致主導產業原材料成本上升，產品價格下跌，利潤萎縮，大量企業破產倒閉，釀成危機。而隨着企業大量破產，加以新的主導產業的出現，或新的市場的開發，市場重新供不應求，同業競爭緩和，經濟危機才能得以解決。
競爭的核心是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個人或企業爭奪同一資源。在亞當?斯密開創的經濟學中，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將自動導致社會利益最大化。然而，在爭奪同一資源如目標市場、待分配利潤、原材料等的競爭中，一方利益的最大化便是另一方利益的最小化，換成戲劇性的語言便是「你死我活」。
因此，競爭也可以看作是戰爭的日常化。我們知道，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是雙方人員傷亡和武器損失最大的時候，相似地，競爭最激烈的時候是各方利潤大量萎縮，企業大量破產倒閉的時候。然後優勝劣汰，在大量資源被浪費掉以後，剩餘資源才被配置到競爭力最強而且最善於運用競爭謀略的企業或個人手中，該產業將形成相對壟斷格局。由於相對壟斷，企業的利潤率上升，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招工人數增加，並吸引新的競爭者來搶奪壟斷利潤，該產業將再一次出現生產過剩，競爭再度激化，產業再度陷入危機。
就這樣，每一次危機結束，壟斷程度都將上升，壟斷範圍都將擴大。事實上，二百多年經濟競爭的結果，是《財富》雜誌500強在世界範圍內壟斷了煤、石油、鋼鐵、汽車、飛機、船舶、化工、機床、發電設備、半導體、計算機、軟件、電信、傳媒等各主要行業。最近十多年來，在發達國家出現了所謂強強聯合的大規模兼併潮，以案值3500億美元的美國在線購併時代華納案為最高峰。
值得注意的是，一個產業陷入危機並不意味着全局的經濟危機，反過來，全局經濟危機也不意味着任何一個產業都陷入危機。但是，一旦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如十九世紀初期的紡織業，十九世紀中後期的鐵路，二十世紀初期的汽車、化工，二十世紀後期的半導體和計算機、電信等，陷入危機，則常常意味着全局性的經濟危機。
那些非主導的產業在某個局部地區陷入危機，例如紐約的旅館業，或東京某區的餐飲業，即使在經濟繁榮時期，也可能因為投資過剩、競爭激化而陷入危機。在經濟危機時期，某些新的產業可能在悄悄生長，例如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美國鐵路危機導致全局經濟危機時期，石油工業卻由於洛克菲勒完成托拉斯化而利潤豐厚。
由此我們不難得出結論，競爭緩和導致經濟繁榮，而競爭激化導致經濟危機。由於金融業的存在和發展，繁榮會被延長，而危機也會被加劇。在競爭緩和時期，金融業發放大量貸款，扶植新競爭者進入利潤豐厚的行業，由此帶來相關設備和原材料行業的發展，使就業增長，消費旺盛，從而給利潤豐厚的下游產業擴大市場，形成良性循環。
隨後，由於需求增長跟不上投資擴張，到某一點良性循環就終止，而惡性循環卻開始了。企業紛紛打價格戰，降低成本，削減工資，從而縮小了市場，為爭奪縮小了的市場，只好進一步打價格戰，進一步降低成本，削減工資，直至大量企業破產倒閉，陷入全局性經濟危機。
爭緩和是二戰後黃金時期的原因
二戰結束以後直至七十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有一個所謂黃金時期。這一時期發達國家作為整體，年均經濟增長高達4.4%，是其後二十年(從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年均經濟增長率2.2%。這使經濟學界產生過很多樂觀想法，例如勞資矛盾解決了，經濟危機被熨平了甚至是消失了，經濟將實現自動和無限的增長。這段黃金時期也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界中引起廣泛注意，在中國，人們認為這是生產力發展和資本主義制度自我調節的產物。
然而，從競爭與危機的角度看，這一黃金時期無非是西方各大國經濟競爭緩和的表現。眾所周知，二戰後美國擁有世界50%的生產能力和70%以上的黃金儲備，其競爭實力遠在歐洲各國和日本之上。1950年美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為英國的3倍，德國的4倍，是日本的更多倍。
美國製成品的生產為西德的6倍，為日本的30倍。美國煤礦的生產率比英國、西德高3-4倍，是法國的7倍。因此，戰爭剛結束時，美國的政策是利用美國統治的全部優勢，為美國資本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迫使各國開放市場，接受價廉物美的美國貨，摧毀德國、日本、英國、法國、意大利的經濟，奪取這些國家對殖民地的統治和影響，從而實現美國獨霸西方世界的美夢。
為達此目的，美國對盟國援助只用於救急，不是幫助盟國重建生產體系；援助都附有「排除國際商業中的一切歧視待遇的協議」，並且在貨幣和貿易體系計劃中，美國不讓各國為平衡支付而限制貿易。最重要的是，美國以防止德、日再次侵略他國為名，制定了拆毀德國、日本軍事工業的計劃，從根本消滅這兩個新興工業強國的競爭能力。
如果這一切都成為現實，則美國將成為新的世界工廠，而歐洲和日本將成為美國的原材料及初級產品加工地，那裡的經濟需求將無法增長，一個長達二十多年的繁榮期也就不可能出現。 事實上，美國的這一商業野心並沒能實現。隨着美國商品大量輸入各國，隨着拆毀德、日兩國軍事工業的進程的開始，歐洲和日本國內失業工人大量增加，各國共產黨勢力迅速壯大，美國不得不更弦改張。美國統治精英終於發現，他們的頭號敵人是蘇聯社會主義陣營，而不是歐洲和日本，因此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變化，變消滅競爭對手為扶植競爭對手。
主要措施有三，一是著名的馬歇爾計劃；二是停止拆毀德國和日本的軍事工業；三是允許日元、英鎊、馬克等貨幣貶值，例如日元貶值到1美元兌360日元，從而減少美國貨對各國市場的衝擊，並使各國有能力對美出口。此後，由於朝鮮戰爭爆發，日本又成為美國軍火的前線供應商，發了一筆戰爭財。
這些措施從效果來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即美國採取了單方面自由貿易，而允許各國貿易保護的友好態度。此後，歐洲和日本生產能力得以重建，內需擴大，給美國商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場；歐洲和日本產品輸出美國的數量不斷增長，但卻仍不足以平衡來自美國的進口，美國進出口仍然保持大額順差，世界經濟進入良性循環。
美國之所以能夠採取扶植競爭對手的作法，客觀上是由於美國工業的競爭力遠高於日本和歐洲各國。然而，由於高工資成本和低積累率，美國的優勢逐漸在喪失。1955年到1970年間，美國製造業固定資產總額增加了57%，西歐主要國家增加了116%，日本增加約500%。
1960年，美國製造業每小時勞動成本約相當於西歐的3倍，日本的10倍。如此巨大的成本差距造成美國外貿順差不斷縮小，黃金儲備不斷下降。到1971年時，首次出現貿易逆差。美國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1955年為36.3%，1960年為33.7%，1965年為31.3%，1970年為30.2%，1975年為24.5%。以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為標誌，美國競爭力已經衰落到與歐洲、日本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其衰落趨勢還在進一步發展。也就是說，為了應對冷戰需要，美國做出了重大的戰略犧牲，培養了自己的經濟競爭對手。然而，恰恰在這一段培養競爭對手的競爭緩和時期，世界經濟經歷了大繁榮。
三、競爭激化造成世界經濟螺旋下降
美元與黃金脫鈎的同時便是美元貶值。從那時起，美元和日元的比值從1：360曲線跌至1：120左右，與英鎊、德國馬克等主要貨幣的比值也一路下跌。美元貶值一方面使世界各國手中的美元儲備購買力降低，能購買的美國貨物減少，另一方面則是增強美國商品的出口競爭力，削弱各國對本國市場的保護，並增加向美國出口的難度。
同時，美國企業以更大規模、更快速度向海外轉移生產基地，降低成本中的工資比例，從而使美國對歐洲和日本的成本劣勢得以減輕。第三，美國迫使各國更大程度地開放市場，但與此同時，卻用特別301條款加強對本國市場的保護，實行超級貿易保護主義。這三條措施實際上是七十年代的各國經濟停滯膨脹的根本原因。由於採用浮動匯率制，美元貶值引發了一場匯率大戰，日元、馬克、英鎊爭相貶值，造成難以抑制的通貨膨脹；同時，由於美國實行超級貿易保護主義，各國對美出口減少，而進口增加，經濟增長自然放慢；
美國的處境則是略有改善，貿易逆差增長放慢而已。第三，不僅美國，而且日本、歐洲各國都競相將生產基地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造成國內外需求萎縮，這是最具破壞性的。當美國將汽車生產線轉移到墨西哥時，本國失去一個30000美元的工作崗位，而墨西哥增加一個3000美元的工作崗位。27000美元成為汽車公司的收益，該收益將用來降低車價，增加高級雇員薪水，增加企業利潤。
由於工資是消費需求的來源，而利潤則是投資的來源，就世界範圍而言，需求減少了，投資卻增加了，競爭變得更加激烈了。就墨西哥而言，得到一個3000美元的工作機會似乎是好事，然而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技術和品牌加墨西哥的工資，可以使墨西哥本國汽車業破產，使墨西哥的需求不是增長而是萎縮。 從理論上說，如果沒有新的產業革命，隨着美、日、歐三大經濟區域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滯脹將持續下去，直至各國企業大量破產，演變成世界經濟大蕭條為止。但是，有一個辦法可以使大蕭條推遲到來，那就是寅吃卯糧，赤字消費。
從里根上台起，美國一方面減稅以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一方面又擴大軍備以增強內需。這一增一減所造成的財政赤字由發行高利率的國債來補償，使里根任內美國國債大規模增加，形成八十年代的「赤字繁榮」。布什總統蕭規曹隨，繼續赤字財政。到1994時，美國政府債務即高達4.6萬億美元，每年僅支付國債利息就需要3000億美元。這還僅僅是狹義債務。
如果算上由聯邦政府擔保的廣義債務，則債務數量更加驚人。政府債台高築的同時，公司債務和個人信貸消費的數額也不斷膨脹。1980年，全美工商企業負債總額還只有1.4萬億美元，到1991年3月，已達3.5萬億美元。
同期，全國居民負債總額從1.4萬億美元上升到4.1萬億美元。九十年代以來，美國的各項負債繼續上升，截止到2001年第一季度為止，美國政府、企業和居民負債總額已高達31.6萬億美元，是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倍，其中政府債務7.08萬億，企業債務15.18萬億，居民債務7.23萬億。
不僅美國如此，日本以及歐洲各國都債台高築。日本國債已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的130%，企業和居民負債也數額驚人，特別是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負債，已經達到使日本金融體系全面崩潰的地步。歐洲各國的政府債務比美、日都少，因為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各國總負債不得超過60%，其代價是歐洲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增長緩慢。但歐洲企業和居民的負債卻不低。例如，在九十年代後期的電信投資熱潮中，銀行向電信企業發放了數千億美元的貸款，據英國《金融時報》的消息，這些貸款只有1%能夠收回。
在發達國家債務驚人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的債務也在繼續上升。從1982年墨西哥金融危機以來，發展中國家已經多次爆發大規模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危機。墨西哥、巴西、東亞、俄羅斯、土耳其、阿根廷這些被西方國家視為經濟自由化模範生的國家一個個在金融危機中倒下，被迫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結構調整方案，出售國家的土地、礦產、電信、鐵路等有壟斷利潤的主權性資產，緊縮財政開支，削減福利措施，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
至於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國，早已被視為第四世界，除了饑荒、戰亂的消息，已經沒有什麼能引起外界的興趣了。1987年時，第三世界債務總額升至10000億美元，約占第三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5%，各國經濟增長几乎全部被債務本息吸乾。然而到1996年時，這一債務總額不但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增長至將近20000億美元。
如果說，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國家、企業、居民的債務都已高得驚人的話，那麼誰是債權人呢？債權人是一小部分控制壟斷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大財團。換言之，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是這一小撮大財團發放貸款，維持了微弱的世界需求增長，使本來可能於八十年代初期、最晚九十年代初期就爆發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得以拖延至今。
九十年代初期美國和世界經濟的衰退已經十分嚴重。從1987年股市大暴跌開始，美國經濟就走下坡路，至1990年正式進入衰退，企業破產倒閉的數量不斷擴大，失業率不斷上升，幾經反覆，於1993年第二季度才出現強勁回升，開始所謂九十年代的新經濟繁榮。然而美國九十年代繁榮的國際背景卻十分暗淡，歐洲低速增長，日本零增長，中南美洲、東南亞經濟危機，前蘇東地區國民生產總值大幅度降低。在這個全球經濟互動十分密切的時代，美國經濟何以能一枝獨秀呢？難道美國的國際競爭力重新恢復了嗎？事實並非如此。
伴隨着美國新經濟的是貿易賬戶和資本賬戶的巨額逆差。貿易逆差在1999年高達3389億美元，2001年更將高達4500億美元。與此同時，則是日本、歐洲、中國、俄羅斯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巨額資金流入美國。日本的零利率政策不但沒有啟動國內投資，反而促使其流向高利率的美國追逐高額利息。
歐洲經濟的低增長也使歐洲金融投機家把資金注入美國。經濟總量只及美國十分之一的中國所購買的美國國債就有800億美元，俄羅斯經濟垮台後大量資金也湧入美國。據估計，僅1997年金融風暴後，從東南亞地區流入美國的資金就高達8000億美元。
這就形成一個奇怪的循環，各國出口賺美國人的錢，然後又購買美國股票和債券，借錢給美國人花，美國人花錢又支撐了美國和各國經濟的增長。美元源源不斷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國的債市和股市。如此惡性循環，美國的債務越來越多，貿易逆差越來越大，世界經濟的總需求越來越低迷，股市卻越來越高。這一循環的唯一可能結果就是一場世界經濟大蕭條。由於這場大蕭條八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兩次被推遲，一切可用的財政和金融手段都已用盡，其烈度將超過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與三十年代不一樣的是，這回再也沒有財政和金融手段可以施展了。
四、全球化為國際經濟競爭的加速激化鋪平了道路
七十年代美國應對競爭力相對衰落和經濟滯脹的三大措施意味着新自由主義的崛起，也意味着所謂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為了靈活地運用美元的貶值和升值，這就需要資本流動自由化；為了順利轉移生產基地，需要第三世界各國的配合，這就有投資自由化；為了加強美國商品的出口，這就有貿易自由化。
這是七十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三大支柱。資本流動自由化使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就不再局限於技術、成本的競爭。一國匯率貶值意味着該國的全部商品對外出口競爭力增強，各國貨幣競相貶值則意味着國際競爭空前激烈。不僅如此，資本流動自由化還使一國調控經濟的貨幣槓桿失靈，使國家的貨幣主權受到嚴重威脅。
資本流動自由化還有一個加嚴重的後果，就是使世界市場需求萎縮。1966年美國的全部外匯交易額中，商品進出口額所占的比例為80%以上，採用「浮動匯率」制度近三十年後，這一比例降到了1-2%。這意味着大量資本停留在外匯市場，投入實際生產的資本下降，投資需求萎縮。由於投資自由化，跨國資本在全世界範圍內尋求最低成本、最低稅收，迫使各國爭相向跨國公司減讓稅收、壓制勞工運動、減低工資。
發達國家的工人面臨工廠關閉、轉移的威脅，被迫接受資方裁減員工、降低工資、增加工作量的要求，而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工業則在跨國公司的打擊下大量破產倒閉。其結果則是世界市場的消費需求萎縮。 由於貿易自由化，各國中小企業和農業跨國界相互競爭，價格不斷下降，工資成本不斷被壓縮，大量缺乏國際競爭力的企業紛紛倒閉，造成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進一步萎縮。
因此，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既是發達國家國際競爭激化的產物，反過來又系統地加劇了國際競爭，為國際競爭的空前激化鋪平了道路，一步步將世界經濟推向大蕭條。但是，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是自然而然的過程呢？從以上分析中不難看到，全球化是以各國跨國公司為動力，以美國為主導，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銀行為組織實施者，以新自由主義為旗幟，國際政界、商界、學界精英共謀的人為過程。所謂華盛頓共識即是共謀存在的證據。
人們常常混淆市場經濟與新自由主義的關係，以為一國範圍內無障礙市場經濟行得通，國際範圍內的無障礙市場經濟也應該行得通。然而一國範圍內的市場經濟成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以制約經濟上的一錢一票，使該國的地區差距與貧富差距得以有效調節，有足夠的財政資金建設道路、橋樑、港口、機場，能實施內在協調一致的經濟和民事、刑事法律，並且可以用凱恩斯主義的財政與貨幣政策調節經濟周期。失去這一前提，市場經濟將帶來兩極分化，假冒偽劣盛行（劣幣驅逐良幣），經濟動盪，秩序混亂，以致社會無法存在下去。
在缺乏一個由全世界人民投票選舉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在跨國公司不受民主力量制約的前提下，拆除各國對本國經濟的保護，取消各國的經濟主權，聽任弱肉強食的經濟邏輯無障礙通行，只能導致世界範圍的兩極分化和社會動盪。 有可能使這場危機程度減輕或時間縮短的可能因素是新一輪產業革命。
然而，在上個世紀最後二十年，電信、互聯網、計算機和軟件業革命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已經釋放完畢，並在互聯網泡沫的破滅中轉化為危機因素。生物和醫藥技術似乎是新一輪產業革命的源泉，但是由於該項技術高度壟斷，既不能迅速擴散形成投資繁榮，又不能產生類似鐵路帶動鋼鐵、機車、煤炭業那樣的連鎖反應，反而會加速財富向這些生物、醫藥公司集中，難以成為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新能源開發是不是有可能擔負起此重任呢？如此新能源開發在經濟上有利可圖，一定是石油供應發生嚴重短缺之時，而後者常常意味着加劇經濟危機。
書籍摘要
以下摘自[美國]吉爾伯著《美國經濟史》699－702頁
經濟學界有各種各樣的商業循環理論，在分析大蕭條的原因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對於蕭條原因最好的說明，也許就是一個或幾個社會集團支出減少的幅度超過了其它社會集團支出增加的幅度。1929年，消費者購買了國民生產總值的72%，工商業者投資消費了18%，聯邦、州和地方政府使用了略少於10%，其餘的用於出口。
在1929—1930年，由於投資者和消費者減少了大約一百五十億美元的支出，國民生產總值的支出約減少了一百四十億美元。政府支出雖稍有增加，但其影響微不足道。反映投資和消費支出有所減少的是：勞動力市場上解僱和失業增多了，工商業的銷售額和利潤降低了。
根據上述分析，可見只要查明消費者支出和企業投資所以減少的來由，既能確定這次大蕭條的產生原因了。 今天，通過歷史剖釋，可以清楚看出：在二十年代已經存在着當時被人忽視或漠視的若干不利於經濟發展的趨向。上面已經指出，農業一直沒有從戰後蕭條中完全恢復過來，農民在這個時期始終貧困。而且，所謂工業部門工資水平較高，其中不少是假象。
在這十年內，新機器的應用把大批工人排擠掉了。例如，在1920－1929年，工業總產值幾乎增加了50%，而工業工人人數卻沒有增多，交通運輸業職工實際上還有所減少。在工資水平很低的服務行業，工人增加最多，其中毫無疑問也包括了許多因技術進步而失業的技術工人。因此那些表示工資略有提高的統計數字，看來沒有把真實情況反映出來。
由於工農群眾是基本消費者，這兩類人遇到經濟困難對消費品市場一定會有影響。在這些情況下，二十年代廣告的擴大和分期付款賒銷的增加就會產生不良後果。分期付款賒銷竭力膨脹消費品市場。在1924—1929年，分期付款銷售售額約從二十億美元增為三十五億美元，由此可見其增長率大得驚人了。
無庸置疑，採用分期付款的賒銷辦法，增加了小汽車、收音機、家具、家庭電氣用具等耐用消費品的銷售額。然而分期付款銷售辦法的推廣使用，也表明這樣一個事實：不增加貸款，消費品市場就不可能容納工業部門生產出來的大量產品。而且，從經濟觀點來看，這種銷貸方式本身孕育着某種危險性；只要削減消費信貸即分期付款賒銷，消費者的購置就很可能減少。看來，1929年就發生了這種情況。
二十年代工業生產之所以能擴大，是由於對新工廠、新設備的巨額投資。這項投資使建築業、機床製造業以及鋼鐵工業等有關部門雇用了大批工人。因此，資本支出或投資一減少，各生產資料生產部門的工人就會大批失業。到1929年，消費品市場容納不了增產的商品，也就不再需要擴充廠房和設備了。
例如，據估計1929年美國整個工業的開工率只達到80%。在這些條件下，無怪乎投資額(用1958年美元計算)從1929年的四百零四億美元降為1930年的二百七十四億美元，進而減少到1932年的四十七億美元了。投資的縮減則導致了生產資料生產企業的破產和工人的失業。這個問題因住房建築的減少而更加嚴重起來。
住房營造在1925年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此後就江河日下了。1929年動工興建的住房只有五十萬幢(1925年約有一百萬幢)。1927年以後，汽車工業也急劇衰落。 我們不想回答究竟生產資料的生產先下降還是消費品的生產先減少達樣一個問題；顯然，兩者互有影響。生產資料生產部門的工人失業，會使消費品的銷售額減少，從而導致消費品生產部門工人的失業。
而消費品銷售額的減少又反過來使投資進一步縮減，這兩大部類愈演愈烈的相互作用驅使生產日益下降，失業率不斷上升。甚至諸如低稅率和高利潤等有利因素也可能助長了危機自爆發。現在看來，那個時期增加的收入大半落入少數人或少數家族的腰包了。1934年布魯金斯研究所發表的一篇研究二十年代經濟問題的論文這樣寫道：
「美國呈現出了收入分配日益不均的趨勢，至少在二十年代前後是如此。這就是說，這個時期人民群眾的收入有所增長，而上層階層的收入水平提高得更快。由於隨着上層階層高額收入的實現，他們的收入中節約部分增加得比消費部分快，也就出現了大富豪及其家族把積累的收入越來越多地作為投資的趨勢。
」從經濟觀點來看，二十年代收入的分配有緊縮消費來增加投資的趨向。回顧這一段歷史，可以看出消費者手頭錢多些，投資者手裡錢少些，國民經濟也許會穩定些。1929年在某種程度上由銀行信用造成的股票市場的繁榮也反映了資金過剩，使資本家投資於購建廠房設備無利可圖。
二十年代的繁榮，主要歸因於自然資源充裕，工農業生產增長，技術進步，勞動生產率提高，消費擴大和對外貿易興旺。然而，許多美國人的貧困處境和國民經濟之存在某些薄弱環節，導致了大蕭條的爆發。儘管如此，直到二十年代未，大多數美國人還盲目樂觀地相信繁榮仍將繼續下去。
相關評論
美國1920年代是一個繁榮的時代，由於繁榮，所以消費需求是旺盛的。正是由於這種消費需求的旺盛，刺激了投資，並且借着旺盛需求的東風，生產者的投資與產品促銷行為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就出現了規模驚人的廣告促銷與分期付款賒銷行為，這種使消費者「先花未來錢」的做法潛存着非常大的風險，一個是它刺激抬升了資本投資的規模，另外一個是消費者能否最終付清賒銷款。
如果不能付清款項，那麼投資就不能獲得合理補償，巨大的投資規模就有可能導致經濟陷於巨大的危機。在這裡要強調的是：分期付款賒銷的廣告促銷等手段進一步造成了旺盛的消費需求，而這種需求又必然刺激投資的迅速增長。而當這種消費需求最終衰弱下來時，這些被消費需求抬舉進場的資本，就必然陷於危機的困境。
反過來說，如果沒有這些旺盛的消費行為，就不可能有這麼大的投資行為，也不就可能產生1929年的危機。 市場經濟的每次危機，都是這樣，由高度的消費旺盛而引起，沒有這種消費旺盛，就沒有資本投入，也就沒有危機可言。
資本以追求利潤為唯一目的，但資本的這種目的及由此而引發的行為，必須要藉助於一定的外在條件才能實現出來，這個外在條件，就是消費需求旺盛的拉動。因此，當社會經濟以消費為目的而形成一個熱潮時，資本則在這個熱潮中實施着自己的目的---利潤積累。在此，消費為社會整體的目的，而逐利則是資本方面的目的---這是局部目的。
圖書大蕭條
作者:伯南克
譯者:宋芳秀
出版社: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
定價:38
裝幀:平裝
出版年:0001-1-1
簡介
《大蕭條》是伯南克在《通貨膨脹目標制》之後的又一重要學術著作，該書通過對大蕭條這一經濟史上的重大事件的深入研究，把總體分析和結構分析、宏觀分析和微觀分析有機地結合起來，闡述了解釋大蕭條成因和機制的思路。
伯南克先生的這本書共9章，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綜述，第二部分着重研究貨幣及金融市場，主要從總需求的角度對「大蕭條」的成因進行了研究，伯南克認為，總需求的下降是「大蕭條」的重要原因，造成總需求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則是世界範圍的通貨緊縮。伯南克將通貨緊縮的原因歸結為當時的國際貨幣體系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重建的國際金本位制度的先天不足。
第三部分着重研究勞動力市場，主要從總供給的角度對「大蕭條」進行了研究，伯南克認為，20世紀30年代名義工資對總需求下降的調整不夠完全，且這種調整不能解決持續性的失業問題，從而導致了國民經濟大大偏離了充分就業狀態。
作者簡介
本·S·伯南克，1953年12月13日出生於佐治亞州的奧古斯塔（Augusta），1975年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1979年獲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1979-1985年，擔任斯坦福大學研究生院經濟學助理教授、副教授，1985-2002年，擔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2002午8月進入美聯儲，作為決策委員會的候選成員，並於2003年11月成為美聯儲正式委員。
2005年6月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團主席，2006年2月擔任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著名的宏觀經濟學家，主要研究領域包括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等領域。
他在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信貸市場和經濟周期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具有開創意義。作為一位經濟學家。伯南克對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大蕭條的深入分析曾使他聲名鵲起。他的主要著作有<大蕭條>和《通貨膨脹目標制：國際經驗》。他獲得過Guggcnhcim和Sloan學術獎，是美國計量經濟學會和美國藝術與科學學會的會員。
伯南克曾擔任美國經濟研究局貨幣經濟項目主任，也曾擔任美國經濟研究局商業周期協調委員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