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父亲的遗书
原文
儿不肖①，连年远游，既未能承欢膝下②，复不克分持家计③。只冀抗战胜利，返里有期④，河山还我之日⑤，即天伦叙乐之时⑥。迩来国际形势好转，敌人力量分散，使再益之以四万万人之团结奋斗，最后胜利当不在远，不幸党派摩擦，愈演愈烈。敌人汉奸复从而构煽之，内战烽火，似将燎原，亡国危机，迫在眉睫，“此敌人汉奸之所喜，而仁人志士之所忧” (张一麐先生语⑦)。新四军事件发生之日，儿正卧病乡间。噩耗传来，欲哭无泪。孰料元月二十日，儿突被当局拘捕，郎当入狱，几经审讯，始知系因为共产党人而构陷入罪。当局正促儿“转变”，或无意必欲置之于死，然按诸宁死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⑧，此正其时。行见汨罗江中⑨，水声悲咽; 风波亭上⑩，冤气冲天。儿蝼蚁之命，死何足惜! 唯内乱若果扩大，抗战必难坚持，四十余月之抗战业迹 (绩)，宁能隳于一旦! 百万将士之热血头颅，忍作无谓牺牲! 睹此危局，死后实难瞑目耳!
微闻当局已电召大人来施，意在挟大人以屈儿，当局以 “仁至义尽”之态度，千方百计促儿“转向”，用心亦良苦矣。而奈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11)，纵刀锯斧钺加颈项(12)，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盖天下有最丰富之感情者，必更有最坚强之理智也。谚云： “知子莫若父。” 大人爱儿最切，知儿亦最深。曩年两广事变发生之时(13)，正敌人增兵华北之后，儿为和平团结，一致抗日而奔走号泣，废寝忘餐，为当局所不谅。大人常戒儿明哲保身。儿激于义愤，以为家国不能并顾，忠孝不能两全，始终未遵严命。大人于失望之余，曾向诸亲友叹曰： “此儿太痴，似欲将中华民国荷于其一人肩上者!”往事如此，记忆犹新，夫昔年既未因严命而中止救国工作，今日又岂能背弃真理出卖人格以苟全身家性命? 儿丹心耿耿，大人必烛照无遗(14)。若大人果应召来施，天寒路远，此时千里跋涉，怀满腔忧虑而来; 他日携儿尸骸，抱无穷悲痛而去。徒劳往返，于事奚益? 大人年愈半百，又何以堪此?是徒令儿心碎，而益增儿不孝之罪而已。
儿七岁失恃，大人抚之养之，教之育之，一身兼尽严父与慈母之责。恩山德海，未报万一，今后，亲老弱弟，侍养无人。不孝之罪，实无可逃。然儿为尽大孝于天下无数万人之父母而牺牲一切。致不能事亲养老，终其天年。苦衷所在，良非得已。惟恳大人移所以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庶几儿之冤死或正足以显示大人之慈祥伟大。且也，民族危机，固极严重，然在强敌深入国境之今日，除少数汉奸败类，自外于抗战营垒; 在抗战建国纲领之政治基础上，我精诚团结之民族阵线，必能战胜一切挑拨离间之阴谋。胜利之路，纵极曲折，但终必导入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之乐园，此则为儿所深信不疑者也。将来国旗东指之日，大人正可以结束数年来之难民生涯，欣率诸弟妹，重返故乡，安居乐业以娱晚景(15)。今日虽蒙失子之痛，苟瞻念光明前途，亦大可破涕为笑也。
不孝儿功伟狱中跪禀
1941年2月19日
鉴赏
何功伟烈士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后，湖北省反动政府主席陈诚利诱兼施，妄图促使他变节投降，遭到他的强烈痛斥和严厉拒绝。反动政府又想让他的父亲前来劝子自首事敌，想以亲情来软化他。在“赴义争能计养亲，时危难作两全身” 的情况之下，何功伟给父亲写了这封遗书，言论时局，痛斥国贼，以表自己 “成仁取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
克尽孝道，是人的美德和本分。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孝是其核心之一。何功伟因革命远游，不能分持家计，承欢膝下，这是一大憾事，他有愧疚之心，但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是为天下人谋幸福的事业。他望父亲能体察公心，虽心有愧疚，但无遗恨之意。所以，他在信中用深刻简练的文字，谈论了当时的危难局势： “内战烽火，似将燎原，亡国危机，迫在眉睫。”在民族危亡，国家大难当头之时，共产党人想到的是“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亲情和革命势难两全。语言豪迈，情意恳切。宁愿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也要 “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作者以战国时九死其犹未悔，不随波逐流，忧国忧民的屈原和 “精忠报国” 的岳飞为榜样，可见他 “成仁取义” 矢志不渝的决心是何等坚定。他一表自己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绝不失节的心志; 二示父亲以大义，希望父亲能体会儿子忧国忧民的赤忱心怀。这封遗书写于1941年，当时日本侵占了我大片国土，国民党政府不积极抗战，反而挑起内战，到处制造事端，“皖南事变”惊怒了不少有志之士，面对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局，作者对反动统治者这种同室操戈的行为悲愤万分，字里行间流露出切齿之恨!
信中还谈到父亲欲促他转向一事，揭露了反动当局 “意在挟大人以屈儿”，表面上仁至义尽，实质虚伪的嘴脸。在亲情和革命不可两全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大义凛然，选择的是革命事业。“而奈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多么大公无私的心怀，多么豪迈的誓言!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革命者并非铁石心肠，对作者而言，七岁丧母，父亲一身兼尽严父与慈母之责，抚之养之，教之育之，可谓恩山德海。对父亲有爱，更有感恩之心，然而对革命者而言，这种爱是集天下最丰富之感情和最坚强之理智的爱。是把私人之爱转化成了爱天下人的一种大我之爱。作者爱父亲，更爱天下人的父母，这是革命者的无私之爱，丹心耿耿之爱!
信中对父亲倍加关怀爱戴，对父亲往昔的劝阻，作者用拳拳之心疏劝之，希望父亲能深明大义，移小爱于大爱。“移所以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爱胸怀感人涕下，动人心魄!
《礼记》中言： “情欲信，辞欲巧”，这也是本篇遗书的两大特点。作者之“情”，是对父亲的拳拳爱心，是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是共产党人舍己为民为国的无私奉献情感，遗书之“辞”采用文白间杂的语言，论理精辟、深刻，情理交融，语言精当，读起来情深义重，感人至深![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