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

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或译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缩写为NED，简称民主基金会），该基金会大半资金由美国政府提供，是美国非政府组织中的"龙头老大"，属于具有政府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地位相当特殊。

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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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基金会的成立直接源自1982年美国前总统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的演讲，当时他在该演讲中提议西方大国共同资助"非民主国家"的民主建设，包括自由的媒体、工会、政党与大学等。美国国际开发署随即便向美国政治基金会资助了30万美元以实施该“民主计划”，并提议成立一个两党一致、民间与非赢利的组织，这便是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

全国民主基金会的经费来自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国务院进行的年度拨款，以及一些国际大企业包括花旗集团、麦当劳、福特汽车、高盛、Visa、波音公司等，也有一小部分来自民间捐助。

国家民主基金会不为在美国国内的事业拨款，不过可以资助总部在美国但是有海外项目的组织。根据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说明，该基金会每年拨发大约1万多笔款项，每笔拨款平均大约5万美元。该基金会只接受组织资助申请，不向个人拨款。

NED是中国“民运”组织、“藏独”和“疆独”势力的重要资金来源，其对上述势力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2016年5月，据日本《朝日新闻》披露，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迄今为止向至少103个反华团体提供了约9652万美元的资金援助，其中包括“藏青会”、“世维会”等被中方明确定性为恐怖组织的团体。

目录

历史沿革

民主基金会的成立直接源自1982年美国前总统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的演讲，当时他在该演讲中提议西方大国共同资助"非民主国家"的民主建设，包括自由的媒体、工会、政党与大学等。美国国际开发署随即便向美国政治基金会资助了30万美元以实施该“民主计划”，并提议成立一个两党一致、民间与非赢利的组织，这便是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成立于1983年里根执政时期，由一个超党派的董事会管理，现任董事会主席为美国众议院前少数党领袖理查德·格普哈特，于2009年1月当选。原主席文·韦伯（一译“冯·韦伯”）现任副主席，总裁一职自1984年起一直由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高级顾问卡尔·格什曼（一译“卡尔·杰希曼”）担任。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决心重振美国在海外的秘密政治活动，但又担心继续利用中央情报局（CIA）来运作可能遭到国会和民意的反对，所以决定采用“非政府组织”的形式。1982年，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提议促进全球民主建设。

1983年，美国国会依据《美国国内税收法》第501条第3款正式设立民主基金会，其宗旨是通过非政府组织渠道对外推进民主。民主基金会的活动只受国会监督，理事会成员不由总统提名。国会最初决定每年为民主基金会拨款1800万美元，而2003年国会对民主基金会的拨款大幅增加并首次超过4000万美元。

NED的资金通过前美国新闻总署的预算全部由国会拨给，每年约1800万美元。“9·11”事件后，美国认为NED在复杂多变的国家安全事务中能发挥独特作用，所以2003年国会拨给NED的款项首次突破4000万美元。此外，NED在1994年之后也开始接受私人捐赠，作为国会拨款外的补充。

2005年5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在民主基金会旗下的美国国际共和学会（IRI）演说时指出，美国政府2006年财政预算将为民主基金会拨款8000万美元。

全国民主基金会说，虽然该基金会依靠国会和白宫的持续支持，但是他们不是政府一部分，拨款如何使用，由独立的董事会来决定。虽是民间机构，但运作资金则大多数是从美国国会拨出。国家民主基金会不为在美国国内的事业拨款，不过可以资助总部在美国但是有海外项目的组织。根据全国民主基金会的说明，该基金会每年拨发大约1万多笔款项，每笔拨款平均大约5万美元。该基金会只接受组织资助申请，不向个人拨款。

NED通常把财政预算的30%直接拨给外国组织，其余大部分通过下属的4个“核心组织”进行再分配。这4个“核心组织”分别代表民主党、共和党、美国商会和“劳联—产联”，即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国际共和协会、国际私人企业中心和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也称团结中心。另有部分资金通过“自由之家”发放。1994年，NED新建了两个机构：国际民主研究论坛和民主资源中心。资金来源主要依靠私人捐助。NED在美国国内有众多支持机构和合作伙伴，包括传统基金会、约翰·霍布金斯大学、亚洲基金会、透明国际等。

NED成员集中了美国政界、商界、学界的众多达人，形成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现任董事中包括多名国会议员，如参议员科尔曼及众议员柯克、米克斯，美国企业协会研究公共政策的诺瓦克大使，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沃尔普大使，霍布金斯大学的福山，《外交政策》编辑纳伊姆，知名咨询机构杜伯斯坦公司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肯尼斯·杜伯斯坦等。

NED的主要工作是资助各国“追求民主”的组织。它通过一系列活动，包括与其他民主基金会进行合作，在新的“民主”国家培养合作伙伴，开展民主方面的研究，发起全球范围的民主运动等，促进“非民主”国家的民主，并巩固转型国家的民主。1990年，NED开始刊发《民主季刊》，并由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民主季刊》系列图书。1994年，NED开办“民主研究国际论坛”；并使其成为“分析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的重要场所。此外，NED还成立“国际媒体协助中心”，发布相关研究报告。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活动。它把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展的项目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中东欧地区的转型国家，目的是巩固民主；另一类是针对所谓的极权国家，目的是促进自由化和保护人权。NED把大量资源投向了“中国、朝鲜、古巴、苏丹及缅甸等共产主义和极权国家”。

NED的亚洲项目涉及约15个国家，2008年的活动主要包括支持印尼的工会和政团配合良治行动；在巴基斯坦强化民主体制与实践；继续资助朝鲜进行独立新闻广播的电台；支持越南的人权监察、法制改革、公民民主教育和一个互联网电台节目；关注缅甸“番红花革命”及后续镇压活动，为缅甸境内的积极分子提供支持，并在2008年5月缅甸全民公决之前，在缅甸境内宣讲宪法草案的情况及其“反民主”的本质，同时支持个人和团体在缅甸境外建立网络，助其更换陈旧的通讯技术设备等；向尼泊尔民众通报草拟中的宪法进程，促使尼政党增加对人权与民主的承诺，等等。

机构宗旨

民主基金会认为：自由是全人类的渴望，它可通过发展民主制度、程序及价值而得以实现。民主不会通过一次选举就能得到实现，也不必以美国民主模式或任何其他特点国家为基础。

相反，民主应与多样政治文化的需求及传统相适应。通过对民主进程的支持，民主基金会帮助增强国外本土化的民主运动与美国人民之间的联系，而这一联系是基于将代议制政府与自由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共同信念。 活动方式编辑 民主基金会的主要活动方式是提供经费资助，它将美国国会拨款再转拨给旗下的4家美国非政府组织：

负责多元化与自由公正选举的美国国际共和学会（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IRI）与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一译国际事务全国民主研究所，英语：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NDI）

负责市场经济改革的国际私有企业中心（CIPE）

负责建立独立工会组织的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ACILS）

此外，民主基金会每年还将300多项经费资助提供给非洲、亚洲、中东欧、拉美、中东与前苏联地区的民主组织，平均每笔资助约5万美元。

（一）支持“封闭社会”中的“民主人士”。民主基金会对中欧、前苏联及拉美、亚洲、非洲许多国家民主斗争的早期投资，对后来民主进程在这些地区出现重大进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民主基金会继续集中其主要资源重点关注仍然存在的共产党及集权制国家，如中国、北朝鲜、古巴、塞尔维亚、苏丹、缅甸等国。民主基金会坚持长期与灵活的方法，以便利用一切现实的机会来促进“民主价值”、捍卫“人权”、鼓励“公民社会”的发展。结合每个国家的特点情况，民主基金会与该国国内及流亡在外的“民主人士”一道致力于民主建设。

（二）巩固“新生民主政权”。对于那些新生与发展中的民主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努力集中于两个目标：一是巩固民主选举制度与程序，以确保选举的自由与公正；二是通过增强法制建设、保障个人自由、促进社会多元化进一步巩固“自由式民主”。为了使成功的选举成为成熟而稳定的民主制度，民主基金会坚持长期资助，支持致力于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独立的工会、自由的媒体、以及致力于促进政治可信度、经济透明度、负责的社团治理、文官对军队的控制的机构。

（三）运用多部门方法。民主基金会特有的多部门方法是由其下属的四个核心机构所决定的：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NDI），美国国际共和学会（IRI），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ACILS），国际私有企业中心（CIPE），这四个机构分别代表了美国民主、共和两大政党，以及工会与企业的利益。四个机构利用各自特有的优势，向全世界的“民主人士”提供相关的专业知识，包括商业、劳工、政党发展与选举改革等。民主基金会与四个机构的合作也有助于机构之间的平衡、取得两党共识，并使国会及其他部门确信，民主基金会在其决策与采用多部门方法时将会平衡把握。除利用与依靠这四个机构外，民主基金会还向国外从事“人权活动”、“独立媒体”、“法制建设”与“公民社会建设”的团体提供直接资助。

（四）与其他民主基金会合作。民主基金会正在加强与其他民主基金会之间的国际合作，鼓励所有民主国家建立类似的机构。1993年民主基金会召开首届“民主峰会”，与会的有来自美国、德国、英国与加拿大等国的民主基金组织。除了各基金会分享信息外，一系列的“民主峰会”还研讨协调彼此战略，针对最难啃的“骨头”提出方案。如促进缅甸、白俄罗斯与塞尔维亚的“民主进程”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