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增長的起落
內容簡介
在1870年至1970年的一個世紀裡，一場經濟變革席捲美國，使美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空前提高。內燃機、電力、電燈、室內管道、汽車、電話、飛機、空調、電視等一系列偉大發明和後續的增量式創新不僅推動了美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也徹底改變了美國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戶外體力勞動被空調環境中的室內勞動替代，煩瑣的家務勞動越來越多地由電器設備承擔，光明驅走了黑暗，取代隔離的不僅是旅遊還有將世界帶入客廳的電視。更重要的是，一個新生兒預期將活到72歲而不是45歲。全球金融危機後，美國能重續這一「特殊世紀」的輝煌嗎？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能帶來同樣的經濟改革嗎？
此書將經濟學與歷史學相結合，既有對歷史的生動敘述，也有對經濟現象的深入分析，既從普通民眾視角考察家庭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細節，又以經濟學家視角在經濟增長這一更廣闊的背景下解釋這些細節，為讀者呈現了一個「特殊世紀」的全景圖。通過這樣的分析，作者對上述兩個問題的回答是：1870年至1970年的顛覆式經濟變革及其創造的輝煌不可再現。在他看來，美國的生產率增長已經開始放緩，不平等加劇、教育停滯、人口老齡化、大學生債務和聯邦政府債務不斷增加，都將進一步阻礙生產率增長。走出困境必須找到新的辦法。
此書既是對過去一個世紀的徹底變革的致敬，也是對未來更艱難時代的預言。在當前關於經濟增長前景的爭論中，此書所做的分析不容忽視。
作者簡介
羅伯特•戈登（Robert J. Gordon）
美國西北大學社會科學教授，是世界上主要的研究通貨膨脹、失業和生產率增長的專家之一。他最近的研究包括新經濟的興衰，美國生產率的增長復甦，以及歐洲的生產率增長停滯。著作頗豐，包括《生產率增長、通貨膨脹與失業》（Productivity Growth,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和《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
原文摘錄
儘管「二戰」給美軍帶來了災難性的傷亡（雖然與其他參戰方更巨大的傷亡人數相比，美軍傷亡人數已經少得多），但也造就了使美國經濟擺脫30年代後期長期停滯的經濟奇蹟。 對於美國未來的增長前景，作者持悲觀態度，他認為，不平等、教育、人口結構和財政這四種阻力將共同發揮作用，未來99%的底層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將難以為繼，經濟增長不容樂觀。其中，不平等阻力是指不平等現象加劇，占美國人口1%的頂層收入階層在整個國民收入的比重不斷增加，中產階層和底層階層收入不斷降低。教育阻力是指學歷的回報可能無法抵消學業貸款，教育程度的提高並不能像以前那樣快速推動生產率的提高。人口阻力是指人均工作時間減少，總體勞動參與率下降。財政阻力是指聯邦政府的債務與GDP的比值將會擴大，政府因此將會採取減少福利、增加稅收的政策，從而減緩個人可支配收入的未來增長。針對這些方面的問題，作者在後記中提出了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但他也斷言，未來一代的美國人將會發現，他們今後的生活可能不會比其父輩更好。
書評
長期增長的靈丹妙藥
經濟史總是和經濟學家們過不去。所以，作為進化的應對策略，經濟學家們正在變得越來越狡猾，他們從傳統的卡桑德拉角色中擺脫出來，表現得日益樂觀起來。經濟史上幾個著名的悲觀預言者，從馬爾薩斯到「羅馬俱樂部」，預言經濟增長的極限和長期的衰落，似乎都遭到了喜聞樂見的失敗。而失敗的核心原因，是他們總是低估了技術創新帶來的生產率大幅提高。從凱恩斯以降，現代宏觀經濟學提供過無數救世良方，不過一旦說到長期增長，故事就變得十分呆板。在所有宏觀經濟學教科書必備的索洛標準模型中，「黃金率」平衡增長路徑建立在外生的技術進步之上。
這實在太陳詞濫調了！太像人們指責經濟學的「正確廢話」理論了。增長理論趕緊補鍋，試圖將創新與技術進步本身納入體系，像投資一樣成為一個內生變量，代表性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保羅·羅默（Paul Romer），將技術進步作為一種可通過投資產生的生產要素，與別的生產要素比如資本、勞動的區別在於，技術創新和進步是邊際收益遞增而非遞減的，具有溢出效應（spillover）。大概勾勒出的圖景是：創新是麵粉中放入的酵母菌，在合適的溫度水分不斷繁殖發酵，將麵團發展得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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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索洛還是羅默的增長模型，無論是否把技術創新當成鋼鐵俠還是酵母菌，都表達着一種明亮而模糊的樂觀態度，創新總是會有的，而創新轉化成生產效率的過程，形成了起起落落的經濟周期。尤其是，美國這個當代經濟理論的試驗場，一向被視為各種幸運的例外——美國經濟史演唱着美妙的創新之歌，得天獨厚，在經濟史領域，如果說英國工業革命的地位如同聖杯，那麼美國近150年的創新曆程就是一個已經成真的伊甸園，消費升級和產業轉型在這裡從沒有遭到致命的挫折。
在最陰鬱的預言家閉上嘴的地方，一位本性難改的宏觀經濟學和經濟史學家，羅伯特·戈登，以布羅代爾式的宏偉決心，寫了一本600多頁的著作來回顧美國物質生活波瀾壯闊的起落，從1870年——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偉大發明開始走進社會，激發生產率提高和有效改變物質文明的時間節點——引導他的讀者開始這段通往當代美國生活的旅程。
創新是權重衰減的嗎？
戈登將美國城鄉物質生活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與兩次新技術革命驅動要素生產率提高的翔實細節，展開為一段段斑駁的時代風情畫廊，行文趣味十足，角度精到而史料紮實，大開大闔，時常讓人想起威廉曼徹斯特的紀實文學名篇《光榮與夢想》。
但作為一本探討增長命運的書，作者並不想只給讀者提供一個歷史VR遊戲百科手冊，它真正的危險和有力之處，是在這個瀰漫着對創新魔力的樂觀主義，對人工智能、海量數據、虛擬技術無限遐想，每一個初創公司都在憧憬改變世界的時代，公然宣稱：互聯網革命的重要性，至少是對生產率提高的重要性，被過分高估了。以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第三次技術革命提高生產率增長的速度、深度與時間持續性，都難於媲美19世紀第二次工業革命那些熟悉的經典發明。
這個結論何其沮喪，又何其冒犯！但實際想一想，卻是一盆有益的冷水。《美國增長的起落》的數據表明，1870年是現代世界啟動高速增長的起點，增長峰值時段是1920到1970年的半個世紀；20世紀70年代開始醞釀的電子計算機和信息技術，帶來高速增長時段集中於1994年到2004年的十年間，但是其後——「2004到2014年是美國歷史上生產率增長速度最慢的十年……由網絡革命引起的種種變革波及面非常之廣，但是到2005年已經基本完成。智能手機的發明和普及是一個例外，但是到目前為止，智能手機還沒有像互聯網革命一樣對生產率增長起到明顯的促進作用。」
戈登還提出了兩個發人深省的事實觀察：
第一個是所謂的「大跨越之謎」。「大跨越」指1928年到1950年美國驚人的增長加速，這22年包括了史無前例的大蕭條和艱苦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平均每小時產出卻比1928年增長了99%（如果按照1870-1928年的平均增長趨勢，估測出的數字僅有56%），是美國歷史上增長最快的一段時間。戈登的觀點是，「大蕭條」和二戰本身就是時均產出提高的原因。羅斯福財政刺激帶來的基礎建設更新，二戰時因為勞動力缺乏而漲薪以及引發的投資替代，軍工機器開動帶來的高壓需求，特別是快速發展的工會組織在提高工人實際工資增長趨勢方面的積極作用，讓創新的應用周期有效縮短，新技術迅速得到推廣。相比而言，2008-09年的金融危機破壞力同樣強大，卻無法重複「大跨越」時代的修復能力，反而更深蝕刻了不平等的鴻溝。
第二是GDP數字的統計改進，使1870-1970年的增長數據被相對低估了，所以過去的真實增長率其實更高。比如無形資產在前一百年中大多數時間沒有充分納入交易價格統計當中，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很多重要發明帶來的新消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被當時的官方統計口徑忽視，實際生活水平提高超過GDP數字反映的增長。所以經過修正之後，第二次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帶來的經濟增長率，差異可能比目前紙面顯示的更大。
戈登的預言，與過去的卡桑德拉們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並不懷疑人類的創新能力，以及創新中蘊含的再次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可能性。但是他質疑了我們的思維定式：科技會不會永遠滿足我們對於經濟增長的期待？創新對世界的改變是暫時的，還是有長期的持續性？
《美國增長的起落》總結了今天美國的創新和增長必須面對的四股「頂頭風」：不平等加劇、教育阻力、人口狀況和債務償還。
不平等加劇阻礙了大多數人從創新中得到更公平合理的紅利份額。互聯網革命與虛擬經濟的興起，使美國輕鬆占據了智力產業高端，製造業消失和向全球轉移，收入結構出現了中間空洞。從1979年到2011年，收入平均數和中位數的增長差距達到了0.43%，意味着社會平均收入水平每增長1%，中等階層的收入僅僅提高不到0.6%，而底層大眾的受益更是相形見絀。另一方面，連收入最高的頂層百分之十，也出現了「贏者通吃」的分化，不平等的最大來源是收入水平最高的0.1%和0.01%，主要是擁有期權激勵的高層管理人員（特別是金融與互聯網新型行業），超級文體明星（新媒體粉絲經濟的主要受益人），傳統金領如醫生、律師則相對被拋離。「涓滴經濟學」被「極化效應」替代，後果就是創新帶來的新增收益和資本局限在高收益的狹小行業內，創新的擴散作用和持續性遭到反噬。
教育阻力對創新的影響，一方面體現在不平等的惡化所導致的教育資源配置扭曲，加劇邊際收益遞減。美國的公立系統教育經費來自於財產稅特別是房地產稅，富人區天然形成了教育資源過度積聚，而貧民區的高中輟學率升高。另一方面受教育水平的絕對程度提升也在放緩，這個趨勢甚至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原因是成本增加（美國從1972年以來大學教育成本的上升速度是整體通脹率的3倍）、債務膨脹（承擔10萬美元學生貸款的美國人平均要到34歲才能擺脫債務）和風險增加（一半以上的美國大學畢業新生無法找到一份需要大學文憑的工作。
關於人口狀況，美國相對穩定的出生率和移民比例，掩蓋了最可能影響持續創新的人口因素——勞動參與率。勞動參與率指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隨着「嬰兒潮」一代即將永久退出就業市場，美國的人口勞動參與率和老齡化負載都將面臨嚴峻形勢。2007年到2014年，美國平均勞動參與率從66%下降到62%。勞動參與率不足意味着人口結構中的重要部分被拒絕在創新活動之外，也使得看起來光鮮的就業率缺乏說服力。
債務問題是美國經濟的痼疾，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在2038年將達到GDP的100%，與此同時，聯邦醫療保險信託基金將在2030年，社會保障基金在2034年，預期達到零餘額。通過發達的金融市場和複雜的衍生工具，政府和私人部門的債務風險被分散到整個經濟體系當中。債務危機不僅可以讓新產業的幼苗毀於一旦，還會把可以讓創新深化的未來資源提前消耗殆盡。
作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底層核心行業，芯片和晶體管業內的最著名的爭議之一，是預測「摩爾定律」何時終結。「摩爾定律」是英特爾公司創始人之一戈登·摩爾提出的創新速度規律：同樣價格的集成電路，晶體管密度或者計算性能每18-24個月提高一倍。摩爾定律以指數增長的速度，為信息技術革命奠定了基礎。2006年之後摩爾定律開始出現減速的跡象，到2009年晶體管的倍增時間延長到了峰值8年。
摩爾定律的故事，宛如羅伯特·戈登對創新與現實增長曆程的濃縮寓言。
就像彼得·蒂爾說過的：我們小時候想要會飛行的汽車，現在得到了140個字符。波普爾在《歷史決定論的貧困》里，曾有力地論述為什麼無法規劃創新，和創新將帶給我們的歷史方向。創新的幼苗有可能隨機產生，但活下來的品種不一定喜聞樂見。在長周期更加有影響和推動力的，可能不是建造帕提農神廟的宏偉技藝，而是一張破碎潦草的航海圖。
站在消費與製造業全面升級的轉折點上，美國的創新曆程，提醒我們今天熱衷於「彎道超車」一擲千金之前，對經濟結構現實性多一層清醒理性的認識，合理調整對創新創業的期待值。經濟下行周期的逆風中，能順利前進的，不是更大的船，而是更聰明的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