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韓非列傳

老子韓非列傳

《老子韓非列傳》是一篇關於先秦道家和法家的代表人物老子、莊子、申子（申不害）和韓非子四人的合傳。因限於篇幅，司馬遷無法詳細論述道家的各個流派，故而只能選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老、莊、申、韓為其立傳。司馬遷以老子「深遠」，說其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並將其與申、韓同傳，勾勒出道、法兩家嬗變傳承之關係。又附莊子，蓋看重其「沈洋自恣以適己」的修身處世之道，還特意列舉楚威王聘莊子為相的故事。代表了道家「 刑名法術系統和養生神仙系統」這兩個系統 。司馬遷的安排選取頗有見地。司馬遷將他們合為一傳，代表了先秦漢初人們對道家與法家關係的重要看法。

目錄

原文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雲。

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

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

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說難曰：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為粥權。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丑。彼自知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悟，辭言無所擊排，乃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

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

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伯陽立教，清淨無為。道尊東魯，跡竄西垂。莊蒙栩栩，申害卑卑。刑名有術，說難極知。悲彼周防，終亡李斯。

譯文

老子是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做過周朝掌管藏書室的史官。

孔子前往周都，想向老子請教禮的學問。老子說：「你所說的禮，倡導它的人和骨頭都已經腐爛了，只有他的言論還在。況且君子時運來了就駕着車出去做官，生不逢時，就像蓬草一樣隨風飄轉。我聽說，善於經商的人把貨物隱藏起來，好像什麼東西也沒有，君子具有高尚的的品德，他的容貌謙虛得像愚鈍的人。拋棄您的驕氣和過多的欲望，拋棄您做作的情態神色和過大的志向，這些對於您自身都是沒有好處的。我能告訴您的，就這些罷了。」孔子離去以後，對弟子們說：「鳥，我知道它能飛；魚，我知道它能游；獸，我知道它能跑。會跑的可以織網捕獲它，會游的可製成絲線去釣它，會飛的可以用箭去射它。至於龍，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它是駕着風而飛騰升天的。我今天見到的老子，大概就是龍吧！」

老子研究道德學問，他的學說以隱匿聲跡，不求聞達為宗旨。他在周都住了很久，見周朝衰微了，於是就離開周都。到了函谷關，關令尹喜對他說：「您就要隱居了，勉力為我們寫一本書吧。」於是老子就撰寫了本書，分上下兩篇，闡述了道德的本意，共五千多字，然後才離去，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有的人說：老萊子也是楚國人，著書十五篇，闡述的是道家的作用，和孔子是同一時代的人。

據說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歲，也有的人說活了二百多歲，這是因為他能修道養心而長壽的啊。

孔子死後一百二十九年，史書記載周太史儋會見秦獻公時，曾預言說：「當初秦國與周朝合在一起，合了五百年而又分開了，分開七十年之後，就會有稱霸稱王的人出現。」有的人說太史儋就是老子，也有的人說不是，世上沒有人知道哪種說法正確。總之，老子是一位隱君子。

老子的兒子叫李宗，做過魏國的將軍，封地在段干。李宗的兒子叫李注，李注的兒子叫李宮，李宮的玄孫叫李假，李假在漢文帝時做過官。而李假的兒子李解擔任過膠西王劉卬的太傅，因此，李氏就定居在齊地。

社會上信奉老子學說的人就貶斥儒學，信奉儒家學說的人也貶斥老子學說「主張不同的人，彼此說不到一塊去」，難道就是說的這種情況嗎？老子認為，無為而治，百姓自然趨於「化」；清靜不撓，百姓自然會歸於「正」。

莊子是地人，叫周。他曾經擔任過地漆園的小吏，和梁惠王、齊宣王是同一時代的人。他學識淵博，涉獵、研究的範圍無所不包，他的中心思想卻本源於老子的學說。他撰寫了十餘萬字的著作，大多是託詞寄意的寓言。他寫的《漁父》、《盜跖》、《胠篋》是用來詆毀孔子學派的人。而表明老子學說為目的的。《畏累虛》、《亢桑子》一類的，都空設言語，沒有實事。可是莊子善於行文措辭，描摹事物的情狀，用來攻擊和駁斥儒家和墨家，即使是當世博學之士，也難免受到他的攻擊。他的語言汪洋浩漫，縱橫恣肆，以適合自己的性情，所以從王公大人起，都無法利用他。

楚威王聽說莊周賢能，派遣使臣帶着豐厚的禮物去聘請他，答應他出任曹國的宰相。莊周笑着對楚國使臣說：「千金，確是厚禮；卿相，確是尊貴的高位。您難道沒見過祭祀天地用的牛嗎？餵養它好幾年，給它披上帶有花紋的綢緞，把它牽進太廟去當祭品，在這個時候，它即使想做一頭孤獨的小豬，難道能辦得到嗎？您趕快離去，不要玷污了我。我寧願在小水溝里身心愉快地遊戲，也不願被國君所束縛。我終身不做官，讓自己的心志愉快。」

申不害是京邑人，原先是鄭國的低級官吏。後來研究了刑名法術學問，向韓昭候求官，昭候任命他作了宰相。他對內修明政教，對外應對諸候，前後執政十五年。一直到申子逝世，國家安定，政治清明，軍隊強大，沒有哪個國家敢於侵犯韓國。

申不害的學說本源黃帝和老子而以循名責實為主，他的著作有兩篇，叫作《申子》。

韓非，是韓國的貴族子弟。他愛好刑名法術學問。他學說的理論基礎來源於黃帝和老子。韓非有口吃的缺陷，不善於講話，卻擅長於著書立說。他和李斯都是荀卿的學生，李斯自認為學識比不上韓非。

韓非看到韓國漸漸衰弱下去，屢次上書規勸韓王，但韓王沒有採納他的意見。當時韓非痛恨治理國家不致力於修明法制，不能憑藉君王掌握的權勢用來駕馭臣子，不能富國強兵尋求任用是賢能之士，反而任用誇誇其談、對國家有害的文學遊說之士，並且讓他們的地位高於講求功利實效的人。他認為儒家用經典文獻擾亂國家法度，而遊俠憑藉着武力違犯國家禁令。國家太平時，君主就寵信那些徒有虛名假譽的人，形勢危急時，就使用那些披甲戴盔的武士。現在國家供養的人並不是所要用的，而所要用的人又不是所供養的。他悲嘆廉潔正直的人不被邪曲奸枉之臣所容，他考察了古往今來的得失變化，所以寫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十餘萬字的著作。

然而韓非深深地明了遊說的困難。他撰寫的《說難》一書，講的非常，但是他最終還是死在秦國，不能逃脫遊說的禍難。

《說難》寫道：

大凡遊說的困難，不是我的才智不足以說服君主有困難；也不是我的口才不足以明確地表達出我的思想有困難；也不是我不敢毫無顧慮地把意見全部表達出來有困難。大凡遊說的困難，在於如何了解遊說對象的心理，然後用我的說詞去適應他。

遊說的對象在博取高名，而遊說的人卻用重利去勸說他，他就會認為你品德低下而受到卑賤的待遇，一定會被遺棄和疏遠了。遊說的對象志在貪圖重利，而遊說的人卻用博取高名去勸說他，他就會認為你沒有頭腦而脫離實際，一定不會錄用你。遊說的對象實際上意在重利而公開裝作博取高名，而遊說的人用博取高名去勸說他，他就會表面上錄用你而實際上疏遠你；假如遊說的人用重利去勸說他，他就會暗中採納你的意見，而公開拋棄你本人，這些都是遊說的人不能不知道的。

行事能保密就成功，言談之中泄露了機密就會失敗。不一定是遊說者本人有意去泄露機密，而往往是在言談之中無意地說到君主內心隱藏的秘密，像這樣，遊說的人就會身遭災禍。君主有過失，而遊說的人卻引用一些美善之議推導出他過失的嚴重，那麼遊說的人就會有危險。君主對遊說者的恩寵還沒有達到深厚的程度，而遊說的人把知心話全部說出來，如果意見被採納實行而且見到了功效，那麼，君主就會忘掉你的功勞；如果意見行不通而且遭到失敗，那麼遊說者就會被君主懷疑，像這樣，遊說的人就會有危險。君主自認為有了如願的良策，而且打算據為自己的功績，遊說的人參與這件事，那麼也會有危險，君主公開做着一件事，而自己另有別的目的，如果遊說者預知其計，那麼他也會有危險。君主堅決不願做的事，卻勉力讓他去做，君主去做丟不下的事，又阻止他去做，遊說的人就危險。所以說：「和君主議論在任的大臣，就會認為你離間他們彼此的關係；和君主議論地位低下的人，就會認為你賣弄權勢。議論他所喜愛的，那麼君主就會認為你是在利用他；議論君主所憎惡的，就會認為你試探他含怒的深淺。如果遊說者文辭簡略，那麼就會認為你沒有才智而使你遭到屈辱；如果你鋪陳辭藻，誇誇其談，那麼就會認為你語言放縱而無當。如果你順應君主的主張陳述事情，那麼就會說你膽小而做事不盡人意。如果你謀慮深遠，那麼就會說你鄙陋粗俗，倨傲侮慢。這些遊說的難處，是不能不知道的啊。

大凡遊說者最重要的，在於懂得美化君主所推崇的事情，而掩蓋他認為醜陋的事情。他自認為高明的計策，就不要拿以往的過失使他難堪；他自認為是勇敢的決斷，就不要用自己的意願使他激怒；他誇耀自己的力量強大，就不必用他為難的事來拒絕他。遊說的人謀劃另一件與君主相同的事，讚譽另一個與君主同樣品行的人，就要把那件事和另一個人加以美化，不要壞其事傷其人。有與君主同樣過失的人，遊說者就明確地粉飾說他沒有過失。待到遊說者的忠心使君主不再牴觸，遊說者的說辭，君主不再排斥，此後，遊說者就可以施展自己的口才和智慧了。這就是與君主親近不被懷疑，能說盡心裡話的難處啊！等到歷經很長的時間之後，君主對遊說的人恩澤已經深厚了，遊說者深遠的計謀也不被懷疑了，交相爭議也不被加罪了，便可以明白地計議利害關係達到幫助國君立業建功，可以直接指出君主的是非以正其身，用這樣的辦法扶持君主，就是遊說成功了。

伊尹作廚師，百里奚當俘虜，都是由此求得君上的任用。所以，這兩個人都是聖人。他們仍然不得不做低賤的事而經歷世事如此地卑污，那麼智能之士就不把這些看作是恥辱的了。

宋國有個富人，因為天下雨毀壞了牆。他兒子說：「不修好將會被盜」，他的鄰居有位老人也這麼說。晚上果然丟了很多財物，他全家的人都認為他兒子特別聰明卻懷疑鄰居那位老人。從前鄭武公想要攻打胡國，反而把自己的女兒嫁給胡國的君主。就問大臣們說：「我要用兵，可以攻打誰？」關其思回答說：「可以攻打胡國。」鄭武公就把關其思殺了，並且說：「胡國，是我們兄弟之國，你說攻打它，什麼居心？」胡國君主聽到這件事，就認為鄭國君主是自己的親人而不防備他，鄭國就趁機偷襲胡國，占領了它。這兩個說客，他們的預見都是正確的，然而言重的被殺死，言輕的被懷疑，所以知道某些事情並不難，如何去處理已知的事就難了。

從前彌子瑕被衛國君主寵愛。按照衛國的法律，偷駕君車的人要判斷足的罪。不久，彌子瑕的母親病了，有人知道這件事，就連夜通知他，彌子瑕就詐稱主的命令駕着君主的車子出去了。君主聽到這件事反而讚美他說：「多孝順啊，為了母親的病竟願犯下斷足的懲罰！」彌子瑕和衛君到果園去玩，彌子瑕吃到一個甜桃子，沒吃完就獻給衛君。衛君說：「真愛我啊，自己不吃卻想着我！」等到彌子瑕容色衰退，衛君對他的寵愛也疏淡了，後來得罪了衛君。衛君說：「這個人曾經詐稱我的命令駕我的車，還曾經把咬剩下的桃子給我吃。」彌子瑕的德行和當初一樣沒有改變，以前所以被認為孝順而後來被治罪的原因，是由於衛君對他的愛憎有了極大的改變。所以說，被君主寵愛時就認為他聰明能幹，愈加親近。被君主憎惡了，就認為他罪有應得，就愈加疏遠。因此，勸諫遊說的人，不能不調查君主的愛憎態度之後再遊說他。

龍屬於蟲類，可以馴養、遊戲、騎它。然而他喉嚨下端有一尺長的倒鱗，人要觸動它的倒鱗，一定會被它傷害。君主也有倒鱗，遊說的人能不觸犯君主的倒鱗，就差不多算得上善於遊說的了。

有人把韓非的著作傳到秦國。秦王見到《孤憤》、《五蠹》這些書，說：「唉呀，我要見到這個人並且能和他交往，就是死也不算遺憾了。」李斯說：「這是韓非撰寫的書。」秦王因此立即攻打韓國。起初韓王不重用韓非，等到情勢吃緊，才派遣韓非出使秦國。秦王很喜歡他，還沒被信用。李斯、姚賈嫉妒他，在秦王面前底毀他說：「韓非，是韓國貴族子弟。現在大王要吞併各國，韓非到頭來還是要幫助韓國而不幫助秦國，這是人之常情啊。如今大王不任用他，在秦國留的時間長了，再放他回去，這是給自己留下的禍根啊。不如給他加個罪名，依法處死他。」秦王認為他說的對，就下令司法官吏給韓非定罪。李斯派人給韓非送去了毒藥，叫他自殺。韓非想要當面向秦王陳述是非，又不能見到。後來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可惜韓非已經死了。

申子、韓子都著書立說，留傳到後世，學者大多有他們的書，我唯獨悲嘆韓非撰寫了《說難》而本人卻逃脫不了遊說君主的災禍。

太史公說：老子推重的「道」，虛無，順應自然，以無所作為來適應各種變化，所以，他寫的書很多措辭微妙不易理解。莊子宣演道德，縱意推論，其學說的要點也歸本於自然無為的道理。申子勤奮自勉，推行於循名責實。韓子依據法度作為規範行為的繩墨，決斷事情，明辨是非，用法嚴酷苛刻，絕少施恩。都原始於道德的理論，而老子的思想理論就深邃曠遠了。

作品賞析

先秦諸子百家裡頭，能被太史公選中立傳的並不多，列子、慎子、許行、惠施、鬼谷子、楊朱加之黃老、儒教等家，甚至戰國法家重要代表人物李悝都沒有立傳。莊子能和老子、韓非子並列，足見其地位。這是一篇關於先秦道家和法家代表人物的重要傳記。太史公將老莊申韓合為一傳，代表了先秦漢初人們對道家與法術家關係的重要看法。漢人直承晚周，認為老子之言「君人南面之術」，而莊子祖述老子。申不害、韓非亦源自老子道德之意。而其他因其主張不夠鮮明，亦不足以承上啟下，故被司馬遷捨棄。太史公作四人合傳，在當時來說，確實是胸羅道德，縱橫概括，指點評說，是一篇很有氣魄的雄文，非大家不能。

作品出處

本文出自《史記》。

《史記》是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一部紀傳體史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與後來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與《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

作者簡介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或前135年—？），字子長，夏陽（在今陝西韓城西南）人。出身史學世家，父親司馬談官至太史令。司馬遷繼承父親太史令的職位後，得以飽覽朝廷藏書，又隨漢武帝到各地巡遊，增長了見識；他同時開始着手整理史料，以完成父親寫一部「名主賢君、忠臣死義之事」的通史的遺願。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司馬遷因上疏為李陵辯護觸怒武帝，被處以宮刑。受此大辱，司馬遷憤不欲生，但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決心「隱忍苟活」。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完成了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名著《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