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普林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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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乌斯·普林尼·塞孔都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生于公元23（一说24年），卒于公元79年，世称老普林尼（与其养子小普林尼相区别），古代罗马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以其所著《自然史》一书著称。

目录

人物经历

普林尼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新科莫姆城（今科莫）的一个中等奴隶主家庭，属骑士阶层。 少年时代，他到罗马求学。 公元47～57年，他在日耳曼行省（今德国境内）任骑兵军官。在这期间，他与后来的罗马皇帝提图斯（公元79～81年在位）交谊甚笃。普林尼在晚年的时候常常津津乐道地谈到他与提图斯的“共同的营帐生活”。 他曾亲自访问过日耳曼人中的乔克人居住的海岸，搜集日耳曼各部落的方言和历史资料。恩格斯在《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一文中曾经指出，普林尼是不仅从政治上、军事观点上，而且从理论观点上对日耳曼发生兴趣的第一个罗马人，他的报道具有特朗的价值。 他对日耳曼方言所作的分类符合实际情况，普林尼从日耳曼返回罗马之后，从事律师工作，同时潜心读书和著述。 公元69～79年在罗马皇帝韦斯帕西安努斯（《恺撒传》中又作韦巴芗），在位时，他历任要职，在西班牙、高卢、北非等地担任过财政督察官的职务，负责管理一个地区的财政收入。大抵从公元74年起，他担任以卡佩尼亚的米塞姆港为基地的海军舰队的司令，负责清剿海盗。 公元79年8月24日，附近的维苏威火山大爆发。普林尼为了了解火山爆发的情况，并且救援这一地区的灾民，乘船赶往火山活动地区，因火山喷出的含硫气体而中毒死亡。

人物年表

• 公元23（一说24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新科莫姆城；
• 公元23（一说24年）～公元47年，求学罗马；
• 公元47～57年，担任日耳曼行省任骑兵军官；
• 公元57～69年，游历日耳曼地区，返回罗马，潜心读书和著述；
• 公元69～79年，历任西班牙、高卢、北非等地财政督察官；
• 公元74年（ ？），担任以卡佩尼亚的米塞姆港为基地的海军舰队的司令，负责清剿海盗；
• 公元79年8月24日，死于维苏威火山大爆发中。

主要作品

普林尼一生写了7部书，其中6部已经散失，仅存片断，只有37卷《自然史》广为流传。 1．《关于骑兵投掷长矛》，讲述如何使用作为骑兵武器的长矛，写于在日耳曼任骑兵军官期间。 2．《波姆波尼乌斯·塞孔都斯的生平》，计两卷。 3．《演说术初阶》，共3卷，每卷又分为两部分，讲述怎样从儿童时代起就开始练习演说，并附有供朗读用的范文。 4．《费解的辞》，共8卷。其中主要讲解一些词的意义和某些词的搭配，也谈到发音和词形变化。 5．《在日耳曼的战争》，计10卷，叙述罗马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所有战争，特别着意于使人铭记德鲁苏斯(公元前38—公元9)在日耳曼的战功。塔西陀在《编年史》中曾援引过这部书提供的材料。 6．《续阿乌菲迪乌斯·巴苏斯所著历史》计31卷，阿乌菲迪乌斯·巴苏斯是罗马帝国初年的伊壁鸠鲁学说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写了一部从恺撒之死到公元54年的罗马历史．普林尼从他停笔处接着往下写。 7．《自然史》一书于公元77年写成，普林尼死后由小普林尼出版。普林尼在前言中说，这本书是献给提图斯的。他的书不是为了“富丽辞藻的爱好者”写的，而是为了实际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人写的。小普林尼称这部书是“象自然本身一样”题材广泛多样的学术著作。

普林尼生平及思想个性概述

有关普林尼（Pliny the Elder，23A.D.～79A.D.）的资料极少能幸免于历史的冲刷，今天我们对于普林尼生活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他自己唯一保留至今的著作《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和他的外甥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66 A.D.～115 A.D.）在书信中提到的一些片段。借助于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我们尚可以对这样一位罗马时代的百科全书作者的生活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普林尼，Gius Plinius Secundus，公元23年出生于北意大利的科摩镇。他父母的情况已经不太清楚，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的家庭比较富有，属于当时罗马社会第二等级的骑士阶层。普林尼十二岁左右就来到了罗马，从《博物志》中记录的一些轶事可以推断他在少年时代可能就已经涉足罗马宫廷。普林尼在罗马开始接受比较全面的修辞、演讲、法律以及军事方面的训练，公元37年的时候，彭波尼（Pomponius Secundus）成了他的老师和监护人。彭波尼既是一位将军，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和剧作家。普林尼的博学多才可能就受了他的鼓励和影响，普林尼后来还写过他的传记。21岁的时候，像在当时骑士阶层中很常见的情况一样，普林尼离开罗马去高卢做了一个小军官，在这期间普林尼培养了浓厚的军事兴趣，他很快被提拔为一个骑兵团长官，并驻扎在下莱茵的克桑顿(Xanten/Castra Vetera)，后来考古学家曾在这里发现了他的马笼头。普林尼曾三次参加战事：47年和Corbulo对战Chauci；50年在上莱茵作为彭波尼部下对战Chatti；57－58年在下日尔曼再次对战Chatti，提图斯（Titus， 79～81年在位）是他的头领和朋友，提图斯后来当了皇帝，《博物志》就是题献给他的。在这些战斗中，普林尼表现为一位出色的骑兵，并写出了三部著作：《关于如何从马背上投掷标枪》（1卷）、《彭波尼传》（2卷）和《日尔曼战争史》（20卷）。59年普林尼回到罗马，停止了军旅生涯转而从事法律工作。这之后直到68年尼禄（Nero，54～68年在位）去世这段时期内的活动都不太确切，似乎很少在公共生活中露面了。这很可能是由于他对尼禄的暴政不满，他曾毫不含糊地谴责尼禄的执政，说尼禄是人类的敌人。正是出于愤懑和自我保护，普林尼转而低调地去写他的语法书了。根据小普林尼的记载， 他这期间又写了三部著作：《演说术》（共3卷）、《语法问题》（8卷）和《续阿乌菲迪乌斯•巴苏斯所著历史》（31卷）。尼禄一死，普林尼成了新任的韦斯巴芗 (Vespasian, 69-79年在位)皇帝的忠诚拥护者，重新活跃于罗马的公共事务，并很快获得重用，成为皇帝的顾问团成员之一。他可能还担任过罗马在高卢、西班牙以及北非等地的财政督察官（procurator），后来又被任命为两支罗马舰队之其中一支的首领，负责地中海西半边的海上安全。 普林尼的死是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之一。79年8月24日，也就是庞贝城附近的维苏威火山爆发的那天，当时舰队泊在附近的米塞努姆城（Misenum），普林尼和他的姐姐以及小普林尼住在一起。当天下午正在忙着读书做摘录的普林尼突然听到姐姐招呼他出去看一个奇观，原来那边天上升起了巨大的蘑菇云，普林尼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准备立刻前去近距离观察，不过他很快改变了想法，出于好奇的观察活动变成了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普林尼率领舰队全速前往营救。他的舰队在斯塔比亚(Stabiae)登陆并在那里呆了一晚，然而在撤退的时候普林尼不幸死去，原因不是特别清楚，可能是犯了心脏病或者是被火山灰和毒气窒息致死。[对于他舅舅的死，小普林尼在悼文中写道：“在我看来，所谓幸福的人就是被神赐予了能力去做一些值得记录的事情或者写一些值得读的东西的人，而最幸福的又莫过于能同时做到这两者，我的舅舅就是这样一个人。” 普林尼是历史上最勤奋的人之一。如小普林尼在他的书信中所生动描述的， 普林尼总是半夜就起床工作，天未亮就上朝去拜访韦斯巴芗皇帝，之后又是一天繁忙的公务。忙完公务回到家中的休息对他来说也仅仅只是表面的，因为不管是洗澡、吃饭还是躺着歇会的时间，他都手不释卷，出行的时候也没有停止阅读，并且总是随身带一个秘书帮他记录笔记和摘要。他还告诫小普林尼别把时间花在散步上，在他看来，任何没有用于工作的时间都是浪费。普林尼在《博物志》前言中的一句话可以最好的概括他的这种生活态度：活着就是醒着（vita vigilia est，pref.19 ）。 除了上述小普林尼描述的对职责的严谨敬业与在闲暇时间的积极勤勉，普林尼的其他个性特征在《博物志》中也体现地相当明显。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普林尼对当时罗马社会奢靡之风的斥责，在他看来对自然的大肆掠夺、对奢侈品的疯狂欲求是罗马人道德水准下降的原因和标志。在帝国统治和政治问题上，他积极拥护弗拉维亚王朝（Flavian Dynasty），他对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心怀感激；不过，对于帝国时期艺术、科学等文化领域的衰落亦深为痛惜。尽管普林尼自己的著述很大部分依赖和受益于古希腊作家，但在他这个罗马看来希腊人缺乏德行、规矩和尊严，他们谎花连篇、夸夸其谈，自持一种高于其它文化的优越感。他尤其痛恨希腊人医学上的欺诈和无所顾忌。总之，普林尼各个方面的个性和思想特征都反映出他是早期帝国时代既典型而又独特的学者。

《博物志》

《博物志》是普林尼7部著述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部，总共37卷。普林尼可能较早就已经开始收集材料，到77年时才正式题献给提图斯，最终的编撰可能要到他死后由小普林尼完成。在《博物志》的前言中，普林尼不无得意地说这是一桩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没有尝试过的全新的事业(NH,pref.14)。的确，就其作为一部涵盖整个自然的百科全书来说是空前的。古希腊人从没产生过如此综合的作品，总体来说，他们对待知识的态度更少实践性，而往往强调对某些特殊问题的沉思。智者派倒是注重教授年轻人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各种技能，亚理士多德后来称之为“eleutheriai epitemai”，即一个受过教育的自由人的基础知识，意指非专门的而是更加广泛的知识，它能使学生成为一个有教养和得体的公民。罗马人开创了将各种各样的知识合编为单本百科全书这样一种传统。同时注重语言和行动，强调实用性，这被认为是罗马人对待生活的态度。这种罗马人的实用性与综合性正好也是普林尼《博物志》的最主要的特征。实际上，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两部百科全书：瓦罗（Varro，116B.C.~27A.D.）九卷本的Disciplinae 和塞尔苏斯（Celsus，25 B.C.～45 A.D.）的Artes。)相比之下，普林尼的《博物志》是更为庞大和出色的一部，几乎囊括了整个自然界各个方面的内容，小普林尼概括说这是“一部全面而渊博的著作，其丰富程度不亚于自然本身” 。 普林尼说“我的主题是自然，也是生活”（NH,pref.13），“博物学”在字面上就意为“对自然世界的研究”。在这个独立主题之下，普林尼不像之前的两部百科全书那样按照“学科”分别编辑成卷，而是采用他自己心目中的世界结构来安排整部书的叙述框架，从整个宇宙到地球，再从地球到其产物——动物、植物和矿物。全书各卷的内容编排分别是：第1卷 包括给提图斯皇帝的献词，一篇总序、内容目录和一份全书所引用过作者的名单；卷2讨论天和地，可以说是关于宇宙论、天文学以及气象学；卷3-6关于地理学，涵盖欧洲、北非、西亚以及远南和远东地区；卷7讨论人，包括人种志的、生理学的、人物传记等多个方面内容；卷8-11关于动物，主要包括陆地动物、海洋动物、鸟类、昆虫等主题；卷12-19关于植物学，涉及许多本地的或异域的、野生的或种植的植物；卷20-27主要关于药用植物，其中卷26主要谈疾病与治疗。普林尼曾写道：“自然界是如此的慷慨大方，甚至连真正的不毛之地也天生是个药房。”（NH,7.3）卷28-32 主要关于药物动物，其中第30卷谈巫术，31卷谈有关水的主题；卷33-37 关于岩石、土壤、金属和宝石等。正如前面提到的，注重实用性是《博物志》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全书是如上一种结构安排，但是在各主题的具体论述中，夹杂和整合了有关农林业、园艺、航海、建筑、医药卫生、语言文字、绘画雕刻、政治管理、战争等等许多实际事务方面的内容，而且插叙了许多寓言、传说和逸闻趣事等等。 实际上，作为如此庞大和丰富的一部百科全书，《博物志》的许多事实和材料并不是普林尼通过实际考察或者亲自经历而得来，很大部分是从以往的著作中直接摘录编纂而成。普林尼在书的前言中说有他从100个原始作者的2000本著作中摘引了20000个重要事实（NH,pref.17）。不过这尚是一个保守的估计，真正全部算上的话，其前后两个数字将分别是473（其中包括146个罗马作家和327个希腊作家）和34707。([ ],p.39)普林尼的资料和信息来源如果进行归类，包括地理学者、历史学家、某些领域的专家、百科全书作者、某些特殊主题的作者、罗马军官、骑士、行省长官、远征探险者、本地居民以及不知名者等等。([1],pp.43-62)这样一种情况为现代的古典文献学者和历史学家提供了绝佳的化石样本，但在理解和评价《博物志》上也带来许多困难。一方面除了普林尼自己提到或者有明显痕迹或直接证据的情况外，有些内容和很难判断究竟是他自己观察所得还是援引他人或是道听途说。另一方面，普林尼在引用他人著作时的轻信是很明显的，很多内容的准确度和可信性颇值得怀疑。书中记录了许多诸如怪鸟、畸形人、神秘动物等奇异现象也许与他的轻信和这种编写方法有关。 不过对自然的或人造奇异物的兴趣是当时普遍的情况。这种兴趣一直可以追溯到荷马的《奥德赛》，希腊化时期特别发展出一种著写奇迹的传统，当时许多作者的名字出现在普林尼的清单中。普林尼自己也曾说道 “ 我越多地观察自然，我越少倾向于认为关于自然的有些说法是不可能的”（NH,11.6）。公元1世纪时由于帝国扩展和乐观主义所刺激而流行起来的对奇异事物的兴趣非常突出，以至于那些探险和攻入新疆域的先锋骑士们清楚地感觉到他们返回罗马时若是不带回些奇异事件和故事去满足那些人狂热的好奇心，他们是会大丢面子的。因此，他们往往会编造一些东西而不是承认一无所获。无疑，对于他们实际碰到的新鲜事物，他们往往也会夸大其词地叙述而不是客观地报道。普鲁塔克（Plutarch， 45～120）在《论好奇》（On Curiosity）中批评了这种当时流行的时尚。不过按照古代的标准，从普林尼自己在书中的评论来看，他对记录的许多奇迹故事已经是很有怀疑精神的了。 《博物志》的语言和文体是理解它的又一个障碍。虽然第一卷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框架，但是在往下读后续的几卷时实际碰到的却是繁多细节的并列。而且普林尼常常会随着他自己的联想而突然插入一些故事或者别的话题，如此层层节外生枝，往往离题万里而浑然不觉。此外语言上也常常有许多草率和晦涩的地方，以至于有学者称“它给人一种印象象是由于时间仓卒而未完成的一部书。” 尽管如此，普林尼的《博物志》还是被广泛地传播和阅读，它比古代类似的著作都要受欢迎得多，影响也大得多。瓦罗的百科全书到中世纪就消失了，中世纪的一些百科全书从未出版过，或者最多到17世纪就停止出版了，而普林尼《博物志》却远不是如此，据估计，到20世纪早期为止，出版过至少不少于222个版本的《博物志》，[ ]这还不包括42个不完全版和62个批评版本。

普林尼的自然观念

作为这样一部百科全书的作者的普林尼“似乎更是一个博学多识的人而非哲学家，更是一个继承者而非革新者”。([3],p.53)普林尼的思想观念常常是复杂而模糊的，在《博物志》中的具体细节上也常常会有一些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叙述。不过，普林尼显然也并不就是完全躲在材料背后没有面孔的编纂者，从整体上来说，普林尼作为早期罗马帝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基本的思想线索在《博物志》中仍然清晰可辨。 “世界…应当被认为就是一个神，它永恒而不可测量，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在它之外还存在什么不需要人去探索，而且也超出了人类心灵猜想的能力范围。它是神圣的、永恒的、不可测量的；它全部包含在全体之中，或者它自己就是全体；它有限而又似于无限；一切都确定而有序，尽管表面看来不是如此；它把所有事物都外在和内在地囊括在它自身之中；它是自然的产物，又是自然本身。”（NH,2.1） 这是普林尼在第2卷开首的一段话。在《博物志》的2.1－2.27这一部分普林尼比较集中地论述了他眼中的宇宙和世界，他最基本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当时流行的斯多亚主义。相对于原子论者机械的、可朽的、无限的世界来说，普林尼更相信一个神圣、永恒而有限的斯多亚主义的世界。斯多亚主义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和对社会生活中责任的强调正好也与普林尼的兴趣相吻合。 普林尼非常强调自然/世界的神性，他称之为“神圣自然”。关于什么是神，普林尼在2.14－2.27有比较详细地讨论。对于寻找一个神的定义，他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且在他看来，神不是一个有形体的具体的实体，而有点象塞内卡（Seneca， 4B.C.～65A.D.）所说的“神圣力量”。他认为不仅人的本性不是完美的，而且神也有它的限制，例如神不能自杀，不能改变历史和数学规则等等。普林尼相信神是关注人类事务的，不过神只是对恶进行惩罚，对善行的奖励是由人来做的。实际上，在神的问题上普林尼比一般的斯多亚主义者更象一个怀疑论者。他否定一蹴而就地创世的柏拉图主义的造物主，也否认了奥林匹斯神，也排除了更近一些的信念如占星术，而在他看来“幸运女神”这样的人为发明就离真正的神更远了。如前面提到的，神也具有一些限制，普林尼认为这就是“自然力”存在的证据，它们是自然的法则，普林尼由此得出结论说自然其实就是所谓的神。“神圣自然”于是就成了普林尼思想中最基本的概念。普林尼表达的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泛神论观念。实际上斯多亚主义的pneuma（灵魂、精气）概念就带有泛神论色彩，塞内卡在Natural Questions中表达了他的泛神论观念，他说神是所有能被看见的和所有不能被看见的。西塞罗(Cicero，106-43 BC)在《论神的本性》（De Natura Deorum）的有些段落中也清楚地将世界和神等同起来。不过普林尼的泛神论的还是有他的特别之处。例如塞内卡非常强调天与地之间的截然区分，在描述世界之城时他说“无论你在哪里将你的视线从地上移到天上，神的王国和人的领域之间都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 哲学家塞内卡意在强调哲学作为唯一能在人与神之间的鸿沟上建立联系的这个关键角色。而与塞内卡不同，对于普林尼来说，并不存在这样的鸿沟，人和神的世界是结合在一起的。 人和自然/世界/神的关系是普林尼思想的核心。普林尼认为自然是神，而且在他看来在神圣自然与人类利益之间是和谐的。强调“人类利益”通常是晚期斯多亚主义的特征，不过像塞内卡也主要是关注道德价值和对死亡的终极恐惧，他基本上主张轻视生活。相反，普林尼带给人的对生活的印象却是积极的和适度愉快的。实际上他对人类需求的兴趣可能不仅仅是斯多亚主义的影响，他的思想形态中很多与早期智者有一定的类似，可以说是理性的、人本主义者的和功利主义的。不过智者派更多地强调人类社会的进化而普林尼则比较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不是对立。当然普林尼的自然也不仅仅是一个人类活动的中性背景，人与自然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张力，两者的关系可能是复杂和模糊的，但总是紧密的。 这种关系可以放到古代目的论传统中来谈。目的论这个术语大体上是指认为宇宙是为了一个目的而被创造的，这个目的可能是非人格自然的无意识目的，也可能是神有意计划的结果。特别地，目的论尤其被用来指这样一个观念即宇宙和它的部分都是为了它的最高的造物——人的利益而被设计的，这种人类中心的目的论思想从古希腊到中世纪都是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基本层面。这样一个观点后来又被“人是一个小宇宙”的古代观念所强化。斯多亚主义将遍布宇宙的精神与人的最高属性——心灵或者理性等同起来，使得人和宇宙神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将理性仅仅归于人，又强调了人和其他造物之间的差别，这样一种区分也被普林尼所接受。实际上，普林尼对于人的独特的优越性和中心地位并没有做直接的哲学陈述，这是在《博物志》的结构安排和具体的叙述中体现出来的。由于理性是神圣自然与人之间的联系，普林尼的自然在某种意义上又具有了人的特质。她象一个艺术家创造作品那样那样创造了世界上的所有事物，而且她还为它们设计了连续存在的长远计划，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保持一种平衡，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与它相对的一面或者相克制的东西存在。例如毒蛇有它的天敌黄鼠狼；疾病都能找到相应的治疗办法；海豚反应极其迅速和敏捷，但因有嘴与吻之间距离较长的不便而使得其他被捕食的鱼类保留了一线逃脱的机会。不过，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在于强调自然对于人类利益的眷顾，她不仅产生了地球上的事物来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而且还从自然物中给人提供道德训诫。例如，蜜蜂对普林尼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认为蜜蜂不仅仅是为了人类对蜂蜜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它们的不辞劳苦、严整的政治组织与友好的相互行为都是自然对人类的教育。甚至那些明显对人类有威胁的事物，普林尼也如斯多亚主义所具有的为自然开脱的传统那样认为这些恶只是表面的，根本上还是为了人类的好处。例如，剧毒蜂蜜的存在虽然有可能致人于死地，但它恰恰可以让人更加谨慎和少一点贪婪。不过，处于普林尼世界的中心位置的人不是抽象的形象，而特别地是指罗马人。

四、《博物志》与古代科学

评价《博物志》的科学价值和普林尼在科学史上的意义是一件很让人为难的事情。《博物志》无论从从编写目的和编写方式来说，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著作。就书的内容来说，不管是在新事实的发现还是在理论的建构上，他本人似乎并没有多少原创性的贡献。下面结合古代科学传统从植物学方面来详细谈谈这个情况。 普林尼说“真不知该如何去崇敬那些古人，他们付出了如此多的关注和努力，以至于几乎没有什么没有被尝试过了。”（NH,23.112）到普林尼的时代，植物学的确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在古代早期，作为科学来研究植物的记录首先出现在希波克拉底全集中，其中列出的药用植物清单和简单的描述是西方最早的关于草药知识的记载，此外其中还对植物和动物在结构和生理上尝试进行比较。随着农业的发展也逐渐出现一些有关农耕栽种的著作，它们对农作物和许多其他植物的特性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商业扩张和军事征服使得人们对本地以外的广阔领域中的植物也有了大量的认识和了解。到了提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372－287B.C.）的时候，以上三个方面来源的知识有了丰富的积累，再加上他本人作的大量观察和研究，他运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分析-逻辑方法，在吕克昂的学园里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科学性的植物学纲要，这主要被记录在他的两本著作《植物研究》（Enquiry into Plants ）和 《植物的原因》（Causes of Plants）中，它们分别介绍我们今天所说的植物形态学和植物生理学。在这两本著作中，提奥弗拉斯特不仅对植物作了惊人精确的观察和描述，预见了现代植物学研究的几乎每一个分支或其萌芽，而且对植物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思考。提奥弗拉斯特的著作是古代植物学作为科学的第一个繁盛期，其实也是古代植物学的顶峰。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对理论科学兴趣大大减弱，提奥弗拉斯特尽管继续影响着希腊和罗马的草药医生和药学家，在农业上许多经验性的农业手册也仍然借用他的研究成果，但是他的综合性的植物学理论却很少被之后的作家提起，对于注重实效的罗马人来说，作为哲学家的提奥弗拉斯特似乎已经很遥远了。这就是普林尼在提奥弗拉斯特300年后写《博物志》在植物学方面的基本背景。 在《博物志》中，普林尼花了16卷——也就是将近2/5的篇幅来写植物。之所以对植物投注这么多的笔墨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植物相比于其他主题来说，为罗马社会提供了最多的日常需要，而且最为常见。在论述植物部分所引用的诸多先前作者中，普林尼将提奥弗拉斯特列为植物学的最高权威。在论述植物的16卷（12－27）中，前8卷(12－19)普林尼对植物进行一般的概述和介绍他对植物学的处理方法。从其内容来看，大量材料是依赖于提奥弗拉斯特（尤其是《植物研究》）的，而且许多段落基本上是直接转述。实际上，普林尼是想仿效提奥弗拉斯特《植物研究》一书的基本编排，但实际上其逻辑线索往往因为频繁的岔开话题和插入一些轶事趣闻给搅乱了。普林尼很可能也读过《论植物的原因》，但是这本书的理论化与普林尼收集和描述事实的热情并不相符，因而很少在《博物志》中有所体现。 后8卷（20－27）是关于药用植物的，这一部分就更少严格的植物学的味道。普林尼大量摘引《论希腊医学》(Treatise on Greek Medicine)，这是一本Sextius Niger编写的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药用植物清单（希腊语），该书又主要是从提奥弗拉斯特、Diocles of Carystos、Apollodorus of Alexandria、andreas of Alexandria和Crateuas（这些人在普林尼的名单中也都出现过）等人萌生出来的主流希腊草药-药学传统中汲取而来的。普林尼也同样引用了很多提奥弗拉斯特书中的段落，尤其他直接摘引提奥弗拉斯特《植物研究》一书末尾的结论来结束他自己植物部分最后一卷。 虽然普林尼另外的材料来源和他自己独特的编写处理也是不容忽视的，但提奥弗拉斯特无疑是普林尼工作的重要基础。普林尼自己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地研究过植物学，尽管他曾跟园艺专家和草药医生有过一些接触，在征战或者出游的时候也会碰到大量吸引他的植物，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研究，实际做的细致观察也相当有限，以至于他在书中对很多常见植物的描述都会出现明显的错误，还有些描述就是从别的作者那直接摘抄过来的。相比之下，提奥弗拉斯特既是一个坚持不懈的观察家，又是一个出色的理论建构者。我们通过他们两者的对比既可以了解他们研究的特点，又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科学史的不同意义。首先，在有关植物的基本问题上，提奥弗拉斯特基本上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框架来处理，不过却几乎完全抛弃目的论的解释模式，而是通过单独强调质料因来理解植物的生长发育。这就与普林尼的情况完全不同，接受了斯多亚主义普林尼将植物看作是大自然神秘而奇妙的产物，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这个基本目的而被设计和生产的。其次，提奥弗拉斯特详细分析和讨论了植物的形式。他考察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位置和相互关系并对其进行定义，他还类比了动物器官和植物器官并对其命名。这些工作就是植物形态学的开端。而普林尼并没有对此产生兴趣，仍然热心于用一些随意和修辞性的词语来描述事实。再次，提奥弗拉斯特深层次地思考过植物分类和辨认的方法问题，他认为应当从形态学方面的特征入手，在一个大的范围内区分各植物各部分的特征，以此来作为分类的依据。他还提出了植物的自然组群和一些典型种类。而这些又是普林尼不感兴趣和认为不那么重要的方面。尽管普林尼也曾作出过一些大致的分类，但基本上都是相当粗糙的。再次，关于花的本质和功能，这是古代植物学家一直为难的问题。经由大量的实际经验，提奥弗拉斯特意识到花与果实以及种子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但他仍然不能肯定植物性别的存在，不过他在这个问题的思考是相当深入的。普林尼曾直接援引了提奥弗拉斯特有关植物人工授粉的一些事实描述，但他添油加醋地增进一些想象和戏谑的成分，根本就没有显示出任何理论兴趣。实际上，普林尼就将植物的花认为是仪式用花环和药物处方的物质原料，而不是像提奥弗拉斯特所认为的是一种可以展示一系列形式用以区别和类分植物的特殊结构。值得一提的是，普林尼曾独自描述过三种植物花（可能是玫瑰、百合和蕃红花）的细部结构，他的这些描述曾经非常流行，尤其是其中提出的雄蕊（stamen）的概念被认为是他首创，后来被吸收进林奈的植物命名法中。实际上，他的这些概念也应当是从提奥弗拉斯特借用过来，可以说他自己并未曾真正鉴别和命名过新的形态学术语。最后，至于普林尼是否记录过他自己的原始观察材料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如果有，那也只可能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因此，可以说普林尼《博物志》不管就事实的记录和描述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还是对植物学理论问题的思索和推进上，它的科学价值都相当有限。这在天文学、动物学、医学方面的情况基本上也是这个状况，在矿物学方面稍微好点。普林尼在73年时被任命为西班牙省的财政督察官，这使得他有机会获得关于采矿和淘金技术的第一手知识，这些方面的记录在《博物志》中相对比较详细。此外他对矿物物理性质，尤其是对石英、钻石、翡翠和彩虹石等矿石的结晶系统的描述是相当精确和先进的，不过也没有系统地分类和研究，对于基本的理论问题如矿石的起源等问题没有专门的思考。 不过，就对科学知识的传播来说，《博物志》的价值仍然是不容否认的。在植物学方面，尽管《博物志》本身的风格和目的导致了它对于传播提奥弗拉斯特植物学理论方面的内容上所起的作用并不非常突出，但非常有趣的情况是，普林尼死后不到两个世纪，提奥弗拉斯特的著作就完全散失了，《博物志》中关于植物的几卷意想不到地成了提奥弗拉斯特伟大的植物科学论著的唯一记录。之后1400余年的时间里人们只知道普林尼《博物志》中和迪奥斯科里斯（Dioscorides，）的《药物论》(De Materia Medica)中的提奥弗拉斯特。15世纪时重新发现了提奥弗拉斯特两部著作的手稿，第一个将之翻译成拉丁文的Theodore Gaza就是用的《博物志》来说明文本中一些难懂的段落。如果进一步评价《博物志》对于它产生之后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植物学的影响，可以说“它保留了一种将植物学作为一门广阔而又整体的植物科学的概念，这种植物科学不能被还原为关于药用植物或者农业耕作的知识，这样一种植物科学的概念最早产生于亚里士多德和提奥弗拉斯特所在的吕克昂学园……因而维持了某种程度的植物学的连续性。”《博物志》对植物广泛而丰富的记录，其中一共提到过1300种植物名字，很多不同的名字其实是同一种植物的，实际涉及的种类可能不超过希腊人已经有过记录的800种([7],p.96)，不过这种记录对于保存和传播古代植物知识还是卓有成效的。

D.林德伯格就天文学方面的情况评论说“普林尼传播了大量的宇宙论和天文学知识，尽管他们不总是可靠，而且他也肯定达不到数学天文学家的水平。他既不是在借鉴数学天文学的传统，也不是在为天文学专家这样的读者写作。他仅仅是致力于向那些对复杂的观测或数学不感兴趣或不具备能力应用它们的大众，传播没有任何掩饰的基本精华。”(pp.150-151)而且从整体上来说，“他确实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尺度，使我们可以了解那些有教养的罗马人可能期待去了解些什么。另外，在其他许多普及著作佚失的情况下，《博物志》流传了下来，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确认早期中世纪时学术的水平和内容。”普林尼《博物志》在中世纪的确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当时很多修道院都收藏着各种版本的手抄本。人们对其中记录的事实和故事很感兴趣，被很多学者频繁地引用；而且由于希腊文本的缺失，《博物志》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像普林尼在前言中设想的那样发挥了基础教育的作用。文艺复兴的时候，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如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都对《博物志》很熟悉，因为在《博物志》中它们可以找到大量他们感兴趣的古典文化生活，彼特拉克还曾经修订过《博物志》的文本，试图整理从9世纪到11世纪出现的大量手稿。到十六世纪新的动物学著作以及出版的时候，《博物志》仍然还算是博物学研究最好的材料来源，甚至到十八世纪时，法国博物学家布封（Georges Buffon，1707-1788）还表示了他的钦佩，直到十九世纪才真正开始出现对普林尼著作的批判。 最近几十年来，《博物志》作为1世纪的历史文献的价值又逐渐获得重视，有学者赞为“关于早期罗马帝国的科学知识和社会条件的无穷无尽的信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