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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彼岸书 请顾惜我满头的白发 ——读赫尔岑手记之一 梁长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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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彼岸书,请顾惜我满头的白发-读赫尔岑手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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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彼岸书,请顾惜我满头的白发-读赫尔岑手记之一》中国当代作家梁长峨写的散文。

目录

作品欣赏

致彼岸书,请顾惜我满头的白发-读赫尔岑手记之一

俄国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发生一件事:

皇帝治下的俄国警察和官员成了皇帝的鹰犬,他们争着充当尼古拉实行暴政的爪牙。一个叫做斯卡里雅特卡的退休军官为表对皇帝的忠心,悄悄混进大学生中间,假装同他们友好,给大学生诱进圈套,单纯的学生哪里想到混进他们中间的是一条沙皇的狗,就对他无话不谈。一次,朋友聚会,年轻人们酒喝得太多,胡闹起哄,跳舞唱歌,合唱了赫尔岑的同学索科洛夫斯基创作的歌曲。

俄国皇帝上了天/外科医生划开他的肚皮/……上帝感到怜悯/就另外派了尼古拉,——/还带着什么什么……下流人

在皇权专制的社会里,对皇帝,臣民是不可直呼其名的;皇帝是龙体,岂能说出“肚皮”二字;还竟然说皇帝带着一帮下流人,皇帝成什么人了!——弥天大罪呀!孩子们哪里顾及这些,只管借着酒力给自己壮胆,发泄自己心中对尼古拉[一世]专制的不满,殊不知身边有一条皇帝的狗正在窥视他们呢!

当时不像现在手机都能录音,没有证明怎么向皇上邀功领赏呢?这个奸细就十分热情邀请这些大学生到他家里做客。席间,主人假装喝醉,摇遥晃晃,建议大家再唱一次索科洛夫斯基的歌。孩子们不知有诈,又兴奋地唱了起来。就在这时,门开了,警察们闯进来,把他们逮个正着。20多位年轻人被捕,其中还牵连没有参加饭局的赫尔岑及他的两位好友。 尼古拉大动干戈调来莫斯科要塞司令斯塔阿尔负责此案。皇上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把此案当成大案要案,查出一个反对皇帝的集团来。

可是,斯塔阿尔是一个直爽和果敢的将军,他审查中发现这个案件是在诱导下导演出来的,尽管如此,也只能找出惟一的罪名就是一点非公开发表的意见,而这个意见也只是通过唱歌表露出来的。他认为,倘若仅仅“为了这个审讯他们,既困难又显得荒唐可笑”。

此语一出,在审问委员会引起激烈争论。皇庭第三审查厅头子皇帝的忠实鹰犬莫尔德维诺夫坚决反对。老军人动怒,用他的军刀打着地板,说:“您与其毁掉别人,不如上个呈文请求关闭所有的学校和大学;这样会警告别的不幸的年轻人,——话又说回来,您要怎么干都由您,不过您得撇开我去干;我以后绝不再到委员会来。”

老人说完这段话就匆匆走出了大厅。

第二天早晨要塞司令带着报告去见皇上,他不知道第三厅那位奴才已经把小报告打到皇帝那儿了。皇帝虽然听了他说的原因,还是执意要他像先前那样去委员会上班。 听此,斯塔阿尔答道:“请顾惜我满头的白发吧,我活到这样的年纪从没有沾上一点污点……这件事关系到我的荣誉——委员会里做的事情是违反我的良心的。” 说罢,斯塔阿尔鞠躬退了出去,从此他就没有再出席过委员会。

这不由让我想起聂绀弩的冤案。据寓真、章诒和的文章揭露,聂先生1958年因诗因言获罪发配北大荒劳改,1960年返京。回京后,一张告密网就在他身边悄悄布下。与聂绀弩来往密切的有戴浩(电影家)、向思赓(曾参加左联)、吴祖光(戏剧家)、陈迩冬(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钟敬文(教授、民俗学家)。这些人都是促使聂先生进监狱的重要分子,因为他们都揭发了聂先生的所谓罪恶。也正因为他们是亲密朋友,理所当然成了当局坐实聂先生罪证的借口。后来这些文艺界的名流都说自己是被迫的,还有尼古拉皇帝让斯塔阿尔将军查办学生犯罪案强迫的压力更大吗?人家为什么不说自己是被迫的从而参与迫害他人呢?还是自己灵魂发了霉,良心让狗吃了。

还有黄苗子(漫画家、美术评论家、美术史家、书法家、作家)、王次青(先后在出版总署和版本图书馆工作)。这两人是把聂先生送进监狱的直接推手。他们怀揣着害人、立功、保护自己甚至向上爬的心理,约定日子,亲自登门,以拜访关心的样子出现,假装发牢骚,哀叹时局,吐露心中凄苦,有时还虚伪地洒一掬同情之泪,引对方上钩,吐出肺腑之言。然后,再匆匆赶回家去,背着家人,在幽幽的灯光下,把对方的言论一笔一笔,连说话时的痛恨、愤怒、责问、跺脚、手势、敲桌子等声色动作表情一并记录下来。再然后,悄悄打电话同上线约好时间、地点,偷偷地见面,恭恭敬敬呈上猎获。受到上线肯定后,喜不自胜,深感荣幸,眉飞色舞地回家,再密算下一次如何从老友那里套取更多罪证。

那个叫王次青的人还自掏腰包请酒。聂先生心想,真是好友,我一个落难之人,他还如此看得起,于是失去戒备。待得三杯入腹,率性直爽的聂先生狂言又如滔滔江河,一泻而下。如此这般,聂先生的罪过越积越多——这种手段何等下作卑鄙?!

那个叫黄苗子的罪恶之手一点也不亚于王次青。他同聂先生经常套近乎,让先生拿自己写的诗词给他看,然后他就把这些诗词一首不漏地交给专政机关;这还不算,他还要加上自己的注解和评论,而这种注解和评论,他又专门往反面去理解,上纲上线——这又是何等无耻和歹毒?!

从1962年到1966年,来来往往,他们把聂绀弩的黑材料即所谓罪证罗列到上百页之多。到专政机关拿着手铐敲开家门时,聂先生才醒悟,原来对他身上捅刀,而且刀刀见血,刀刀入骨的,竟是请他吃饭同他吟诗的至友。他无限悲愤无限绝望地惊呼:“回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

聂先生何罪之有?见一微而知著:“只要对国家、对大局有好处,你们要借我的头,我也愿意。可是我话还是要说的。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要负责,全国都要负责……”“现在农夫也不好当,从前的农夫向地主纳了地租之外,那块地怎么种,他有完全的权利。现在的农夫一点权利都没有……这样的制度是无法搞生产的。”“现在主要问题是人的权利问题,自由问题……”如此等等,多好呀!心系天下,是怎样的热血和赤胆;尖锐洞察,又是何等的真知与高见。当局不容,作为同样有点脑子的至友应该心领神会,击节赞同才是呀!然而不然。不能得到理解和支持也罢,怎么也不该昧着良知和良心去密报!怎么也不该利用至友的信任去出卖至友!如果天有神灵,这种行为该遭天杀。再说,即使这些言论是反动的,也正如斯塔阿尔将军抗辩尼古拉皇帝时所说“就是一点非公开发表的意见”,既没有在公开场合传播,更没有在报刊发表。可是这些“至友”并没有像斯塔阿尔将军那样“顾惜自己满头的白发”和一生的荣誉,而是一齐黑了心去把他们共同的至友往坟墓里送。

对比一下,我更感到斯塔阿尔将军高大、可敬。敢对抗皇上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和崇高无私的精神。违抗圣意,轻者削职,重者杀头灭族。再说,学生与将军何干?非亲非故,皇帝让办就办呗,正好可借此表现自己,从而得到晋升和更大的富贵。可是良心不允许他这样,他的满头白发和一生的荣誉不允许他这样。所以,他敢在审查委员会拍桌子,敢同皇帝当面争辩,敢不理睬皇帝拂袖而去。

如果是我们的名流们,不,不,何止是名流,他们会怎样?倘若得到皇帝钦点,他们将觉得是自己三世荣光。为了生存和发迹,天大的冤案,他们都会毫不在乎,会把良知良心人性抛到九霄云外,竭极全力落实皇帝的旨意,不要说是几个大学生,就是自己的亲朋好友,也会绝情地往火坑里推。王次青、黄苗子等,就是活标本。不是皇帝钦点的,还是他们的至友,他们都能如此凶狠歹毒,如果是皇帝钦点,又不是他们的至友,他们会怎样?每念及此,我总是不寒而栗。[1]

作者简介

梁长峨,安徽怀远人。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