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秦說齊閔王

蘇秦說齊閔王

蘇秦說齊閔王是一篇散文，出自西漢文學家劉向編的《戰國策》。作為一代大戰略家、大遊說家，蘇秦的智慧、才幹和氣度足以讓幾千年來的豪傑才俊們欽佩嘆服。他給齊閔王闡述的立國做人之道，是非常深刻非常有效的，如果沒有長期的從政經驗和清醒的洞察力，是不可能得出如此精闢深邃的真理來。我們要在領會琢磨這些哲理的同時，掌握蘇秦是如何闡述、講解這些哲理，如何遊說齊王的。

目錄

【原文】

蘇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

「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不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剛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訴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鶩，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余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於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眾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伯，則遠矣。

「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遍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

「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籍與多而兵勁，則事以眾強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檳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晉而滅，蔡恃越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

「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麒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眾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懼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眾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

「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視，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均。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蔽，舉沖櫓，家雜總，穿窟穴，眾罷於刀金。而士團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於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

「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窮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而敵國勝，沖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為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

「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沖，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剛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昔者魏王擁士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昧，令於境內，盡堞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從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之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建九?旌，從七星之?。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衛鞅之始與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以禽於齊矣；沖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譯文】

蘇秦遊說齊閔王說：「臣聽說率先挑起戰爭的人必然後患無窮，而不顧招人忌恨，帶頭締結盟約攻打他國的最終陷於孤立。如果後發制人就能有所憑藉，順應時勢即可遠離仇怨。因此聖賢做事，無不借勢而為，順天而動。藉助形勢，有利於展開步驟；倚重天時，則是成功的關鍵。因此，不懂得借勢順天之理，能成就大事的機會實在微乎其微。

譬如說，即使有干將、莫邪一類的寶劍，如果不施以人力，則不能破損毫髮；而再堅硬的箭矢，如果不能藉助弓弩，也不能殺傷遠處的敵人。箭並不是不銳利，劍並不是鈍而無力，那是什麼緣故呢？只是由於少了借力之物。為什麼這樣說呢？過去趙人襲衛，車不停歇，人不喘息，一下子包圍了衛國都城，在剛平（衛地）築土城加以控制。當時衛都八個城門皆被堵塞，兩個城門被摧毀，亡國之禍迫在眉捷。衛國國君在形勢緊急、間不容髮的情況下，光着腳丫逃奔魏國求援。魏武候親自披甲帶劍，為衛國出頭，向趙國挑戰。邯鄲大亂，黃河與太行山之間也不可收拾。衛國乘機重整旗鼓，北向攻趙，奪取了剛平，攻下了趙邑中牟的外城。

衛國並非比趙國強大，只是有了魏國的支持。假如把衛比作箭，魏就好比機弩弓弦，從而藉助魏國而占有河東之地。這時趙國非常恐懼，楚國就救趙而討伐魏國，雙方在州西這個地方大打一仗，楚國穿越魏都大梁城門，駐軍林中而飲馬黃河。趙人得到楚國的援助，也去攻打魏國河北之地，縱火焚燒棘溝而奪取黃城。毀剛平、破中牟、陷黃城、焚棘溝，這並非是趙國、魏國的本意，然而當初他們都那麼賣勁的大幹，而最後的結果卻是這樣呢？這是因為衛國和趙國善於利用時機，明白攻占決勝，須依時借勢。如今執國施政的卻不是這樣，自己軍隊弱小卻喜歡挑鬥強敵；國家疲憊偏要觸犯眾怒；敗局一定卻仍然一意孤行；沒有相當實力，卻不能屈志以居下位；自己地狹人少，卻與大國抗衡為敵；事情失敗卻不改詐偽之心。犯下六種錯誤還妄圖建立霸業，其實離霸業是越來越遠了。 臣聽說善於治理國家的君主，應該順應民心，切實估計自己的兵力，然後才能聯結諸侯實現自己的抱負。所以締約時不以自己為主承擔怨怒，作戰時不替他人去抵抗強敵。這樣就能保全自己的兵力以控制全局，而且可以實現拓展疆土的願望。以前，齊王聯結韓、魏兩國討伐秦、楚作戰並非特別賣力，分得土地又不比韓、魏多，可是天下惟獨將戰爭歸咎於齊，為什麼呢？是因為齊國率先倡導討伐秦、楚，觸犯眾怒。再說那時天下正烽煙四起，齊燕爭鬥，又有趙國圖謀中山，秦、楚與韓、魏不斷交鋒，而宋、越專事攻伐。這十個國家，勾心鬥角，相互競爭，然而天下只埋怨齊國，這又是什麼道理呢？因為在締約時齊國喜歡站在領袖的位置，兩軍相交時喜歡攻打強敵的緣故。

再說強國招致禍患，往往是因為一心想凌駕在諸侯之上；而弱國遭受災殃，常常是由於一心想算計別人取得好處。所以，強國不免危殆，小國則不免覆滅。為大國所計，不如後發制人，堅決討伐那些不講道義的國家。後發制人能有所倚仗。盟國多而兵力強，從而形成以人多勢強對付疲弊衰弱的利局，戰爭必能取得勝利。辦事合乎公道，就能取得利益。強國依此而為，名號自然不爭而得，霸業也能袖手而成。

至於小國最好的策略則莫過于謹慎從事，不輕信諸侯。小心謹慎，四鄰之國就沒有藉口尋仇犯境；不輕信，就不會被諸侯出賣，成為利益的犧牲品。在外不被出賣，在內沒有爭鬥，就可遠離禍患，有利於國內實力的積儲和增長。小國若能如此，那麼不用祈禱就能享福，無須借貸自能富足。所以說，施行仁政可以稱王，建樹信義可以稱霸，而窮兵黷武只會招致滅亡。為什麼這樣說呢？過去吳王夫差倚仗國大兵強，率領諸侯四方征戰，攻擊楚國，占據越國，並對諸侯們發號施令，儼然君臨天下，最後卻落得身死國亡的下場，為天下所恥笑。為什麼得這樣的結果呢？原因在於夫差平時總是想成為天下之主，倚仗國力強盛率先挑起戰爭。以前萊、莒兩國喜歡施用陰謀，而陳、蔡兩國則專行詐術，結果，莒國因倚仗晉國而滅亡了，蔡國因依仗越國而滅亡了。這些都是在內使用詐術，在外輕信諸侯招來的橫禍。由此看來，國家無論強弱大小，都有各自的禍患，前車之鑑，在歷史上都有印證。 常言道：千里馬一旦衰老，跑不過劣馬；孟賁一旦力乏，打不過女子。劣馬、女子的筋骨勁力，遠遠比不上千里馬和勇士孟賁，但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這是因為後發制人，我方就有所憑藉。如今，天下諸侯相互借重而相互牽制，並且對峙的時日還很長，如果哪個國家能夠按兵不動，後發制人，同時善於轉嫁仇怨，隱去用兵的真實意圖，假正義之名以伐無道，那麼兼併諸侯取得天下便能指日可待。掌握諸侯的國情，明了天下的地理形勢，不結盟，不互相扣留人質，關係會更牢固；不急躁冒進，事情會進展的更為順利。一起共事能堅守承諾，一起受害而不相互埋怨，彼此都強大了就越發親近。如何能做到這樣呢？在於形勢令他們憂患相同、利害一致。有什麼事實可作佐證呢？早先，齊、燕兩國在桓曲交戰，燕兵敗北，十萬兵眾匹馬無歸。胡人乘勢襲擊燕國樓煩等地，擄掠牛馬。那胡人與齊國，非親非故，又沒有訂立什麼盟約，卻竭力配合齊國，什麼原因呢？就是因為他們憂患相同、利害相關呀！以此可見，聯合形勢相同的國家就可以最大程度地獲取利益，後發制人可使諸侯歸附並加以役使。

「所以英明的君主和有遠見卓識的相國，假如致力於王霸之業，就不要把使用武力擺在首位。戰爭既耗損國力，又滋擾民生。國家的元氣遭到損耗，便再也無力號令諸侯。戰爭對國家的損耗是顯而易見的。士人聽說將有戰事，便捐獻財產，以充軍用，而商人就運送酒肉糧食以犒勞戰士，長官讓人拆下車轅當柴燒，殺牛設宴款待軍兵。其實這些都是坑民害國的做法。國人祈禱，君王設祭，大城小縣皆設神廟，凡有市場的城邑無不停業為戰爭服役，其實這是虛耗國家的做法。

決戰之地，屍橫滿地，哀鴻遍野，人們扶着受傷的將士，表面看來將士立功，國家取得了戰爭的勝利，而實際上，資財損耗之多，國人痛哭之慘，足以令國君憂心如焚。陣亡將士的家屬為安葬父兄而傾盡家財，負傷將士也耗盡積儲以求醫問藥，那些僥倖全身而回的軍人，在家中大擺筵席以示慶賀，花費也不在少數。所以戰爭使人民耗費的錢帛，十年耕種所得的收穫也難以抵償。軍隊出戰，矛戟弓弩，車馬刀矢，損失大半，再加上被人盜竊藏匿所造成的損失，也是十年耕種無法抵償的。國家負擔這兩筆費用，已是力竭筋疲，哪裡還能對諸侯施以號令呢？攻城拔地之時，百姓作為後方支援，替士兵縫補破爛的戰衣，運輸攻城的器械，頭上頂着禾草，挖掘地道，為徭役所累。將軍顧不上士兵勞累，日夜督戰，數月能攻下城池就算很快了。將士疲弊，連下三城，相信再沒有餘力戰勝敵人。 因此說，明君賢相圖謀天下，並不把使用武力置諸首位。歷史上是有先例的。過去，智伯攻滅范、中行氏，接着麾兵西向，圍攻晉陽，吞併兩國，又逼得趙襄子走投無路，兵威可謂盛極一時。然而後來智伯卻落得身死國亡的下場，為天下人所恥笑，這是什麼緣故呢？是由於智伯挑起禍端，滅亡之禍威脅到韓、魏二君的緣故。從前，中山國調動全國之兵，迎擊燕、趙兩國，敗趙兵於南方的長子，破燕軍於國境之內，並殺掉其領兵的大將。那中山只是個千乘小國，與兩個萬乘大強國同時為敵，連續取得兩次決定性的大捷，成為用兵的典範。然而這樣善戰之國終不免滅亡，以致國君奔齊為臣，原因何在？是因為它不考慮戰爭的禍患，接連不斷地發生戰爭。由此看來，戰爭的弊端在史書上是很多的。

「如今稱得上善於用兵的人，屢戰屢勝，攻則取，守則固，天下人給予高度頌揚，而舉國上下莫不倚之若長城，其實這並非是國家的好事。臣聽說戰爭取得大捷，士卒傷亡慘重，百姓因防務而疲憊不堪，城郭也會損毀得面目全非。兵死於戰，民疲於內，城郭破敗，國君是不會高興的。以箭靶為喻，它並沒有與人結怨，可是人人都會以強弓硬弩對待它，射中的就高興，沒有射中的則會滿面羞慚，不論老少尊卑，皆以一射為快。原因何在？是人們厭惡讓人看出自己不會射箭。現在有的國家屢戰屢勝不可攻拔，這不僅僅是示人以難，同時還妨害到別國的利益，別國的敵視情緒也就更重了。像這樣既勞累百姓、損耗國家，又成為眾矢之的之事，聖明的國君是不會幹的。

有遠見卓識的明君賢相也不會妄動刀兵，以致於損兵折將，大傷元氣。明君賢相，總是力求不施攻伐而臣服諸侯，以謙恭辭讓獲得更多的財貨土地。因為明君之於戰事，不動刀兵就能戰勝敵國，不用武力就可掠奪到土地，別人尚未察覺而王業就可完成。明君之處事，不費財力，而以長期的策劃取得永久的利益。所以可以這樣說，後發制人可令諸侯歸附並加以驅使。

據臣所知：『戰爭之道不在軍隊的多少』，即使有百萬敵軍，也能敗之於朝堂之上帷幄之中；即使遭遇闔閭、吳起那樣的將帥，也能通過室內的策劃擒獲他；雖然有千丈的城池，也可以在酒席之間摧毀它；雖然有百尺高的戰車，也可以在坐臥之時摧折它。所以，絲管之聲在朝堂不絕於耳、和着優伶和侏儒歡笑歌舞之時，國土已經擴張，諸侯前來臣服。如此的君王，名號與天地相等不算高貴，政權控制海內也不算巨大。

因此，善於開創王業的君主，在於能使諸侯勞頓而自己閒逸，使天下混亂而本國安寧。安逸與大治在我方，而勞頓與混亂在它國，這就是王霸之道。積蓄國力以待來敵，以消兵禍，那麼他的國家沒有隔夜之憂。有什麼事實作佐證呢？過去魏惠王擁有領土上千里，甲士三十六萬，倚仗自己實力強大，攻取邯鄲，西圍定陽，又邀集十二家諸侯朝拜周天子，為圖謀秦國作種種準備。秦孝公聞報，憂心忡忡，寢食難安，食不甘味，動員全國，修繕戰守的器具，境內嚴加防守，同時招募死士，任命將領，以待來敵。

衛鞅向秦孝公獻計說：『魏王有匡扶周室之功，號令得以施行天下，既能邀集十二家諸侯朝見天子，從者甚眾。以區區一個秦國，恐怕還不能與之爭鋒競勝，大王可否以臣為使去見魏王？臣有把握挫敗魏國。』秦王答應了他的請求，衛鞅往見惠王，大加稱頌：『我聽說大王勞苦功高而能號令天下。可如今大王率領的十二家諸侯，不是宋、衛，就是鄒、魯、陳、蔡，大王固然可以隨意加以驅使，然而就憑這些力量還不足以稱王天下。大王不如向北聯結燕人，東伐齊國，趙國自會服從；再聯合西方的秦國，南伐楚國，韓國自會望風而服。大王有討伐齊、楚的心愿且行事合於道義，實現王業的日子便不遠了。大王自可順從天下之志，加天子衣冠，再圖齊、楚。』惠王聽了，十分高興，便依天子體制，大建宮室，製作丹衣和九施、七星之旗。對惠王的妄自尊大、越禮不軌，齊、楚兩國君主大為激憤，而各路諸侯也都投到齊國伐楚的旗幟下面。齊人伐魏，殺掉了魏太子申，殲師十萬。惠王震恐，急忙下令收兵，又向東臣服於齊。諸侯們這才停止武力制裁。在那個時候，秦孝公乘機取得魏國的河西地區，而且對惠王毫無感激之情。所以衛鞅當初與孝公商議對策的時候，謀約於座席之上，策劃於酒席之間，定計於高堂之上，而魏國大將龐涓已為齊所擒，刀兵不動已收西河以外的地方。這就是臣所講的『敗敵於廳堂之上，擒獲敵將於帷幄之中，在酒宴上攻下敵城，在枕席上折斷敵人兵車。』」

【評析】

蘇秦以眾多事例引證了他的政治洞見和哲理，他的主要觀點是：

1、要後發制人、順應時勢。率先挑起戰爭的人和領頭攻打他國的人必然後患無窮、陷於孤立。後發制人會有所憑藉，順應時勢可遠離仇怨。

2、大國應該討伐那些不講道義的國家，以此可名利雙收、完成霸業。小國應該謹慎從事，不輕信他人，逐漸增強實力。

3、不能把使用武力擺在首位，儘量避免戰爭，避免因為炫耀武功而成為眾矢之的。

4、取勝的關鍵是在帷幄之中的策劃和謀略，而非疆場上的廝殺。

這4個觀點蘇秦用了大量事例來論證，一般都是先說出觀點，然後舉出當時已經發生的事件來佐證，在敘述事例過程中也夾雜一些評論，整體上事實和理論相結合，極富有說服力和真理性。

蘇秦對君王的諫言中有破有立，破大於立，破立的中心主旨是一致的，那就是在國家政治軍事鬥爭中儘量要占有道義，儘量要「不戰而屈人之兵」，絕對不能好戰和強出頭。上面這些至理規則同樣適合於和平年代的人際關係中，我們要根據自己的情況，作好自己的發展戰略，對待朋友、競爭者要有智慧、有謀略，要將上述國際關係領域的法則嫻熟地運用在人際關係上，畢竟人與人之間和國家與國家之間在其作為一個利益主體方面，有着很大的可比性。

作品出處

本文出自《戰國策》。

《戰國策》（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是一部國別體史書。是戰國時期遊說之士的著作。主要記載戰國時期謀臣策士縱橫捭闔（bǎi hé）的鬥爭。全書按東周、西周、秦國、齊國、楚國、趙國、魏國、韓國、燕國、宋國、衛國、中山國依次分國編寫，分為12策，33卷，共497篇，約12萬字。所記載的歷史，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滅范氏，下至公元前221年高漸離以築擊秦始皇。是先秦歷史散文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著作之一。

《戰國策》是我國古代記載戰國時期政治鬥爭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它實際上是當時縱橫家〔即策士〕遊說之辭的匯編，而當時七國的風雲變幻，合縱連橫，戰爭綿延，政權更迭，都與謀士獻策、智士論辯有關，展示了戰國時代的歷史特點和社會風貌，是研究戰國歷史的重要典籍，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該書文辭優美，語言生動，富於雄辯與運籌的機智，描寫人物繪聲繪色，常用寓言闡述道理，著名的寓言有「畫蛇添足」「亡羊補牢」「狡兔三窟」「狐假虎威」「南轅北轍」等。這部書有文辭之勝，在我國古典文學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戰國策》是我國一部優秀散文集，它文筆恣肆，語言流暢，論事透闢，寫人傳神，還善於運用寓言故事和新奇的比喻來說明抽象的道理，具有濃厚的藝術魅力和文學趣味。《戰國策》對我國兩漢以來史傳文政論文的發展都產生過積極影響。

編者簡介

劉向（約前77—前6）又名劉更生，字子政。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沛縣（今屬江蘇）人。楚元王劉交四世孫。漢宣帝時，為諫大夫。漢元帝時，任宗正。以反對宦官弘恭、石顯下獄，旋得釋。後又以反對恭、顯下獄，免為庶人。漢成帝即位後，得進用，任光祿大夫，改名為「向」，官至中壘校慰。曾奉命領校秘書，所撰《別錄》，為中國最早的圖書公類目錄。治《春秋彀梁傳》。著《九嘆》等辭賦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說苑》、《列女傳》等書，《五經通義》有清人馬國翰輯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輯為《劉中壘集》。生平事跡見《漢書》卷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