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杜月笙的恩怨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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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杜月笙的恩怨纠葛杜月笙，名镛，号月bai笙，江苏省du川沙厅（今上海市浦东）人zhi，民国时代青帮大佬，也是dao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最富有传奇人物之一，他曾经雄霸上海，甚至有人称他为当时上海的“地下皇帝”。

目录

简介

1937年抗战爆发后，杜月笙积极投身抗战，他以青帮老大的身份为蒋介石和国府冲锋陷阵，效犬马之劳。淞沪会战期间，杜月笙动员他的“恒社”门生组织别动队协助国军作战，并暗中帮助军统网罗人员、收集情报，并协助戴笠建立“人民行动委员会”，策划多次暗杀汉奸的活动，包括与日本合作拟出任伪浙江省长的张啸林和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策反河北汉奸王克敏离间汪阵营等等。上海沦陷后，杜月笙前往香港，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身份，将红十字会组织设于香港柯士甸道的自宅中，在香港通过捐款、运送物资等各种方式支援抗战。而当时蒋介石对杜月笙为国府所做的一切也是感激不尽，对杜月笙宠信之极。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回到上海，他觉得自己支援抗战效忠国府劳苦功高，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他打起了自己的算盘，想捞个有影响的官位做做，他把目光定格在了上海市市长，如果市长不行起码也要争取当个副市长。杜月笙把这一想法透露给了军统局局长戴笠。戴笠心领神会，替他转达给了蒋介石。

于是，杜月笙满心欢喜的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结果还他没到上海，蒋介石已抢先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可更让杜月笙气愤的事还在后头，当他乘坐的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上车报告，上海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对他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牌楼也已拆除，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这样的标语---

政治这碗水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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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其实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否则他也不会从从一个街边水果小贩，一步步成长为旧上海滩黑社会“皇帝”而江湖屹立，经久不倒，可惜 ，政治这碗水太深，聪明绝顶如杜月笙也是直到晚年才真正领悟，那时他愤怒而又悲凉的说：“蒋介石拿我当夜壶，用过了就塞到床底下。”

夜壶也就是尿壶，因为北方天寒地冻，男人夜急不肯起床，用壶“就被解决”而称尿壶为“夜壶”，这种称呼因为用词“文雅”而泛用于中国大江南北。能进男人被窝的只有两样，夜壶和女人，所以男人们对夜壶情有独钟，夜壶的样子千奇百怪，用材极尽奢华，金银铜铁锡不过瘾，关键部位还会用钻石珠宝镶着。至于江南的夜壶大多是以陶加釉烧制而成，颜色或绿或黄或绛红，家家户户会有三四个。旧时，男女老少，往往夜急腾身而起，男人大凡站立提壶，女人则蹲坐就壶，睡意朦胧中享受那份欢畅淋漓的感觉。

夜壶这种东西，见不得人，上不了台面，但是，它很管用。你尿急的时候拿出来用一用，觉得很舒服很好，但是你用过了之后，就觉得它又臭又脏，很快就把它放到了最阴暗的角落。就如同杜月笙这样的黑道、打手，他们就是蒋介石这样的政客的夜壶，杜月笙们也如夜壶般上不了政治台面，但是，他们也很管用。当乱世之时，国民党蒋介石需要黑道需要打手需要杜月笙，就如同一个人夜里尿急了需要夜壶，那时什么道德节操什么政治伦理都得丢一边去。但是抗战胜利了，对于蒋介石来说，杜月笙和黑道分子没有新的使用价值了，老蒋的道德洁癖和崇高政治理想就适时发作了，就开始觉得杜月笙黑了脏了臭了，很快就把他放到了最阴暗的角落里。

这就是古今中外政坛和政客的潜规则。那些当权的政客们常常就是这样，当他们需要你的时候，就把你拿出来用一用顺便奉上甜言蜜语。而当他们不需要你了，你就难免做夜壶的下场。我们不妨回顾和反思一下我们的政治-历史，想想谁又是谁的夜壶？当然，历史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常常有惊人的重复性，而世人又常常患上短视和健忘的病，所以尽管时代变换，但总是不断地有新时代的蒋介石，也不断有新的“夜壶”问世。

杜顺安是杜月笙的长孙

抗战爆发，国民党dao军上海保卫战失利以后，祖父避居香港，我们一家人也追随祖父避秦于香江。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攻陷香港，祖父又被迫离开香港远走重庆。祖父的情报管道十分灵通，早在日本人准备攻占香港之前，就得知日本人要动手了，日本人出兵之前，他就先一步离开香港，去了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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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之所以消息灵通，与其手下和日本黑龙会成员交往，颇有关系。黑龙会早在战前即介入日本政府内部，在军部里面，黑龙会的组织非常活跃，祖父手下和朋友们和这批日本帮会成员，很早就结识。

祖父去重庆之后，父母亲也在日军大肆搜捕之际，逃往重庆，由于时间非常仓促，为了避人耳目，他们化妆成普通老百姓的模样，那时根本己无车船飞机可搭，只好连夜步行逃离香港，潜往大陆。由于担心带孩子走，在路上诸多不便，父母叮嘱两位保母照顾我和弟弟，把我们两兄弟暂时留在香港。

日本占领香港那年，我才五岁，刚上幼儿园，弟弟四岁。为了逃避日本军警追捕，保母带着我们两兄弟到处躲藏，今天住这个朋友家，明天住另外的朋友家，遇有风吹草动，马上又得搬家，不敢长久待在一个地方。一则是要躲日本军警，二则是保母身边恐怕钱也不多，没钱住好地方，我们两兄弟甚至跟着保母住过公寓房子的楼梯口，就在狭窄的空间里，将就找块空地，在地上铺被单床垫，休息过夜。

日本人晓得杜月笙有两个孙子流落香港，他们到处找我们的下落，目的是要以我们兄弟俩作为和祖父谈判要挟的筹码。

最后，日本人还是发现了我们的行踪，日军派了一名大佐，把我们送到一艘日本军舰上，走进船上的官长舱房，日本兵命令我们两个小孩子跪着，不准吵闹。日本人的兵舰很特别，官长船舱铺着日本榻榻米(日式房舍室内地板铺设的厚草垫，可供席地而坐)。从这一天起，日方拿我们为人质，和远在重庆的祖父谈条件。 我们很快被送回上海，在日本人统治之下，过了一年多。这期间，我母亲从重庆回到上海，特地来照顾我们两兄弟。

战争时期棉花奇缺，然而，棉花却是制作军用被服的必要原材料，中日两国进入交战状态后，日本人没有地方买棉花，找不着货源，无计可施，日本人被迫连系我祖父，要他帮忙。我祖父这时考虑我们安危，就用包括我在内的四十六个人，为交换条件，卖了一批棉花给日本人。

日军和祖父双方事先讲好，答应我们这四十六个人送到西北，日本方面释放我们，中国方面就把日本人需要的棉花，同时送交日本军方，以为交换。

日本军方派了十几名士兵，由一名少尉带队，队伍里边有两名腰间配挂武士刀的军官，一个士官长，护送我们这四十六个人到大后方，准备交给重庆方面。一位军官待人和气礼貌，还带我上城楼眺望远处的风景。另外一个军官，相貌如同凶神恶刹，连我们孩子好奇碰碰他的配刀，都被他当场喝斥。

我们一行人从上海到了南京，渡江之后，再循着淮河搭船往西北走，河岸边上有人拉纤，船才勉强逆水而上。我们一路艰辛到了宝鸡、潼关，再往西，就到了西安附近。日本人把我们送到陕西境内，某个指定的地点，日本军队的号手吹号示意要释放人质了，国民党军方面听到日军吹号，国民党军的号手也吹号响应，把满载棉花的几十部卡车往日本人的方向开来。我们四十六个人终于获得自由，这里边包括我两个叔叔，我母亲，我，还有前上海市长吴开先的女儿。我两个弟弟因为年纪太小，不方便长途跋涉，并没跟我们一道回重庆，留在了上海。当时，我一共有三兄弟，我是老大，最小的妹妹当年还没出生。

到重庆那年，我才七岁，和家人住在黄山官邸附近的一幢洋房里。那时章士钊也住在我家里，祖父以养士的方式对待章士钊。四川军阀刘航深(大军阀刘湘的亲信)的儿子，和我是小学同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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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之后，我们回到上海，祖父不和我们住一起了，他搬到上海的国际饭店，那时国际饭店那幢大楼叫“十八层楼”，是幢大公寓房子。我和父母亲住在上海华格臬路，现在这条路已经改为宁海西路了。我们一家和张啸林家紧挨着住隔壁，张是我祖父拜把兄弟之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国以原子弹轰炸日本，八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胜利复员前夕，一条美国兵舰悄悄地开到黄浦江外海，祖父和戴笠在这条美国兵舰上见面密晤。戴先生何事秘密会见祖父？原来，国民党当局担心胜利后复员期间，军队、警察来不及从大后方运送到上海，接收沦陷区，担忧上海会发生青黄不接的情况，戴笠想请祖父出面，在国民党军警尚未进占沦陷区之前，清帮的兄弟能配合军统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暂时维持市面的秩序，并且为接收上海预作准备。 戴笠还和祖父在那艘美国兵舰上合影留念，若干年后那张照片却离奇遗失了。

祖父不光是帮蒋介石、帮国民党，更帮了国家和贫苦百姓不少忙。抗战爆发，中国空军战力完全不是日本空军的对手，当时的国民党当局要我祖父发动民间捐款，组建新的空军，祖父自己先捐了购置第一架飞机的钱，为民表率。献机运动得到热烈响应，国民党空军元老因而都对祖父非常客气，像高志航、毛邦初、王叔铭这批国民党空军前辈，都很尊敬祖父。我小时候，碰到他们，这些前辈总是不约而同告诉我，多亏你祖父，热心捐输，带动民气，让空军很快能组建起来。

抗战期间，祖父蜇居重庆，某日，四川地方父老邀请祖父下乡，祖父事前完全不知道民众是为何事邀请他，等他到了目的地，但见男女老少在几里地开外即列队迎迓，地方上男男女女见到祖父下车，全部跪在地上向他嗑头谢恩，祖父赶忙扶起父老。生活条件十分艰困的地方父老，还特意杀鸡宰羊，摆了几桌酒菜，要请祖父喝酒吃饭。祖父被这幕情景弄得不知所措，原来，祖父以前捐了一笔钱赈济灾民，老百姓多亏祖父捐的这笔钱，才能活下来，然而，祖父压根儿早已忘了捐钱这档子事。

胜利初期，通货膨胀很厉害，上海民众怕交通银行倒闭，存户们纷纷前往挤兑，为了安定人心，祖父特地差人搜集两麻袋纸钞，亲自带着工人把这两麻袋钞票扛到交通银行，告诉行员杜某某要存钱，挤兑的民众眼见连杜月笙都还继续存钱，心想杜月笙都不怕银行倒账，我们还怕什么。原先争先恐后想提领存款的民众，逐渐散去，化解了银行的挤兑风潮。

到了一九四九年年初，过了阴历年，祖父命令我们全家离开上海，举家迁居香港，祖父和我们并不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每逢礼拜六、礼拜天，父亲会带着我们兄弟去看祖父。

那时，国民党当局已经往台湾撤退，祖父为什么不跟着蒋介石去台湾，有几个关键原因。

蒋介石早年尚未发迹时，曾经到上海由旁人引荐见过我祖父，并且递过“红帖子”，所谓“递红帖子”的意思，就是投门生帖子，要在帮内施行摆香堂的仪式。蒋介石曾经拜在我祖父门下，成为祖父的门生。论年纪，蒋介石还大我祖父一岁，但祖父早在二十三岁，就已经是清帮重要头领。

外界一直有个误解，说蒋介石是拜在黄金荣门下，这是不对的说法。黄金荣一直到日本打进上海租界，始终未曾辞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的职务。黄金荣既然身为探长，受限身份，黄金荣是不可以开堂收徒弟的，如果被人发现他还私下开香堂收徒弟，他的巡捕房华人探长职位必定不保。

祖父和黄金荣不同，他没拿政府薪水，尽管有一阵子在黄金荣手下，但是，他不吃公家饭，当然可以收徒弟。据我的了解，蒋介石并没有递过“红帖子”给黄金荣，只是曾经去拜访过黄金荣。我父亲亲口告诉我，我们家有蒋介石的“红帖子”。所谓“红帖子”，就是一张红纸上面写着投入门生的姓名，父母亲的名字，和本人生辰八字，帖子上并以毛笔正楷工整写着：“弟子某某某认某某人为师”。父亲告诉我，蒋介石递的“红帖子”上，名字清清楚楚写着“蒋志清”三个字，蒋志清是蒋介石上学以后用的名字。

我们第一次离开上海逃难的时，也就是抗战爆发之初，祖父把这纸蒋介石(以蒋志清之名)写的“红帖子”，留在家里的一个保险箱里。这只保险箱是由一位管账的账房负责保管。等到抗战胜利我们回上海之后，打开保险箱，才发觉那张蒋介石递给祖父的那张“红帖子”竟然不翼而飞。

那只保险箱里头并未放什么珍贵的东西，也没有摆钱，什么都没有短少，惟独那张“红帖子”不见了，这件事确实离奇诡异。

晓得这只保险箱密码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跟着祖父去重庆的人，另外一个人没有跟去上海姓黄的，这姓黄的人，没有入帮。就他们两个人知道。我祖父关于钱财的事，都交给他们两个人去管，保险箱里没有现款，就只有一些股票，但是，任何东西都未短少，惟独掉了这份蒋志清递给祖父“红帖子”。

我推测，这应该是蒋先生派人拿走的，但这也不至于是戴笠派人去“拿”的。本来，我祖父的意思是想藉一个适当的时机，把这份蒋志清过去递给他的“红帖子”，原封不动归还给蒋先生的，谁料到竟会不翼而飞呢？

祖父不去台湾的第二个原因，是和复员后的一些事情有关。胜利后，他满心以为即使不能当上市长，至少也可当个议长吧，结果没想到什么官衔也没有，到头来成了一场空。

祖父五十岁之前，先后两次进私塾，前后一共才念了六个月的书。没有进过正式的学堂，也没钱交私塾学费，私塾先生觉得这孩子聪明，家里贫穷，不但没要他的束修，还经常喊他到私塾旁听。因为断断续续念书，祖父没有学问根柢，到了四五十岁，连报纸都看不懂。

因之，祖父心里很清楚，自己胸无点墨，大字不识几个，蒋介石怎么可能要他当议长、市长。蒋介石要他做国大代表，祖父也觉得自己不识字，不宜当国大代表，要我母亲当国大代表，母亲不愿意做官，最后祖父只好要万墨林担任国大代表。

其实，万墨林也不识字，他头一天到国民大会开会，出席代表照规矩得在签名簿上签名。万墨林不会写字，只好拿毛笔在签名簿上打了三个大叉叉，可是，万墨林有一个让人佩服的优点，他的记性奇好，一百个电话号码全记在脑子里，祖父要打什么电话，就叫万墨林去打，等于是祖父活生生的电话号码簿。

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区也沦为敌伪铁蹄之下，那时戴笠先生领导的军统局，和上海秘密通讯的秘密电台，就设于祖父的徐姓门生家中，戴先生及我祖父经常借着电台下达命令，徐先生就口述给万墨林，要万墨林传令给上海地下工作人员。万墨林大字不识一个，无法笔记，却有本事记住情报指令的每一个字。原来，他用帮会切口，或是密令代号，强行记忆要传达的指令。每次出任务，万墨林都可以正确无误地把指令传达给地下工作人员，堪称一绝。

抗战时期，他一度被日本军阀逮捕，日本人对万墨林严刑逼他供，他一个字都不讲，让他坐老虎凳施用酷刑，他还是坚不吐实，日本兵火冒三丈，用刺刀刺他的胃部，万墨林还是不说，证明万墨林是条硬汉。多年之后，万墨林受刺刀戳伤的胃部，还经常发炎，发作时就要上医院就诊。

上海打老虎事件，是祖父对蒋介石失望的另一个导火线。

关于上海打老虎，我有一些私人的看法。蒋经国是留学苏联的，抗战胜利之后，蒋经国在官阶上并不是很高的，历练还不足，何况，苏联并不是一个经济发达国家，但是蒋经国却得到苏联那一套组织政治的真传，所以他后来才有能力和共产党打组织战、情报战，然而蒋经国完全不懂经济，即使到了抗战胜利以后，主导国家经济、财政的，还是宋子文、孔祥熙，宋子文是留美的，他不曾像蒋经国那样，直接和民众接近，直接生活在一块。

上海打老虎时期，我的三叔杜维屏被蒋经国抓了去，老实讲，三叔杜维屏是因为经营股票被抓，并没有什么囤积居奇的情事，可是，蒋经国不分青红皂白未经深入调查，就把三叔给抓走了，他是不管有罪无罪，先抓了再说。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也在这种情况下被抓了去。实际上是一种杀鸡儆猴的目的，警告其它的人不准违法。

三叔被捕以后，有许多人在我祖父面前献策，也有不少人自告奋勇，自称我认识谁谁谁，打一通电话，就释放了，我祖父心里很清楚这来龙去脉，坚信杜维屏没有犯错。祖父起先一句话都不吭，最后在议论纷纷之下开口了，他说，关于杜维屏的事，谁都不许讲一句话，不准任何人去讲情，静待蒋经国的调查。结果，关了三天，三叔被无罪开释。这是我父亲亲口告诉我的事。

真正囤积居奇的人是谁？怎么不去抓万墨林呢？他有囤积大米，他要照顾我们家和他自己家里一百多口人吃饭，如果不囤积大米，明天就没有办法开饭，一百多口人就要挨饿。所以即使囤积一百袋米，也不足为奇，几天功夫这些米就吃光了，有何囤积的经济目的呢？

蒋经国打老虎失败，一方面是由于他年轻气盛，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他不知道大陆经济崩溃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他误以为经济问题很单纯，他用的那套，完全是苏联学来的，他认为只要发号施令办人就行了，事实上，解决问题哪有那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