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派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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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的最著名的成就之一是於1968年發明的LOGO編程語言（LOGO programming language ）。 1970年與其同事合著了人工智能著作《認知器演算法》(Perceptrons)。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他一直致力於通過LOGO語言幫助兒童成為他們自己「智力建設」的建設者。在其1980年出版的著作《頭腦風暴：兒童、計算機及充滿活力的創意中，他系統闡述了自己的建構主義觀Learning by making，在他看來，好的教育不是如何讓老師教得更好，而是如何提供充分的空間和機會讓學習者去構建自己的知識體系。西蒙·派珀特把計算機作為幫助學習者形成算法、解決問題並在此過程中學習和鍛煉智力的強有力的工具。
其最近的著作是1996年出版的《連接家庭：彌合數字代溝》。他還與其學習者合作，為信息時代的兒童和家長創建了「媽媽媒體」網站，通過提供在線諮詢和不斷更新的資源來幫助家長加強對信息時代兒童的監管和教育。
由於在多個領域的突出成就，西蒙·派珀特教授被人們尊稱為數學家、計算機科學家、心理學家、教育家，他也是近代人工智能領域的先驅者之一。
目錄
著作一覽
Books
Counter-free automata, 1971, ISBN 0-262-13076-9
Perceptrons, (with Marvin Minsky), MIT Press, 1969 (Enlarged edition, 1988), ISBN 0-262-63111-3
Mindstorms: Children, Computers, and Powerful Ideas, 1980, ISBN 0-465-04674-6
Papert, S. & Harel, I. (eds). (1991) Constructionism: research reports and essays 1985 - 1990 by the Epistemology and Learning Research Group, the Media Lab,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lex Pub. Corp, Norwood, NJ.
The Children’s Machine: Rethinking School in the Age of the Computer, 1992, ISBN 0-465-01063-6
The Connected Family: Bridging the Digital Generation Gap, 1996, ISBN 1-56352-335-3
專訪
教育信息化大師Seymour Papert破解電腦學習迷局
趙玉勇 | 對話大師 |
「一個孩子一筆記本」VS「一對夫婦一個孩」
2006年4月1日，北京，見到了久違的老人西蒙，名譽和頭銜顯得並不重要，討論和爭論也顯得那樣地無力。當我們還在討論要不要將電腦進入課堂，要不要上網的時候，西蒙與其麻省理工的同仁已經將觸角伸向了更深的更高的層次：問題不是要不要，而是要如何實現「人手一本」，也即「一個孩子一台筆記本電腦」。
和「一個孩子一筆記本OLPC (One Laptop Per Child)」相映成趣的是「一對夫婦一個孩OCPC(One Child Per Couple)」的計劃生育政策。這最起碼是個有意思的對比，而後者對家庭的影響，以我的體會，我有一個OCPC式女兒，四歲的她陪我來到了北京，她成了我們這個家庭的中心，想冷落她都不成，因為未來的希望只有她自己。和西蒙先生笑着談論這個問題的結果是：最好「一對夫婦兩個孩」，最好還是「一個孩子一筆記本」。
一下子發展到「一個孩子一台筆記本電腦」，讓人有些不理解，象我們的計劃生育政策剛推行的時候一樣，大家都頂着風多生孩子，但現在這種狀況卻發生了很大的轉變，雖然不是「一對夫婦一個孩子」，但更不是以前的「多子多孫」了。以此類推，當我們回想一下西蒙老人的生活經歷，對「一人一本」的本源就都明白了。他孩提時代的南非，是種族主義猖獗的時代，也正是對這種政策的反思，他研究數學的同時開始關心教育，更大學畢業後使他同兒童問題專家皮亞傑走到了一起，隨着數字化設備電腦等的出現，他開始積極利用數字化設備來研究，後來也就有了進入麻省理工的經歷，但由於他獨特的南非背景，在獲得去美國的簽證時遇到了不少麻煩。電腦設備使他有了獨特的研究大腦思考的視角，也為他的研究提供了可能，這可能也是他對電腦重要意義情有獨衷的一個原因，所以早年在美國緬因州研究兒童問題時他就提出「一人一台微機」，而正是基於對西蒙五十年職業生涯的總結和反思後，他的徒弟尼葛洛龐帝將西蒙的「一人一台微機」的理念發揚光大，最終才得出了「一人一台筆記本電腦」償議，面對這項宏偉的計劃，西蒙的感慨可想而知。「為什麼一人一台筆記本電腦」是對「一人一台微機」的發揚光大呢？按常理這不符合常理，筆記本電腦要比微機貴許多！
「人手一本」的夢想，不用說針對孩子，對於所有老師來說好象也不太現實，因為在我們腦中，筆記本電腦是一種貴族式的奢侈品，在微機走下神壇後，筆記本電腦仍然十分高貴，而西蒙所推廣的OLPC筆記本用價格來衡量，不超過100美元，也就是不超過1000元人民幣。如果真能實現這個價格，確實是一件有趣而且有意義的事情。西蒙和他的學生，數字化大師尼葛洛龐帝，從2005年1月起一直在世界範圍內推廣「筆記本電腦」的正是這種東東，如果說在富得流油的美國提出的「一個孩子一台微機」計劃不難實現，但對於那些貧窮的可能到現在為止都沒見到過電腦什麼模樣的孩子們，「一人一台微機」幾乎是天方夜談。
電腦究竟帶給了我們什麼呢？為什麼西蒙先生對它這麼重視呢？面對這項數字化發明，已經給我們的生活發生很大改變的發明，說它是當今的中國又面臨的一次新機遇不為過，這一項嶄新的技術將使得孩子們也能夠獲得異地的見聞以及空前規模的知識，它正象古代中國的四大發明——指南針、造紙、印刷術與火藥，拓展了人類視野，從而改變了這個世界。
而什麼是一人一本的OLPC電腦呢？是一台筆記本，確切的說是一台功能強大並且擁有無線連接網絡能力的電腦，這種電腦無論在家裡還是學校都能隨意使用，並且能方便的攜帶到各種遊戲、文化以及社交活動場合。
便攜性和通過網絡而得到的多種資源，正是OLPC的最大優點：「這種方法比單單在學校進行數小時的傳統授課方式具有更高的教學質量, 而且真正的受益是本質的：夾在學習與生活，學校與家庭以及社會之間的障礙消失了, 筆記本使得這種新文化具體化了，隨着被應用到生活的各方各面，新文化將會根植於每個獨立的個體中並得到積極發展。」
這種電腦還符合建設節約型社會的標準：「要使筆記本計劃獲得推行，人們在考慮它的成本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它所節約下來的資源。從網絡就能獲得信息的方式節約了印刷教科書的成本，不但經濟而且質量更好。更大的節約卻來自於那些每個學生都應擁有卻只有富裕家庭才能買的起的書籍，例如：百科全書、辭海、專業而且高質量的地圖冊以及與個人興趣愛好相關的報紙雜誌。電腦能夠起到圖書館、實驗室甚至是藝術宮的作用，卻不需要相應的支出而且能夠讓這些寶貴資源更加有效的被利用。電腦能夠減少對專業課程教師數量的需求，比如學習者可以通過與母語為英語的學習者在網上交流而學習英語。
人們也必須看到由此而使學習有困難學生的數量大幅減少所帶來的社會資源的節約。」
不僅僅對於整個社會，對於教師這個特殊群體的意義也是不同尋常的：「筆記本而帶給學生們的好處同樣適用於教師。教師們一樣需要學習和提高! 過去，預備教師們能夠在培訓過程中學到所有在他一輩子的教學生涯中需要的一切知識。然而這種時代結束了！世界變化太快了! 只要教學工作者想要保住他的飯碗，就不得不持續的學習。因為每一個學生都在自覺的開拓自己的知識領域，這就要求教師能夠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來滿足學生們對於知識的渴求。」
除了教師，對家庭的影響也是非常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更重要的是，在孩子們將筆記本帶回家的同時，他們也將新的思維方式帶回了家，這也給予了家長們新的學習機會。說實在的，我們所談論的不單局限於狹義的學校教育方面的教育改革，我們談論的是由思維方式的改變而帶來的對社會的改變，毫無疑問，這就是教育的根本目的。
這是西蒙的弟子，OLPC創始人尼葛洛龐帝描述的「一個孩子一台筆記本電腦」的燦爛圖景，尼葛洛龐帝的思想非常具有鼓動性，是對西蒙的教育實踐最好的詮釋，中國的教育工作者也在進行同樣的實踐。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東西部差距很大的國家，其意義也許會更深遠。
「中國的教育學家們都有過這樣的直觀經驗，就是通過對電腦技術的應用使得優秀的學校變得更優秀，在這個過程中，一線的教育工作者通過項目培訓對政策的理解更加深刻了，獲取信息的途徑也變得更加豐富和方便，人們之間還通過網絡建立起了便捷而廣泛的聯繫。借鑑以前的經驗固然重要，但我們所建議的不僅僅是在一個更大的規模上複製這種經驗, 因為改革整個教育系統所帶來的挑戰遠遠超過了改進某個學校所碰到的困難。周濟部長曾經在計劃中指出廣大農村學校的改革才是整個工作的重中之重，從這一點上我們就可以看出改革任務的艱巨。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如果不採用最尖端的技術以及最現代化的教育思想，我們將很難達到目標。幸運的是由於OLPC (One Laptop Per Child) 筆記本電腦的出現，由高新技術使得教育系統的改革方案在周部長規劃的預算內能夠得到更好的實現。」
隨之而來的教育理念的變革也是非常重要的，而電腦正可以使之發生變化：「要讓學生們生活在一個科技知識豐富的社會，不僅僅取決於資源分配的方式以及現行教科書中所教授的技巧，還需要發展新的思維方式； 需要掌握外語； 同時更需要一種將科學、信息以及對全局的理解融合在一起的文化， 但目前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因為在現階段的這個領域內幾乎沒有人用這種方式進行思考或者表達。」
另外一點，這是在我們現行的教育體制下還有更重要的意義，一個好的產品的意義本身就意味深長：
「最關鍵的並不在於筆記本本身，而是如何在一個龐大而且複雜的系統中來實現這樣一個長遠而意義深長的改革。從每個國家的經驗中可以看到，通過制定政策和條例來進行改革的方式並不是很有效的改革, 畢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除此以外，制定出一種新式教育的所有細節的過程非常複雜而且代價很高。我們提出的方案就簡單多了：讓每個人都能夠消費地起這種現代化的數字產品——OLPC筆記本電腦，人們會在這個過程中自然的接受並習慣一種數字化的生活方式。一個活生生的產品也許勝過一萬條規定。」
正是這麼好的一個東西，雖然它還沒有最終得以實施，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其巨大的推動力和強有力的生命力。
西蒙和OLPC推廣告訴我們的也許正是：在信息時代里擁有一台電腦這個事實是最重要的。因為只有有了，才可能發生在擁有電腦後發生的有意義的事情。
教育信息化中的教師
面對教育信息化的大師西蒙，面對西蒙及其弟子尼葛洛龐帝的OLPC「一人一本」的概念，作為一個老師，應該如何面對他們呢？老師最應該的也許也是「一人一台筆記本」，以此為硬件基礎，考慮如何利用這種工具展開自己的教育。
對於一名教師，現在有許多理念套在我們頭上，什麼終身學習，什麼素質教育，但在思考的同時，更重要的還是踏實的工作，和在面臨電腦這種新工具時的選擇。
作為一名計算機科學家和數學家，西蒙給我們關心學生們的角度不是技術上的，而是人文方面的，當我們在問到他對自己的定位時，他分得很清，他雖然是LOGO語言的發明人，但他的角度與其說是計算機語言的宗師，還不如說是計算機輔助教育和教育信息化的開拓者。他由於應用電腦而改造了自己的教育觀和教學方法，電腦由他而得到了新的更廣范的應用。教育信息化中，教師其實最需要一人一本，從這個意義上，西蒙的研究對廣大的老師比單純的計算機技術科學家更有意義。正是其獨特的對電腦的定位，使得兒童教育開闢了新的篇章，使得電腦應用有了更廣闊的舞台。那他對電腦的定位究竟如何呢？
對於電腦的作用和角色是什麼，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催化劑」說，另一種是「媒介」說。以西蒙的觀點，電腦與其說是一種到達學習最終目標的「催化劑」，不如說是一種「媒介」更恰當，它是用來完成各種各樣有意思的項目的必備的原材料，你可以通過它處理前所未有的複雜問題。象將航天器關入指定軌道，如果沒有電腦，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在社會上還有其他許多複雜問題都是靠電腦才得以解決，研究兒童問題也是這樣的，孩子們現在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玩和學習也要歸功於電腦。因此，它不象「催化劑」，它是研究知識獲取知識的真正參與者，它使在更廣的範圍內搜尋知識成為可能，知識還可以通過多種途徑表達和獲取。並且隨着互聯網的出現，這種能力更大地擴展了，互聯網為電腦的發展插上了翅膀。但任何一項技術都是雙刃劍，在談到互聯網時，他用了吃飯的例子，不能只吃麵包，也不能只吃蔬菜，而要二者兼顧。但如果把互聯網做為一種聯絡通訊的工具，它還是具有激進的推動性的。
電腦的出現的意義，不亞於造紙和印刷，這是是中國人對於世界文明發展不可磨滅的兩大貢獻。時至今日，同樣是技術革命，電腦使中國人又面臨一次新的機遇和挑戰，互聯網的出現更為電腦插上了翅膀，而對這些新技術，拒絕和敷衍絕對不是明智的態度。由於它們的出現，教師做為知識傳播者的地位又從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挑戰呢？
我們又要回頭重提他的書，在電腦的應用過程中，1980年他出版歷史性的著作《頭腦風暴：兒童、計算機及充滿活力的創意》，在書中他系統闡述了建構主義觀——「做中學」（Learning by making），在他看來，好的教育不是如何讓老師教得更好，而是如何提供充分的空間和機會讓學習者去構建自己的知識體系。
電腦為他的建構主義觀點鋪下了堅實的基石。電腦以一種前所未有的角色進入社會，也必然進入學校和學生的學習中。
面對這種應用，有時我們往往會問自己：電腦是不是濫用了？西蒙則將問題做了轉換，電腦的應用過程中是不是太過保守，太過死板，限制太多呢？轉換後的問題也許是需要我們重點思考的。在這種轉換中，現在的教師是什麼樣子的呢？怎樣把握自己在這個信息時代的定位呢？他的另一部著作《連接家庭：彌合數字代溝》，則指明了這個問題，這本書是對其建構主義觀的發展，他指出，隨着電腦的普及，學習與發明創造從學校開始向家庭轉移。電腦進入家庭，代表了一種新的學習文化的出現，父母也參與了這種文化的建立過程。
正因為電腦的出現，學校的作用已發生了轉變。早在電腦還不普及的1980年，還是在他的《頭腦風暴：兒童、計算機及充滿活力的創意》中，就指出了這種改變。他指出，隨着電腦的應用，教育在家庭中比學校中顯得尤其重要，如果將學校比做一個有機體，面對電腦的入侵，其免疫和防護機制已崩潰，學校的繼承性決定了它的這一特點，學校的這一特點不能說明教師不努力或學校太差，而是由於它的一種保持原樣的慣性所致。學校從最具有變革精神的因素變成了保守派，這也說明學校不會劇烈地改變自身，電腦的巨大作用不是直接推進學校，而是用一種全新的不同結構取代原有的。
而伴隨着這種改變，教師的地位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的確，現在的學生仍然需要專業人士來推動其學習過程，但老師做為知識發源地的傳承者的顯著地位卻受到了動搖，他們將扮演同傳統教師越來越不同的角色。他們洞察敏銳，見多識廣，對學習過程和社會交互理解深入，並能因此提出中肯的建議，能發現孩子的問題所在，適時給孩子推出更有意思的挑戰，或者給學生以壓力或做一些暗示。雖然教育開始從傳統學校轉向家庭，但他並不是鼓吹自然發生式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學習，在這裡，老師的角色更象一個指導者，可能更象現在大學中的專職指導人員。
電腦的出現，網絡的普及，在我們老師學生的生活中已是不爭的事實，雖然在現存的考試制度中，電腦課程還在副科的位置苦苦掙扎，西蒙告訴我們電腦究竟是什麼？除了做為課程，還是一種更重要的工具，面對這種工具，其對教育體制及教育觀念的改變已是不爭的事實，發達國家先進教育的今天，正是我們努力爭取的明天，如果今天漠視電腦的存在，明天勢必會被其淘汰。
學術成就
· Idit教授寫的《兒童設計師》（1991）榮獲美國教育研究協會授予的傑出著作獎
· 2002年6月，MaMaMedia 公司「因創造性地應用網絡技術而造福社會」榮獲計算機媒介、娛樂類 和平工程一等獎
· Idit教授因「為全世界青少年在科技方面作出的貢獻、革新和創新」榮獲科技教育者聯盟和麻省理工學院聯合授予的榮譽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