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原文
[十五·二十三]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鑑賞
人們常說「言為心聲」，然而事情未必盡然如此。一個人的思想、人格與他的言辭有時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矛盾的。孔子教人重視這一現象，由此正確地評價和對待一個人及其言辭。
古代文明都十分重視語言表達能力，在古希臘，修辭即雄辯術是教育的基本科目，在中國這種能力也受到孔子的重視，他在評價其弟子的時候，首先是講德行，其次就是言語，接下來是政事和文學(見《先進》)。但是與古希臘不同的是，儒家認為對於人格的全面發展來說，人的行比言更重要。道德從根本上說體現了一種實踐理性，主要不是根據人的主觀意向，而是按照實際行為來判斷的，儒家既然把德性置於人格的首位，自然重視行勝過重視言。
不僅如此，語言作為表達意圖、思想、感情的手段，有時能夠製造假象。孔子就談到過自己這方面的教訓，他說起初我對於人，聽了他的話就相信他的行為，後來發現他的行為並沒有他自己說的那樣好，所以從此以後對於一個人，是聽了他的話以後還要觀察他的行為(見《公冶長》)。而且，語言作為思想的形式，有時變得華而不實，甚至使人顯得虛偽浮誇，所以孔子對於花言巧語是極其反感的，一再加以嚴厲的批評，說「巧言令色，鮮矣仁」(《學而》)，「巧言亂德」(《衛靈公》)。而對那些埋頭苦幹、卻不擅長言語的人，孔子倒是非常欣賞，說：「君子欲訥(說話遲鈍)於言，而敏於行。」(《里仁》)又說：「剛、毅、木、訥，近仁。」(《子路》)
由於以上原因，孔子不主張單憑一個人的話說得好聽，就重用他。就是說在提拔一個人的時候不僅要看他怎麼說，還要看他怎樣做;而且主要看他的行為表現，即看他在待人接物中怎樣對待自己和他人，看他實際工作的才能，考察他是否做出有益於國家或地方、人民的政績。如果在這些方面一個人表現出色的話，即使他並不善於言談，也要加以擢用。
然而，孔子不是一個刻板、僵化的道德主義者，在對待語言文辭的態度上他沒有走向極端。他是個充滿辯證智慧的思想家，在對待語言和思想、人格的關係上，他與那些主張無言無名、超言絕象的哲學理論和奉行不立文字的修行路線的宗教傳統不同，力求全面把握語言與人格之間的關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憲問》)就是對這種關係的辯證概括。
有言者不必有德，然而由於孔子十分重視言辭的作用和價值，所以他又主張即使那些沒有高尚道德的人，他們所講的話，只要真有價值，也應當加以重視。至於那些在政治上受輕視或歧視，自己所厭惡、或仇視、看不起的人，還算不上無德行的人，他們所說的話，只要有道理，那就更應當認真聽取，加以重視。在孔子看來，無論什麼人的話，只要對自己有益，只要對國家和人民有利，都應當加以接受。孔子「不以人廢言」的格言教人不能意氣用事，不能用偏見和成見對待他人，而要有寬廣的胸懷，要人們對自身、對國家和人民有一種高度的責任心。
「不因人廢言」對於保護、傳承和發展文化成果也具有很大的作用。文化成果的作者，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很少是完人，如果對作品的取捨要以道德上苛求其作者的人格為前提的話，那麼人類文化的許多精品就會被人們拋棄。如李斯對於秦朝的苛政負有責任，並且陷害過他的同學、哲學家韓非，但他的《諫逐客書》卻流傳下來，千百年來為人們所欣賞;唐朝的文學家駱賓王曾經參加徐敬業的叛亂活動，但他的《代徐敬業傳檄天下文》卻是華美文字，值得人們反覆誦讀;近代英國培根有經濟問題，但是他的哲學卻開了一個時代的思想新風。因此，「不以人廢言」是每個時代對待文化成果及其作者必須實行的做法。這種做法的必要性還在於，任何一個時代的人們都要受到這個時代的眼光的限制;而且他們都同這一時代的各種事件有着某種利害關係，因此他們評價人的立場就帶有相當大的主觀性。而完全按照特定時代的人對作者的評價來決定對其作品的態度，這樣勢必要扼殺許多天才的創造。這就更顯示出「不因人廢言」做法的極端重要性。[1]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祖籍宋國（今河南），中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開創私人講學之風，倡導仁義禮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賢人七十二。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十三年，晚年修訂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去世後，其弟子及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論語》。該書被奉為儒家經典。[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