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第十三·共三十章》1
论语
《论语》以一个人物，即孔子为中心描绘各种人物形象，这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是个首创。这些人物来自十分广泛的社会阶层，包括执政者、贵族、各种等级的官吏、军队首领、学者、隐士等。书中写得最多的是同孔子关系最密切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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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译】
子路问如何搞政治?孔子说：“自己带头，大家努力。”子路要求多讲一些，孔子说：“不懈怠。”
【注】
《朱注》：无，古本作“毋”。吴氏曰：勇者喜于有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正义》：政贵身先行之，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是也。劳之者，勤勉民使率教，不用刑趋势迫也。
《集释》《群经平议》：先之劳之，谓先民而任其劳也。天子亲耕，后亲蚕之类，皆其事矣。
【记】
“劳之”是自己劳还是百姓劳?有不同解说，译则采两者均劳意。仍是“政者正也”的思路，混伦理、政治于一体也。
原文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译】
冉雍做了季氏部族总管，问孔子如何办政治?孔子说：“首先注意干部，不计较小过错，提拔优秀人才。”
冉雍说：“怎样才知道谁是优秀人才而提拔呢?”孔子说：“提拔你所知道的。你不知道的，别人就会舍弃而不提出吗?”
【注】
《集释》《陆敬舆奏议》：知人之难，圣哲所病。听其言则未保其行，求其行则或遗其才。校劳考则巧伪繁兴，而贞方之人罕观;殉声华则趋竞弥长，而沈退之士莫升。是必素与交亲，备详本末，探其志行，阅其器能，然后守道藏器者可得而知，沽名饰貌者不容其伪。是以前代有乡举里选之法，长吏辟举之制，所以明历试、广旁求、敦行能、息驰骛也。
【记】
“人才难得”，千古同调，其实不然。只要有好的制度，何愁不出人才。陆宣公提出的是古代制度，现代的经济、政治制度更能使“人尽其才”。苟无完备制度，纯靠“伯乐”识“千里马”和孔子这种办法，则危乎殆矣。惜执政者至今多不悟此。“赦小过”者，人无完人，孰能无过?战争时期，人才易出，也不重小德。和平年月则反是，于是贤才大能被扼杀、封禁在所谓“德才兼备”、实则以拘拘小节求全责备的“原则”下而抱恨终身者，多矣。
原文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译】
子路说：“卫国国君等您去搞政治，您先做哪件事?”
孔子说：“那一定是订正各种名分了。”
子路说：“真是这样吗?您太迂腐了。干什么去订正名分?”
孔子说：“真粗鲁呀，子路!君子对于自己所不知道的，就应保持沉默。如果名不正，说话就不顺当;说话不顺当，就搞不成事情;搞不成事情，礼乐就复兴不起来;礼乐不复兴，刑罚就不会恰当;刑罚不恰当，老百姓就不知道应该如何行为、活动。所以，君子订正了名分就一定能够说话，说的话就一定能够执行。君子对于自己所说的话，不能有一点随便马虎。”
【注】
《正义》马曰：正百事之名。晋时鲁胜注《墨辩》一书，深论名理，谓名者，所以列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而凡百事为，莫非是名。
【记】
如前所指出，这大概就是儒家的语言学，极为重视语言的实用意义和实用价值，指出它在支配人的行为活动上的重要作用。其所以如此，“名”(能指，书面语言)来自符号(指事)，表示的是一种秩序、规范、法则，这也就是“实”(所指)。至今人们批评某人行为、活动时，用的是“不像话”。可见，“话”(语言)在中国从来具有严重的神圣性。语言不只是散发在空气中的声音而已，它不仅代表而且本身即是人的行为、活动，所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亦此意。语言文字这种原始巨大功能，保存在孔子以及后世高度重视语言的态度上。所以中国古代的名学，并不是逻辑学，它研讨的核心仍然是语言和语词的实际应用和可能出现的现实悖论。稍有独立性格和逻辑分析的思辨方式如公孙龙、惠施、墨辩则为儒家(如荀子)所排斥，为后世所忘记。直到近代，西方以其科技证实这种逻辑思辨的实效性、有用性之后，中国人才乐于接受。严复当年开讲逻辑学，为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闻所未闻而大受欢迎。中国人不是没有这方面的能力，而是没发展这方面的兴趣。金岳霖写《论道》、《认识论》与冯友兰写《贞元六书》大体同时而思想相近，冯影响甚大而金甚小，亦以此故。韩非的论议，逻辑性也非常强，但不可能发展为抽象的逻辑学。韩非恰恰强调纯粹思辨或“真理”本身的无用，如《说难》篇。《韩非子》之所以能“益人神智”，乃以其冷静的理知告诉人们许多残酷的生活真实，并非其议论的逻辑形式本身;读《韩非子》，正有助于了解中国的“逻辑”。儒学以“情”为体，于逻辑当然有所扞格;《孟子》好些辩论就直接违反形式逻辑。
如此重“正名”，即后来法家“以名责实，循名求实”的政治统治张本，在一定意义上，法家也从孔学发展而来，孔子不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吗?这就是名实——正名问题。“名”是社会秩序、规范、礼制的具体法则，谨守不失，即可“无为”而治。儒、道、法均讲“无为而治”，均讲“名”，此“名”非语言、逻辑，乃实用政治。顾立雅(H. Creel)曾认申不害之“无为”来自《论语》(见其What is Taoism)，有据。陈汉生(Chad Hansen)认为“名”(name)关乎“礼”，即辨等差，make distinction，有理。谭嗣同猛烈抨击“名教”(礼教)“以名为教”，此“名”即确定社会等差级别之秩序所在，关系乎维系传统之伦理—政治。孔子要求“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在于这样才能指导人们去正确行动(实践)，此即儒家之认识论。中国价值(value)与事实(fact)不分，理论(认识)与实践不分，名与实不分，有其语言学的根基：(A)文字(书面语言)并非口头语言之记录，乃历史经验(“指事”)之记录;(B)从而文字有直接驱使人行动的重要功能，这又与巫术渊源有关，因“历史经验”之记录与巫术仪式本有纠葛。中国汉字因来自指事即记录历史经验，故重单字、名词，而无需复数、冠词、性别之类，它的作用在于以历史经验指导人们行动、生活，而不在指示、描述、复写客观事物或记录口头语言。这些均“实用理性”之重要构成方面和要素，大不同于希腊—希伯来之西方传统。
原文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迟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译】
樊迟问种庄稼的学问，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樊迟问种菜的学问，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
樊迟走了出来。孔子说：“樊迟真是小人呀。领导者讲求礼制，老百姓就没有不尊敬的;领导者讲求合理适当，老百姓就没有不服从的;领导者讲求信任，老百姓就没有不把情况讲出来的。如果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背负小孩来投奔。干吗要去种庄稼?”
【注】
《正义》《周书·无逸》云：知稼穑艰难，则知小人之依。又云：旧为小人，爰暨小人。是小人即老农、老圃之称。《孟子·滕文公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与此同也。古者四民各有恒业。
【记】
可见小人即老百姓，非道德贬义。从春秋战国起，中国崛起“士”阶层。“学而优则仕”一直是“士”的生活道路。汉代有察举，考试则为隋唐以来的政治体制。“士”的职责是“致君泽民”，“安邦定国”，管理政事，成为社会结构中的骨架和脊梁。在民主政治和现代官僚体制出现之前，中国文官体制是最完备和最有效的，其基本观念可说来自此处。孟子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明确表述。与此相反，从农家、墨家到毛泽东，中国思想史上一直又有废除劳心劳力区分、由生产者直接管理政务的乌托邦观念。樊迟大概也可算作其中的一位。老师不老说要复古吗?那么干脆回到帝王亲自耕织的“太平”时代去，岂不更好?于是问学稼学圃。但孔子不以为然。
什么是“情”?非情感也，乃事实、真实、情况。葛瑞汉(A. C. Graham)论之颇详，其说谓前汉时期“情”指实质，非情感(见所着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盖有所据。但由“实体”、“本质”、“真理”、“情况”之“情”转而为“情感”、“感受”、“感情”之“情”，意义更大。此二者有某种重要连接。《荀子·正名》：“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礼记·礼运》：“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此“情”即此二者(实质与情感)之某种交会与转换：情感乃人的本质、实体、真实，所谓人性，即在此。所以儒家重视陶情养性，成就人生。
原文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译】
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首，交他政治不会搞;走出国门办外交，不能独立作应对。读得虽多，又有什么用?”
【注】
《康注》：诗，言国政，着风俗，本人情，该物理，长于风谕，故诵之者必达于政而能言也。……盖诗出輏轩之采，如今日之报。孔子选十五国之报精者，加以改制口说，以为功课书。故通其学者皆为政治家、言语家之才。
【记】
《诗经》当时远非供审美的文艺作品，它有非常重要的实际用途。《诗经》常被用来作为外交辞令，以展示所依据的权威和规范。可参见《左传》。[1]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祖籍宋国（今河南），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之风，倡导仁义礼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三年，晚年修订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论语》。该书被奉为儒家经典。[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