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教训
作品欣赏
嫌脏所以表示爱洁,因此清洁成癖的人宁可不洗澡,而不愿借用旁人的浴具。秽洁之分结果变成了他人和自己的分别。自以为干净的人,总嫌别人龌龊,甚至觉得自己就是肮脏,还比清洁的旁人好受,往往一身臭汗、满口腥味,还不肯借用旁人使过的牙刷和手巾。当然,除非肯把情人出让的人,也决不甘以手巾牙刷公诸朋友。这样看来,我们并非爱洁,不过是自爱。“洁身自好”那句成语,颇含有深刻的心理观察。老实说,世界上是非善恶邪正等等分别,有时候也不过是人我的差异,正和身体上的秽洁一样。所以,假使自己要充好人,总先把世界上人说得都是坏蛋;自己要充道学,先正颜厉色,说旁人如何不道学或假道学。说到此地,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聊斋》里女鬼答复狐狸精的话:“你说我不是人,你就算得人么?”
我常奇怪,天下何以有这许多人,自告奋勇来做人类的义务导师,天天发表文章,教训人类。“人这畜生”(Thatanimalcalledman),居然未可一概抹杀,也竟有能够舍己忘我的。我更奇怪,有这许多人教训人类,何以人类并未改善。这当然好象说,世界上有这许多挂牌的医生,仁心仁术,人类何以还有疾病。不过医生虽然治病,同时也希望人害病:配了苦药水,好讨辣价钱;救人的命正是救他自己的命,非有病人吃药,他不能吃饭。所以,有导师而人性不改善,并不足奇;人性并不能改良而还有人来负训导的责任,那倒是极耐寻味的。反正人是不可教悔的。教训式的文章,于世道人心,虽无实用,总合需要,好比我们生病,就得延医服药,尽管病未必因此治好。假使人类真个学好,无须再领教训,岂不闲煞了这许多人?于是从人生责任说到批评家态度,写成一篇篇的露天传道式的文字,反正文章虽不值钱,纸墨也并不费钱。
人生中年跟道学式的教训似乎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单就作家们观察,也看得到这个有趣的事实。有许多文人,到四十左右,忽然挑上救世的担子,对于眼前的一切人事,无不加以咒骂纠正。像安诺得、罗斯金、莫里斯(WilliamMorris),以及生存着的爱利恶德(T.S.Eliot)、墨瑞(J.M.Murry)等等就是人人知道的近代英国例子。甚至唯美的王尔德,也临死发善心,讲社会主义。假使我们还要找例子,在自己的朋友里,就看得见。这种可尊敬的转变,目的当然极纯正,为的是拯救世界、教育人类,但是纯正的目的不妨有复杂的动机。义正词严的叫喊,有时是文学创造力衰退的掩饰,有时是对人生绝望的恼怒,有时是改变职业的试探,有时是中年人看见旁人还是少年的忌妒。譬如中年女人,姿色减退,化装不好,自然减少交际,甘心做正经家庭主妇,并且觉得少年女子的打扮妖形怪状,看不上眼。若南(JulesJanin)说巴尔扎克是发现四十岁女人的哥仑布。四十左右的男人似乎尚待发现。圣如孔子,对于中年的特征也不甚了解;所以《论语.季氏章》记人生三戒,只说少年好色,壮年好打架,老年好利,忘了说中年好教训。当然也有人从小就喜欢说教传道的,这不过表示他们一生下来就是中年,活到六十岁应当庆九十或一百岁
有一种人的理财学不过是借债不还,所以有一种人的道学,只是教训旁人,并非自己有什么道德。古书上说“能受尽言”的是“善人”,见解不免庸浅。真正的善人,有施无受,只许他教训人,从不肯受人教训,这就是所谓“自我牺牲精神”。
从艺术的人生观变到道学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人生新时期的产生。但是每一时期的开始同时也是另一时期的没落。譬如在有职业的人的眼里,早餐是今天的开始,吃饱了可以工作;而从一夜打牌、通宵跳舞的有闲阶级看来,早餐只是昨宵的结束,吃饱了好睡觉。道德教训的产生也许正是文学创作的死亡。这里我全没有褒贬轻重之意,因为教训和创作的价值高低,全看人来定。有人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是戴了面具的说教,倒不如干脆去谈道学;反过来说,有人的道学,能以无为有,将假充真,大可以和诗歌、小说、谣言、谎话同样算得创作。
头脑简单的人也许要说,自己没有道德而教训他人,那是假道学。我们的回答是:假道学有什么不好呢?假道学比真道学更为难能可贵。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那有什么希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有学问能教书,不过见得有学问;没有学问而偏能教书,好比无本钱的生意,那就是艺术了。真道学家来提倡道德,只像店家来替自己存货登广告,不免自我标榜;绝无道德的人来讲道学,方见得大公无我,乐道人善,愈证明道德的伟大。更进一层说,真有道德的人来鼓吹道德,反会慢慢地丧失他原有的道德。拉罗斯福哥(LaRochefoucauld)《删去的格言》(MaximesSupprimees)第五八九条里说:“道学家像赛纳卡(Snque)之流,并未能把教训来减少人类的罪恶;只是由教训他人而增加自己的骄傲。”你觉得旁人不好,需要你的教训,你不由自主地摆起架子来,最初你说旁人欠缺理想,慢慢地你觉得自己就是理想的人物,强迫旁人来学你。以才学骄人,你并不以骄傲而丧失才学,以贫践骄人,你并不以骄傲而变成富贵,但是,道德跟骄傲是不能并立的。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没有道德的人犯罪,自己明白是罪;真有道德的人害了人,他还觉得是道德应有的代价。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基督教哲学以骄傲为七死罪之一。王阳明《传习录》卷三也说:“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有我即傲,众恶之魁。”照此说来,真道学可以算是罪恶的初期。反过来讲,假道学来提倡道德,倒往往弄假成真,习惯转化为自然,真正地改进了一点儿品行。调情可成恋爱,模仿引进创造,附庸风雅会养成内行的鉴赏,世界上不少真货色都是从冒牌起的。所以假道学可以说是真道学的学习时期。不过,假也好,真也好,行善必有善报。真道学死后也许可以升天堂,假道学生前就上讲堂。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
所以不配教训人的人最宜教训人;愈是假道学愈该攻击假道学。假道学的特征可以说是不要脸而偏爱面子。依照莎士比亚戏里王子汉姆雷德(Hamlet)骂他未婚妻的话,女子化妆打扮,也是爱面子而不要脸(Godhasgiventhouoneface,butyoumakeyourselfanother)。假道学也就是美容的艺术。[1]
作者简介
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他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出身于书香门第,幼承家学,天资过人,青少年时就喜好古经典籍,故而练就了文史方面的“童子功”。他在文学上是一个全才,既是一位大学者,又是一位大作家。他学贯东西,在中国古典诗词,西方语言文化方面都有所建树。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在一个风气开通、历史转型时期的特殊结晶。台湾著名作家、诗人兼讲座教授余光中分析当代中文时,常称道钱西学列于中国人之第一流,两岸三地之作家如陶杰、宋淇,行文之时,亦多交许赞之。钱氏于中文一面,文言文、白话文皆精,可谓集古今中外学问之智慧熔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