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音樂
原文
我不大喜歡音樂。不知為什麼，顏色與氣味常常使我快樂，而一切的音樂都是悲哀的。即使是所謂「輕性音樂」，那跳躍也像是浮面上的，有點假。譬如說顏色： 夏天房裡下着帘子，龍鬚草蓆上堆着一疊舊睡衣，折得很齊整，翠藍夏布衫，青綢褲，那翠藍與青在一起有一種森森細細的美，並不一定使人發生什麼聯想，只是在房間的薄暗裡挖空了一塊，悄沒聲地留出這塊地方來給喜悅。我坐在一邊，無心中看到了，也高興了好一會。
還有一次，浴室里的燈新加了防空罩，青黑的燈光照在浴缸面盆上，一切都冷冷地，白里發青發黑，鍍上一層新的潤滑，而且變得簡單了，從門外望進去，完全像一張現代派的圖畫，有一種新的立體。我覺得是絕對不能夠走進去的，然而真的走進去了。仿佛做到了不可能的事，高興而又害怕，觸了電似地微微發麻，馬上就得出來。
總之，顏色這樣東西，只有沒顏落色的時候是悽慘的; 但凡讓人注意到，總是可喜的，使這世界顯得更真實。
氣味也是這樣的。別人不喜歡的有許多氣味我都喜歡，霧的輕微的霉氣，雨打濕的灰塵，蔥，蒜，廉價的香水。像汽油，有人聞見了要頭昏，我卻特意要坐在汽車夫旁邊，或是走到汽車後面，等它開動的時候「布布布」放氣。每年用汽油擦洗衣服，滿房都是那清剛明亮的氣息;我母親從來不要我幫忙，因為我故意地把手腳放慢了，盡着汽油大量蒸發。
牛奶燒糊了，火柴燒黑了，那焦香我聞見了就覺得餓。油漆的氣味，因為簇嶄新，所以是積極奮發的，仿佛在新房子裡過新年，清冷，乾淨，興旺。火腿鹹肉花生油擱得日子久，變了味，有一種「油哈」氣，那個我也喜歡，使油更油得厲害，爛熟，豐盈，如同古時候的「米爛陳倉」。香港打仗的時候我們吃的菜都是椰子油燒的，有強烈的肥皂味，起初吃不慣要嘔，後來發現肥皂也有一種寒香。戰爭期間沒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齒我也不介意。
氣味總是暫時，偶而的;長久嗅着，即使可能，也受不了。所以氣味到底是小趣味。而顏色，有了個顏色就有在那裡了，使人安心。顏色和氣味的愉快性也許和這有關係。不像音樂，音樂永遠是離開了它自己到別處去的，到哪裡，似乎誰都不能確定，而且才到就已經過去了，跟着又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
我最怕的是凡啞林，水一般地流着，將人生緊緊把握貼戀着的一切東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得多，雖然也蒼涼，到臨了總像是北方人的「話又說回來了」，遠兜遠轉，依然回到人間。
凡啞林上拉出的永遠是「絕調」，迴腸九轉，太顯明地賺人眼淚，是樂器中的悲旦。我認為戲裡只能有正旦貼旦之分而不應當有「悲旦」，「風騷潑旦」，「言論老生」。(民國初年的文明戲裡有專門發表政治性演說的「言論老生」。)
凡啞林與鋼琴合奏，或是三四人的小樂隊，以鋼琴與凡啞林為主，我也討厭，零零落落，歷碌不安，很難打成一片，結果就像中國人合作的畫，畫一個美人，由另一個人補上花卉，又一個人補上背景的亭台樓閣，往往沒有情調可言。
大規模的交響樂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蕩蕩五四運動一般地沖了來，把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變了它的聲音，前後左右呼嘯嘁嚓的都是自己的聲音，人一開口就震驚於自己的聲音的深宏遠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時候聽見人向你說話，不大知道是自己說的還是人家說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然而交響樂，因為編起來太複雜，作曲者必須經過艱苦的訓練，以後往往就沉溺於訓練之中，不能自拔。所以交響樂常有這個毛病： 格律的成份過多。為什麼隔一陣子就要來這麼一套?——樂隊突然緊張起來，埋頭呀交，進入決戰最後階段，一鼓作氣，再鼓三鼓，立志要把全場聽眾掃數肅清剷除消滅。而觀眾只是默默抵抗着，都是上等人，有高級的音樂修養，在無數的音樂會裡坐過的;根據以往的經驗，他們知道這音樂是會完的。
我是中國人，喜歡喧譁吵鬧，中國的鑼鼓是不問情由，劈頭劈腦打下來的，再吵些我也能夠忍受，但是交響樂的攻勢是慢慢來的，需要不少的時間把大喇叭小喇叭鋼琴凡啞林一一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來，此起彼應，這樣有計畫的陰謀我害怕。
我第一次和音樂接觸，是八九歲時候，母親和姑姑剛回中國來，姑姑每天練習鋼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上緊匝着絨線衫的窄袖子，大紅絨線里絞着細銀絲。琴上的玻璃瓶里常常有花開着。琴上彈出來的，另有一個世界，可是並不是另一個世界，不過是牆上掛着一面大鏡子，使這房間看上去更大一點，然而還是同樣的斯文雅致的，裝着熱水汀的一個房間。
有時候我母親也立在姑姑背後，手按在她肩上，「拉拉拉拉」吊嗓子 。我母親學唱，純粹因為肺弱，醫生告訴她唱歌於肺有益。無論什麼調子，由她唱出來都有點像吟詩，(她常常用拖長了的湖南腔背誦唐詩。) 而且她的發音一來就比鋼琴低半個音階，但是她總是抱歉地笑起來，有許多嬌媚的解釋。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葉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遠有飄墮的姿勢。
我總站在旁邊聽，其實我喜歡的並不是鋼琴而是那種空氣。我非常感動地說：「真羨慕呀! 我要彈得這麼好就好了!」於是大人們以為我是罕有的懂得音樂的小孩，不能埋沒了我的天才，立即送我去學琴。母親說：「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樣愛惜你的琴。」琴鍵一個個雪白，沒洗過手不能碰。每天用一塊鸚哥綠絨布親自揩去上面的灰塵。
我被帶到音樂會裡，預先我母親再三告誡：「絕對不可以出聲說話，不要讓人家罵中國人不守秩序。」果然我始終沉默着，坐在位子上動也不動，也沒有睡着。休息十分鐘的時候，母親和姑姑竊竊議論一個紅頭髮的女人： 「紅頭髮真是使人為難的事呀!穿衣服很受限制了，一切的紅色黃色都犯了沖，只有綠。紅頭髮穿綠，那的確……」在那燈光黃暗的廣廳里，我找來找去看不見那紅頭髮的女人，後來在汽車上一路想着，頭髮難道真有大紅的麼? 很為困惑。
以後我從來沒有自動地去聽過音樂會，就連在夏夜的公園裡，遠遠坐着不買票，享受露天音樂廳的交響樂，我都不肯。
教我琴的先生是俄國女人，寬大的面頰上生着茸茸的金汗毛，時常誇獎我，容易激動的藍色大眼睛裡充滿了眼淚，抱着我的頭吻我。我客氣地微笑着，記着她吻在什麼地方，隔了一會才用手絹子去擦擦。到她家去總是我那老女傭領着我，我還不會說英文，不知怎樣地和她話說得很多，連老女傭也常常參加談話。有一個星期尾她到高橋游泳了回來，驕傲快樂地把衣領解開給我們看，粉紅的背上曬塌了皮，雖然已經隔了一天，還有興興轟轟的汗味太陽味。客室的牆壁上掛滿了暗沉沉的棕色舊地毯，安着綠漆紗門，每次出進都是她丈夫極有禮貌地替我們開門。我很矜持地，從來不向他看，因此幾年來始終不知道他長得是什麼樣子，似乎是不見天日的陰白的臉，他太太教琴養家，他不做什麼事。
後來我進了學校，學校里的琴先生時常生氣，把琴譜往地下一摜，一掌打在手背上，把我的手橫掃到鋼琴蓋上去，砸得骨節震痛。越打我越偷懶，對於鋼琴完全失去了興趣，應當練琴的時候坐在琴背後的地板上看小說。琴先生結婚之後脾氣好了許多。她搽的粉不是浮在臉上——離着臉總有一寸遠。鬆鬆地包着一層白粉，她竟向我笑了，說：「早!」 但是我還是害怕，每次上課之前立在琴間門口等着鈴響，總是混身發抖，想到浴室里去一趟。
因為已經下了幾年的功夫，仿佛投資開店，拿不出來了，棄之可惜，所以一直學了下去，然而後來到底不得不停止了。可是一方面繼續在學校里住讀，常常要走過那座音樂館，許多小房間，許多人在裡面叮叮咚咚彈琴，紛紛的琴聲有搖落，寥落的感覺，仿佛是黎明，下着雨，天永遠亮不起來了，空空的雨點打在洋鐵棚上，空得人心裡難受。彈琴的偶而踩動下面的踏板，琴聲連在一起和成一片，也不過是大風把雨吹成了煙，風過處，又是滴滴搭搭稀稀朗朗的了。
彈着琴，又像在幾十層樓的大廈里，急急走上僕人苦力推銷員所用的後樓梯，灰色水泥樓梯，黑鐵闌杆，兩旁夾着灰色水泥牆壁，轉角處堆着紅洋鐵桶與冬天的沒有氣味的灰寒的垃圾。一路走上去，沒遇見一個人; 在那陰風慘慘的高房子裡，只是往上走。
後來離鋼琴的苦難漸漸遠了，也還聽了一些交響樂，(大都是留聲機上的，因為比較短)總嫌裡面慷慨激昂的演說腔太重。倒是比較喜歡十八世紀的宮廷音樂，那些精緻的Minuet，尖手尖腳怕碰壞了什麼似的——的確那時候的歐洲人迷上了中國的瓷器，連房間家具都用瓷器來做，白地描金，非常細巧的椅子。我最喜歡的古典音樂家不是浪漫派的貝多汶或簫班，卻是較早的巴黑。巴黑的曲子並沒有宮樣的纖巧，沒有廟堂氣也沒有英雄氣，那裡面的世界是笨重的，卻又得心應手：小木屋裡，牆上的掛鍾滴搭搖擺;從木碗裡喝羊奶; 女人牽着裙子請安; 綠草原上有思想着的牛羊與沒有思想的白雲彩; 沉甸甸的喜悅大聲敲動像金色的結婚的鐘。如同勃郎寧的詩里所說的：
上帝在他的天庭里，
世間一切都好了。
歌劇這樣東西是貴重的，也止於貴重。歌劇的故事大都很幼稚，譬如像妒忌這樣的原始的感情，在歌劇里也就是最簡單的妒忌，一方面卻用最複雜最文明的音樂把它放大一千倍來奢侈地表現着，因為不調和，更顯得吃力。「大」不一定是偉大。而且那樣的隆重的熱情，那樣的捶胸脯打手勢的英雄，也討厭。可是也有它偉大的時候——歌者的金嗓子在高壓的音樂下從容上升，各種各樣的樂器一個個惴惴懾伏了;人在人生的風浪里突然站直了身子，原來他是很高很高的，眼色與歌聲便在星群里也放光。不看他站起來，不知道他平常是在地上爬的。
外國的通俗音樂，我最不喜歡半新舊的，例如《一百另一隻最好的歌》，帶有十九世紀會客室的氣息，黯淡，溫雅，透不過氣來——大約因為那時候時行束腰，而且大家都吃得太多，所以有一種飽悶的感覺。那裡的悲哀不是悲哀而是慘沮不舒。《在黃昏》是一支情歌：
在黃昏，想起我的時候，不要記恨，親愛的——
聽口氣是端方的女子，多年前拒絕了男人，為了他的好，也為了她的好。以後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她一個人住着，一個人老了。雖然到現在還是理直氣壯，同時卻又抱歉着。這原是溫柔可愛的，只是當中隔了多少年的慢慢的死與腐爛，使我們對於她那些過了時的邏輯起了反感。
蘇格蘭的民歌就沒有那些邏輯，例如《蘿門湖》，這支古老的歌前兩年曾經被美國流行樂隊拿去爵士化了，大紅過一陣：
你走高的路罷，
我走低的路……
我與我真心愛的永遠不會再相逢，
在蘿門湖美麗，美麗的湖邊。
可以想象多山多霧的蘇格蘭，遍山坡的heathe-r①，長長地像蓬蒿，淡紫的小花浮在上面像一層紫色的霧。空氣清揚寒冷。那種乾淨，只有我們的《詩經》里有。
一般的爵士樂，聽多了使人覺得昏昏沉沉，像是起來得太晚了，太陽黃黃的，也不知是什麼時候，沒有氣力，也沒有胃口，沒頭沒腦。那顯着的搖擺的節拍，像給人捶腿似的，卻是非常舒服的。我最喜歡的一支歌是《本埠新聞里的姑娘》，在中國不甚流行，大約因為立意新穎了一點，沒有通常的「六月」，「月亮」 「藍天」，「你」：——
因為我想她，想那
本埠新聞里的姑娘
想那粉紅紙張的
本埠新聞里的
年青美麗的黑頭髮女人。
完全是大城市的小市民。
南美洲的曲子，如火如荼，是爛漫的春天的吵嚷。夏威夷音樂很單調，永遠是「吉他」的琮琤。 仿佛在夏末秋初，蓆子要收起來了，掛在竹竿上曬着，花格子的台灣席，黃草蓆，風捲起的邊緣上有一條金黃的日色。 人坐在地下，把草帽合在臉上打瞌��。不是一個人——靠在肩上的愛人的鼻息咻咻地像理髮店的吹風。極單純的沉湎，如果不是非常非常愛着的話，恐怕要嫌煩，因為耗費時間的感覺太分明，使人發急。頭上是不知道倦怠的深藍的天，上下幾千年的風吹日照，而人生是不久長的，以此為永生的一切所激惱了。
中國的通俗音樂里，大鼓書我嫌它太像賭氣，名手一口氣貫串奇長的句子，臉不紅，筋不爆，聽眾就專門要看他的臉紅不紅，筋爆不爆。《大西廂》費了大氣力描寫鶯鶯的思春，總覺得是京油子的耍貧嘴。
彈詞我只聽見過一次，一個瘦長臉的年青人唱《描金鳳》，每隔兩句，句尾就加上極其肯定的「嗯，嗯，嗯，」每「嗯」一下，把頭搖一搖，像是咬着人的肉不放鬆似的。對於有些聽眾這大約是軟性刺激。
比較還是申曲最為老實懇切。申曲里表現「急急忙忙向前奔」，有一種特殊的音樂，的確像是慌慌張張，腳不點地，耳際風生。最奇怪的是，表現死亡，也用類似的調子，氣氛卻不同了。唱的是：「三魂渺渺，三魂渺渺，七魄悠悠，七魄悠悠;閻王叫人三更死，並不留人，並不留人到五更!」忒楞楞急雨樣的，平平的，重複又重複，倉皇，嘈雜，仿佛大事臨頭，旁邊的人都很緊張，自己反倒不知道心裡有什麼感覺——那樣的小戶人家的死，至死也還是有人間味的。
中國的流行歌曲，從前因為大家有「小妹妹」狂，歌星都把喉嚨逼得尖而扁，無線電擴音機里的《桃花江》聽上去只是「價啊價，嘰價價嘰家啊價……」外國人常常駭異地問中國女人的聲音怎麼是這樣的。現在好多了。然而中國的流行歌到底還是沒有底子，仿佛是決定了新時代應當有新的歌，硬給湊了出來的。所以聽到一兩個悅耳的調子像「薔薇處處開」，我就忍不住要疑心是從西洋或日本抄了來的。有一天深夜，遠處飄來跳舞廳的音樂，女人尖細的喉嚨唱着：「薔薇薔薇處處開!」偌大的上海，沒有幾家人點着燈，更顯得夜的空曠。我房間裡倒還沒熄燈，一長排窗戶，拉上了暗藍的舊絲絨帘子，像文藝濫調里的「沉沉夜幕」。絲絨敗了色的邊緣被燈光噴上了灰撲撲的淡金色。帘子在大風裡蓬飄，街上急急駛過一輛奇異的車，不知是不是捉強盜，「嘩!嘩!」銳叫，像輪船的汽笛，淒長地，「嘩! 嘩……嘩! 嘩!」大海就在窗外，海船上的別離，命運性的決裂，冷到人心裡去。「嘩!嘩!」漸漸遠了。在這樣兇殘的，大而破的夜晚，給它到處開起薔薇花來，是不能想象的事，然而這女人還是細聲細氣很樂觀地說是開着的。即使不過是綢絹的薔薇，綴在帳頂，燈罩，帽沿，袖口，鞋尖，陽傘上，那幼小的圓滿也有它的可愛可親。
(選自《流言》)
賞析
張愛玲這個名字，青年讀者或許是陌生的。這也難怪，建國以後出版的文學史，對這位女作家隻字不提，致使許多青年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曾有過這樣一位傑出的女作家。與此相反，海外文學界對這位四十年代的上海最著名的作家卻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甚至還形成了一批酷愛讀張愛玲作品的「張迷。」近兩年，隨着國內的改革開放形勢和文學界的「撥亂反正」，張愛玲的作品重新與讀者見面，並受到廣泛的歡迎。但大部分讀者也只是閱讀了她的小說，對她的散文卻不甚瞭然。事實上，張愛玲不僅是位卓越的小說家，也是一位一流的散文大家。
《談音樂》選自張愛玲的散文集《流言》，這是一篇極有特色的散文佳作，具有鮮明的個性色彩和獨特的藝術感覺。我們盡可以不同意張愛玲對音樂的看法，但不能不為她精湛的描寫和那不同凡響的藝術感覺而嘆為觀止。「我不大喜歡音樂。」 由一個不大喜歡音樂的人來談音樂本身就是一件奇事。且讓我們來看看她為什麼不喜歡音樂。張愛玲將音樂和顏色與氣味相比較，說明自己為什麼喜歡顏色和氣味，不喜歡音樂。「顏色與氣味常常使我快樂，而一切的音樂都是悲哀的。」 為了證實這個感覺，張愛玲先是津津樂道地描述起日常生活中各種顏色與氣味所給予她的種種樂趣。接着作為對照，又分門別類地描寫了各種音樂給予她的感覺。雖然是談論音樂，但張愛玲摒棄了通常用來形容音樂的那些陳詞濫調，而代之以新穎生動的比喻。凡啞林(小提琴)的聲音被她比喻成「水一般地流着，將人生緊緊把握貼戀着的一切東西都流了去了。」胡琴的聲音在她聽來「雖然也蒼涼，到臨了總像是北方人的『話又說回來了』，遠兜遠轉，依然回到人間。」而對交響樂的形容又可謂別出心裁，「那是浩浩蕩蕩五四運動一般地沖了來，把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變了它的聲音，前後左右呼嘯嘁嚓的都是自己的聲音，人一開口就震驚於自己的聲音的深宏遠大;又像是在初睡醒的時候聽見人向你說話，不大知道是自己說的還是人家說的，感到模糊的恐怖。」音樂是一門抽象的藝術，用語言來形容音樂往往會詞不達意，不能準確地表達出音樂的形象。但張愛玲卻棋高一着，她展開了豐富的想象力，成功地運用了「通感」的藝術手段，將音樂這一抽象的聽覺印象轉化為現實生活中具體的、可感的、人們熟悉的生活場景，從而生動形象且又貼切地表達了自己對音樂的感覺。
張愛玲不大喜歡音樂，並不等於她不熟悉音樂，她和音樂的關係可謂「淵源流長」。在《談音樂》中，她回憶起八九歲時接觸音樂的情景和自己學鋼琴的歷史。事實上，張愛玲並不是不喜歡所有的音樂，有些音樂她還是比較喜歡的，如巴赫 (十八世紀德國作曲家)的作品、蘇格蘭的民歌、上海的申曲(即今日的滬劇)等。為什麼喜歡這些而不喜歡另外一些音樂，張愛玲都作了極為形象生動的描繪。而這些精湛的描寫之所以能夠成立，首先是因為張愛玲熟悉各類音樂，她有資格談論音樂的長短與優劣之處，其次，是由於她具備了機敏細膩的藝術感覺，善於將抽象的時間性的音樂轉化為具體形象的空間之物，加之詼諧調侃的口吻，生動新奇的比喻，令人過目之後經久難忘。
張愛玲的《談音樂》，寫得從容不迫，細緻有加。女性所特有的細膩和絮語在張愛玲的筆下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在她的作品裡，幾乎找不到倉促和草率的痕跡，一切都是那麼有條不紊、面面俱到，連一個細節也不輕易放過，而是極盡描寫之能事。由於張愛玲擅長將陳舊的事物化為新鮮的經驗傳達給讀者，因而，她的「嘮嘮叨叨」不僅不使人膩煩，反而給人帶來無窮的樂趣與盎然的興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