謁陵
作品欣賞
中山門外通向紫金山下的中山陵的路，怕是南京所有的最好的一段公路吧。水門汀面得很平坦，打掃得也很乾淨。兩旁的路樹，樹皮青色而有些白暈，不知道是阿嘉榎還是白樺。剪齊了的頭迸發着青蔥的枝葉，差不多一樣高，一樣大，正是恰到好處。
在我是九年不見了，一望的松木已經快要成為蓊鬱的林子了。空氣新鮮，含孕有相當濃烈的臭氧的香味。
九年前，正當淞滬戰事很緊張的時候，我曾經來過陵園兩次。但兩次都失掉了謁陵的機會。一次是在雨中，一次卻遇到空襲。今天多謝八天的休戰延期，更多謝費德杯博士開了汽車來做伴，我們一道來謁陵。
中山陵的樣式，聽說是取象於自由鐘。從地圖上看來確實有那樣的味道。陵場的規模宏大，假使在飛機上鳥瞰，鐘形一定了如指掌，但從平地望上去卻是很容易忽略的。鐘口是向着上面的，我不知道，設計的當時設計者究竟是怎樣的用意。這樣豈不是倒置了嗎？自由鐘應該向着人間，為什麼向着天上？中山先生是執掌自由鐘的人，陵墓應該安置在鍾柄上，為什麼反而安置在鐘口上去了？這用意我實在不明白。
陵場基地是用水門汀面就的，呈出白色。碑亭陵寢等一切的建築都是白壁青瓦。毫無疑問是象徵着「青天白日」。宏大的碑亭裡面的一通宏大的石碑刻着：「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中山先生於此」。文字很簡單而有力。這可表明中山先生所受的是黨葬了。從「黨權高於一切」的觀念來着想的話，或許正是應該。但作為一個中國的公民的我，我感覺着中山先生是應該膺受國葬或人民葬才合式。假使碑文能改為「國父孫中山先生之墓」，那不會更簡單而有力嗎？我在腦子裡畫了一個圖案，想把那倒置的自由鐘再倒過去。墓地不用白色的水門汀，而改為紅色的大理石，象徵着「青天白日滿地紅」。那樣或許和中山先生的博大的精神，崇高的功業，更相配稱吧？
虔誠地在陵墓的坡道上走着，一面走，一面浮泛着一些印象式的，或許是不應該有的思索。
陽光相當強烈。到了郊外來，紫外線更加豐富，又是走的上坡路，雖然有不斷的清風滌盪，總感受着熱意的侵襲。謁陵的人差不多都把外衣脫下了，但我為保持我的虔敬，我連我中山裝的領扣都沒有解開。
日本鬼還算客氣，對於陵廟還沒有過分的摧殘，聽說僅在西北角上有了一些破壞，都已經修補好了。在陵廟下的一段平台上安置着一對大銅鼎，左右各一，顯然是被日本人移動過的。左手的一隻在腹部有一個炮彈的窟窿，這更表明日本人曾經移到什麼地方去作過試炮彈的靶子的。
陵堂有兵守衛。右側進門處有題名簿，讓謁陵者題上自己的名字。中山先生穿着國服的大理石像正坐在中央，我們走到像前去行了最敬禮，並默念了三分鐘。我感覺中山先生的周圍孤單了一點，假使每天每天有不斷的鮮花或禾穗奉獻，列陳在四周，或許會更有生意的吧？守衛如能換成便服，或許也會更適當一些的吧？
靈堂的內部非常樸素，兩側和後壁的腰部嵌着黑色大理石，刻着國父手書的《建國大綱》和其他文字，都是填了金的。這些便是唯一的裝飾了。可惜中國的雕刻界還不甚發達，在我想來，四壁如有浮雕，刻上中山先生的生平，主要的革命戰役，應該是題內所應有的文章吧。這些是容易做到的事，在將來或許也會逐漸實現的。
步出陵堂，居高臨下，眼前一望的晴空，大自然正在濃綠季中。但一接觸到袒呈在右手前面的南京城市，卻不免在自己的眼前罩上了一層無形的薄霧。由高處看都市，本來是最不美觀的，沒有十分建設就緒的南京市，愈加顯見得是瘡痍滿目。但我又一回想，制止了我的感傷。中山先生無疑是更喜歡那急待拯救的人間的，他是人民革命家，他不會長久陶醉於自然風物裡面，而忘記了人民。自然地又聯想到了列寧墓所在地的莫斯科紅場。墓是紅色大理石砌成的，與人民生活打成了一片。或許中山先生是更喜歡那種作風的吧？……
襯衫已經濕透了，謁陵既畢，我想是可以解衣的時候了。在步下陵道的時候，我便脫下了我的中山裝。費博士卻忠告我：那樣是會着涼的。我又只好穿上了。
順便又參觀了明陵。那些石人、石獸的行列很有古味。石獸中的一個被人打碎了。費博士說：他前次來時都還是完整的。這不知道又是什麼人的惡作劇了。石獸中有麒麟、馬、駱駝、象等，兩兩相對，或跪，或立，體態凝重，氣韻渾厚，實在是值得加意保護的東西。所有的石象，身上都塗過青綠，已經斑駁了。象與象之間有嫩松栽植成行。這些大約是為避免成為轟炸的目標，在敵偽時代所造下的偽裝吧？
廖仲愷先生的墓就在明陵的西邊，我們也去參拜了。墓場的結構樸素而莊重，建築時一定是費了苦心的。可惜保衛得不周密，頗呈荒蕪的景象。有些地方頹敗了，並未加以修理。墓場全體，在一切的石質和水門汀上也都是塗過青綠的，不知是誰呈獻在墓前的花環，已經老早枯槁了。
——仲愷先生假如不遭暗殺，中國的情形或許又會兩樣吧？這樣的感想不期然地又浮漾了起來。
可詛咒的卑劣萬分的政治暗殺！
可悲痛的多災多難的中國人民！[1]
作者簡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於四川樂山沙灣。本名郭開貞，字鼎堂，號尚武，乳名文豹，筆名除郭沫若外，還有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等，中國現代作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 。1914年1月，赴日本留學。1915年，進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1918年，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1919年，組織抵日愛國社團夏社；同年，創作詩歌《抱和兒浴博多灣中》《鳳凰涅槃》等。1921年8月，詩集《女神》出版。1923年，完成歷史劇《卓文君》、詩歌戲曲散文集《星空》。1924年，完成歷史劇《王昭君》。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完成論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歸國參加抗戰，在上海主辦《救亡日報》。1938年4月，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1941年12月，寫成五幕歷史劇《棠棣之花》。1942年，完成歷史劇《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1943年，完成歷史劇《南冠草》。1944年寫《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10月，任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10月19日，任中國科學院院長。1953年，當選第二屆中國文聯主席。1958年，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1959年，完成歷史劇《蔡文姬》。1960年1月，完成歷史劇《武則天》；同年，當選第三屆中國文聯主席。1969年，完成論著《李白與杜甫》。1973年，論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1978年，當選第四屆文聯主席；6月12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