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打造的世界
內容簡介
一塊1896年鑄造的墨西哥銀元，輾轉成為江西山區革命根據地流通的貨幣
更賣力、更長時間地工作，對糖、煙草等非必需品的欲望促生了「勤勞革命」
口香糖的國際大流行，靠的是墨西哥采樹膠的瑪雅人和其他勞動者付出的血汗
稀土金屬作為日益重要的戰略物資，其市場為何由中國支配且難有真正競爭者
92篇小史|40年研究精髓|熱銷20餘年|新版增修15萬字
世界歷史協會最佳著作獎、費正清獎、湯因比獎得主——彭慕蘭
拉美史、全球貿易史專家——史蒂文·托皮克
不平等、罪惡稅、穀物全球化、能源轉型、生態破壞……
梳理當今世界紛亂來源，剖解「全球化」積累效應
貿易如何興起？以什麼方式傳播？又將如何影響人類的社會生活及其個體命運？貿易常常給全球化和商品化，以及人類社會發展帶來不可預計的後果。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發展、突變，新觀念革命都與貿易相關。貿易將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人聯結在一起，促成了全球化，同時也改變了各地的自然世界、社會世界。從某種程度上說，是貿易打造了今日的世界格局。貿易史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部世界史。
本書以「貿易」為主線，分為七個章節，從市場的形成、運輸手段、致癮性食品、移植、暴力、現代市場、世界貿易工業化及去工業化等方面論述了貿易與法律、文化、革命、技術科技等等之間的關係，並描繪出一幅人類社會發展歷程畫卷。
本書由彭慕蘭與托皮克在《世界貿易雜誌》（World Trade Magazine）寫給讀者的小文章精心編選、集結而成。彭慕蘭精通中國史、東亞史，托皮克精通拉美史，本書綜匯了他們蕞新的研究成果，如書中對什麼時候由商人發動戰爭效率蕞高、貿易如何使鳥糞變成黃金、擁有蕞大艦船的明朝為什麼未能贏得海上霸權、華爾街如何使美國的金融霸業落空等問題，都提供了別具洞見的答案。語言風趣生動，引人入勝。
本書自出版以來，已常銷20餘年。第4版增訂了近10萬字內容，譯文也經全面修訂，新增章節主要涉及印度洋商品迴路、罪惡稅、煙草、世界史浪潮、早期旅行家、穀物、口香糖、勤勞革命、稀土金屬等當下熱門話題。
作者簡介
Kenneth Pomeranz
著名歷史學家，曾任美國歷史學會會長（2013—2014），「加州學派」代表人物。1980年於康奈爾大學獲學士學位，1988年於耶魯大學獲博士學位，師從史景遷。現任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腹地的構建——華北 內地的國家、社會和經濟（1853—1937）》（榮獲1994年費正清獎）、《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榮獲2000年費正清獎、2001年世界歷史協會年度圖書獎）、《貿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會、文化與世界經濟》（與史蒂文•托皮克合著）等。2021年榮獲湯因比獎。
Steven Topik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歷史學系教授，研究方向有：拉美史、世界貿易史、咖啡經濟史等。主要著作包括：《巴西的政治經濟學：1889—1930》《貿易與炮艇：帝國時代的美國與巴西》《全球市場的轉變：1870—1945》（與艾倫•威爾斯合著）等。
譯者簡介
台灣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現專職翻譯。主要譯作有：《維梅爾的帽子：揭開十七世紀全球貿易的序幕》《哈布斯堡的滅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奧匈帝國的解體》《天國之秋》等。
原文摘錄
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人類買入某物或將該物送人，除了儘可能滿足自己的物質享受，有時還藉此表明他的身份或他對這種身份的想往，表明他與別人的社交關係或他對這種社交關係的想往。 經商要想成功，不僅要懂得積累財富，也要不吝於花費，竭盡所能節省開銷並非總是上策。 欲保護那些地區的土著、少省來植亂的成本。滿洲是滿族的發地，滿族就靠着在那裡練就的精騎術、武藝入中原，建立清朝，因此清朝政府保護該地、不讓外入進去。外，滿洲出產人參，那是皇家所家斷、有利可圖的商品。移民滿洲會改種大豆、小麥，或許能増加糧食生產、眼飽人民，但無助於增加皇帝的私人財庫（在美洲，情形相反、通常是殖民地的作物，糖、煙草、啡之類，占對外貿易的大宗對政府稅收的黃獻大毛和普）。
書評
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曾有一個著名的隱喻「無形的手」（invisible hand），意指個人應用其資本來追逐其私利的行為，會在無意識中增進整體的社會效益。這一隱含着基督教神學色彩的短語，在後來廣為人知，常被用以指代市場機制的魔力：只要我們順應這樣的市場規律，就能將個體零散、自發的行為導向一個非意圖的宏大秩序中——在許多人看來，這個五六百年來不斷加速的圖景就是全球化。
美國史學家彭慕蘭與史蒂文·托皮克在其合著的《貿易打造的世界》一書中，描述的正是貿易如何使我們的星球上不同地方的人日漸連成一體的。不過，與亞當·斯密那種注重經濟學規律和社會秩序的樂觀不同，他們在書寫中潛藏着一些質疑：是誰、以什麼方式應用其資本，又是如何追逐其私利的？整體的社會效益又是對誰而言？作為在研究生時深受「自下而上的歷史」觀念影響的一代，他們的視角更關注對普通人生活和感受的理解，無法因經濟學的「客觀規律」就忽視歷史上「血腥的手和那隻不可見的手往往狼狽為奸；甚至，往往這兩種手為同一軀體所有」（本書頁280）。或許可以這麼說，「無形的手」向來也是「無情的手」。
市場機制打造的世界 雖然書名題為「貿易打造的世界」，但確切地說，現代世界是由市場機制打造的。貿易自古就有，但直到15世紀誕生於西歐的一種新型市場機制，才急劇改變了世界的面貌。雖然這些闖入到世界各地的歐洲白人也是「做生意」，但其內在驅動機制卻全然不同，這正是應予釐清的一個關鍵點。
對此，書中也有交代：市場一直都是社會力量所建構的，其有效運作有賴於人們在度量衡、價值、支付方法、合約等規範方面具有一定的共識；更進一步說，人們在交易物品時，不僅是為了物質享受，常常也是為了獲取社會聲望或增進社會關係，經濟活動本身就是社會行為。根據馬凌諾夫斯基等人類學家對禮物的研究，在原始社會中，經濟活動從來都是深嵌入社會運作機制中的一環，社會和經濟之間絕難清晰地予以劃分——就像婚姻中的彩禮如果說成是購買新娘的費用，雙方都會視為難以容忍的侮辱。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在《石器時代經濟學》中明確指出，「所有的交換，都表現出社會交往的某些方面，在考慮交換物質層面的同時，也不能忽略它們的社會層面」，在原始社會中完全不存在充滿競爭、價格壟斷的市場，因而「資本主義並不是人類歷史上與生俱來的經濟方式，而人類社會更普遍的經濟方式也不是資本主義」。
這些看似屬於常識，但對古典經濟學來說卻是全新的認識。因為經濟學的前提假設就是存在一個獨立分化且自我規範的經濟領域，在其理想型的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下，貿易是一種純粹的利益交換關係，每個人都在市場競爭中獨自尋求自我利益的實現。但自1970年代以來，人類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視角的研究開始強調：經濟活動不是一個絕然獨立的領域，而是社會文化序列中一個不可分割的領域。
這解釋了為什麼所有社會都有內外部貿易，但很多特定商品直到西方經濟活動介入後才成為全球化商品。例如咖啡在1690年代之前僅栽種於也門的三個特定產區，其發源地埃塞俄比亞在20世紀之前從未對外出口咖啡；南美洲的古柯雖然栽種、採收技術十分簡單，但它最初也只生長於特定的生態區域，且對印加人而言是「神聖植物」，在宗教儀式和醫療中有重要意義，卻並非拿來換錢的商品。中國的茶葉雖然在明清時期已在一定程度上商品化，但其生產仍依賴不同的產區，是「特產」而沒有「品牌」，最上品的物產通常還是用以進貢的。
西方資本主義市場體制的特殊之處在於：當它發現市場機會時，有一種強大的創造利潤的內在驅動力。這乍看好像沒什麼稀奇，誰不喜歡錢？但在傳統世界裡，絕大多數社會裡的人們的確認為有許多東西都比錢更重要：北美印第安人辦夸富宴來獲得社會聲望；佛教社會強調散財多做功德；中國人則覺得獲得科舉功名比賺錢更能光宗耀祖，因而有錢人家還會捐納個官來當。換言之，對這些社會來說，賺錢只是達成其它目的的手段，但在資本主義價值觀下，利潤最大化本身就是目的。不僅如此，當時的西歐還出現了一種基於個人主義的市場競爭機制，一旦發現市場機會，就有很多人奮不顧身地投入其中，只要能撈一票，哪怕走遍全世界。
無論哪種商品，要獲得暴利，背後遵循的邏輯都是一樣的：它最好成本很低，獲利空間巨大，需求旺盛，且自己直接掌控從生產到流通的所有環節，將產生的利潤都收入自己囊中。各地的淘金熱、對野牛等野生物種的濫捕、秘魯鳥糞的瘋狂採挖、巴西海岸森林的毀滅，說到底無非是因為這些自然出產的資源，人們無須付出任何「成本」卻有巨大利潤，而後人承受的代價有多大，他們根本無暇顧及。除此之外，早期的熱門商品如香料、糖、茶、咖啡、橡膠等，無不是在歐洲有着巨大利潤的大宗商品；而它們之所以利潤高，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它們都不能在歐洲本土生產，原產地遙遠而產量極小，且須經過中間商的重重盤剝。
就像現代的「進口替代」戰略一樣，當時歐洲資本主義者的思路也是一樣的：自己來生產這些替代品以打破壟斷，降低價格。為此可以採取種種辦法：葡萄牙人直航印度，繞開中間商直接購買香料；荷蘭人直接占領原產地香料群島；將咖啡、茶樹、橡膠等樹苗從原產地偷運出來，在自然條件相近的殖民地大面積種植；但最具革命性的，則是葡萄牙人開創的模式：在非洲殖民地強制黑人奴隸勞工生產糖，這是現代工廠的最早雛形，自此歐洲人不僅能以低廉成本獲得商品，而且還能穩定持續地生產出來。當然，對像中國這樣既無法直接占領、又難以打破其壟斷的大國，英國人除了進口替代（自行研發瓷器、並在印度種植茶園）外還有最後一招：輸入鴉片來抵消其大額逆差。
相比起來，明清時代的中國雖然也參與國際貿易，但這種貿易形態並未從社會文化體系中脫嵌出來——在晚清朝貢制度遭全面破壞之前，貿易的考慮從未凌駕於政治、文化因素之上。在中國市場內部，鹽、瓷器等重要物質的生產均由官府掌控，或實行專賣，或有官窯專供御用；在對外貿易上，中國市場感興趣的往往是某種「文化性商品」：如燕窩、魚翅、人參、檀香木等只有特定文化中的人才會消費的物品。這一點本書雖未提及，但彭慕蘭並非不知，至少他在《大分流》中也提及「搜尋檀香和其他在中國受到珍視的異國風味的輸入品對眾多太平洋島嶼造成了極大的生態破壞，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只是當開往中國的船隻開始裝滿鴉片時，它們才得到了解救。」這些物品除了胡椒外，大多都是採集而非種植、養殖的，而且脫離了中國文化的情境就很難理解。晚清郭連城在其《西遊筆記》中記載遊歷意大利時被人好奇地問：「聞貴處盛饌必有燕窩，夫燕窩既無厚味，又多資價，而貴處相習成風，亦可怪矣。」實際上，最早與中國進行貿易的美國人也有類似的想法，他們發現中國人對美國的商品大多興趣缺缺，但卻深信人參的療效，雖然在美國人看來這僅是一種迷信，但他們樂於利用這一迷信，向中國市場大量輸入西洋參。
從這些方面來看，中國傳統的貿易並未從文化和政治體制中自主分化出來，對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來說，像燕窩這樣的珍品，其提供與消費體現的是一種身份地位和雙方的權力關係，至於燕窩本身究竟有多少營養是次要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雖然有市場需求、甚至也有伍秉鑒這樣富可敵國的行商，但他們無一例外地滿足於自己在特定製度中的位置，從未謀求以自己的資本投入，去直接掌控海外的生產和進口替代，以牟取利潤最大化。這不僅是因為這些中國商人缺乏政治力量的支持進行海外冒險，還因為像燕窩、檀香木這樣的物品，其價值就在於其珍稀性，也沒有一個社會中產階級可以從中創造出廣泛的市場需求來。
破壞性即創造性 理解了市場機制的這些特點，就能理解它在近代出現時，為何能如此強大、又如此具有破壞性。一言以蔽之，那都是因為這一套機制原本就是中立的、非人格化的，就像貨幣在流通中越是如此，就越是勢不可擋；當它這樣推行開來之後，原先世界各地那種社會、政治、經濟緊密聯結的機制就首先遭到了全面破壞——這就是朝貢體制為何在近代中西遭遇中首當其衝被強力廢除的原因。
與此同時，原先那種不同地方的貿易群體各自分工的默契也逐漸消亡了。近代之前的跨國貿易常常依賴某些特殊的離散性貿易群體，例如印度的帕西商人和南洋的福建人，他們可以在同鄉群體內依靠天然紐帶所賦予的信用從事經濟活動，在名譽和家鄉地位對個人行為還有強大約束力的時代，僅此就能讓人按誠信做生意。但西方的新機制截然不同：它遠道而來的目的就是繞過中間商包攬利潤，因而在能做到這一點的時候絕不手軟，只有在初期不得已時才採取融入當地社會的妥協做法。不僅如此，西方市場競爭的理想型便是一種個人權利得到保障的充分競爭，因而正如薩林斯所言，「每個人都要獨自面對自我的欲望，而在原始貿易中，每個人都要照顧貿易夥伴的期求」。換言之，在利益最大化的衝動下，這些新來的西方殖民者傾向於打破傳統默認的互利慣例，而想要不顧一切地實現自己的目的。
在西方的堅船利炮和商品的雙重入侵下，原本那些區域性的貿易網絡逐一瓦解，自足與互利的伊甸園一去不復返，自此全世界連成一體，外面那個不知其面目的「世界市場」的微小波動，可能就會影響到你的飯碗。隨着這一變化到來的，便是世界的加速流動：起初是商品，隨後是人員、資金、信息和思想。雖然這一過程一直在進行中，但正如德國學者于爾根·奧斯特哈默在《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中證明的，只有到19世紀才出現了鐵路等空前強大的基礎設施技術，使得流通的規模驟然增大，流通速度加快，這衝決了世界各地處於相對封閉狀態中的傳統社會，使他們如夢初醒地發現自己原先的生活再也無法持續下去了。
在這樣大規模破壞的基礎上，新的統一標準才能得以建立。無論是米制的度量衡還是時區制，都是在19世紀得到貫徹，這恐怕並非偶然。值得注意的是，流通的加速不僅使時間、距離的阻隔消失，傳統的中間商衰敗，在很大程度上可能還加速了社會的動員並加劇了衝突——這種感受，晚清時的中國人應該感受尤為痛切。這種時空壓縮的危機感就好像原本遠在天邊、對你的平靜生活無從干擾的外星人，忽然帶着武器出現在你家門口一樣，使得人們在驚慌中急迫地行動起來，原本避免衝突的距離感也以極快的速度日漸消失。
在此，書中反覆強調的是：新技術、新事物的引入，常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鐵路在19世紀被視為推進現代化進程的利器，然而在1910年就已擁有世界上第四大鐵路網（鐵軌總長占全亞洲85%）的印度，卻未能迅速躋身現代社會，且鐵路本身也獲利微薄，實在令當時的歐洲人大惑不解。原因可用一句話概括：印度的鐵路系統原本就不是市場機制的產物。它的很多線路最初的建設目的是為了輸送軍隊或救荒，英國殖民政權又向投資鐵路建設者提供絕不虧本的保障，凡難以獲利的線路就由印度納稅人補貼不足。這種不平等的政治結構所施加的干預，使得英國金融資本家穩賺不賠，而技術等又由英國提供，根本未促進印度本地的發展。換言之，從印度本身來說，這是「並非自己想要」卻過早被迫掏錢來買入的一個奢侈品。這呼應了全書的另一個關鍵論點：市場的運作並不按經濟學理想模型的純粹利益交換來，政治和軍事手段從來都不袖手旁觀，「全球化的過程，並非一直是由經濟主導，政治、文化因素有時也扮演主導角色」——值得補充的是，這裡還遺漏了宗教的因素。
這誠然是對以往傳統觀點的修正，但卻很容易繞回到另一個難題上來：如果西方模式下經濟活動「其實也不例外」地和政治、文化、社會因素結合在一起，那麼為何是西方率先實現了現代化？像中國可能自發產生資本主義嗎？身為加州學派的歷史學家，兩位作者的回答似乎是肯定的，至少彭慕蘭在《大分流》中就討論了清代江南地區和英格蘭哪個更有可能現代化的問題。這的確可以深化我們對歷史豐富可能性的認知，但無疑削弱了西方資本主義模式的特殊性。以我們現在對中國歷史的了解，在朝貢體制下中華帝國政治力量對經濟活動的控制，市場力量決難自發分化出來萌生資本主義，也無從在那個年代以中國自身的貿易機制打造出一個全新的世界來。不論好壞，我們正是憑藉着市場機制的無情力量，才打破了傳統社會這個雞蛋，嘗到了現代化這個煎蛋。至於你覺得這是破壞還是創造，那就要看你更看重什麼了。
已刊2018-03-27《經濟觀察報》書評版 勘誤： p.27：[萊佛士1819年創立新加坡]在那二十五年後，在上海創辦國際租界的洋人：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應譯為「上海公共租界」，1863年由英美租界合併而成的，上海英租界1845年成立，確切來說也不是二十五年；此處原文應是quarter century，按中文習慣似作「二十多年後」為宜 p.35：清朝認為，暹羅國將稻米運到廣東(而非運來糖乃至鴉片之類無用、奢侈的商品)，乃是「很文明的行為」，為示嘉許，清朝更形擴大貢品貿易(暹羅人為此受益更甚於稻米運輸業者)：此處譯文所謂「很文明的行為」，按傳統話語應是「輸心向化之誠」，見《清史稿》卷五二八暹羅傳：「雍正二年十月，廣東巡撫年希堯陳暹羅運米並進方物，詔曰：『暹羅不憚險遠，進獻穀種、果樹及洋鹿、獵犬等物，恭順可嘉。壓船貨物概免徵稅，用獎輸心向化之誠。』六年，帝諭暹羅商船運來米穀永遠免稅。」 p.44：圖例「17-18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及其他歐洲國家位於印度洋區域的聚據點分布圖」：從圖上英文看，分明應是葡萄牙在印度洋掌握海權的時代 p.126：加爾各答、倫敦兩地的個體戶貿易商：p.129譯成「國家商人」，原文應是country merchant，確可譯成「國家商人」，指英帝國在亞洲的私商，有時也作「港腳商人」，似宜統一 p.159：譯註：公元805年，日僧最澄到浙江天台山國清寺學佛，帶回茶籽種植於日本的賀滋縣，是為茶葉傳入日本之始。按，應作「滋賀」，當時確切地說是近江國滋賀郡；又，此是茶種傳入日本之一說，一般多認為榮西禪師（1141-1215）才是茶種傳入日本的初祖 p.161：茶終究取代琴酒和啤酒，成為英格蘭的國民飲料：此處「琴酒」原文應是gin，大陸一般譯為「杜松子酒」 p.216：薩特前往阿拉斯加的西特卡省（Sitka，當時為俄國一省）：確切地說，錫特卡當時是俄屬美洲的首府，並非一省 p.236：誠如《民族》（The Nation）雜誌所指控的，兼併夏威夷是「兼併糖，是為了糖，是透過糖」：原文想應是戲仿林肯的名言(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似應譯作「屬於糖、透過糖、為了糖」 p.256-257：在從前的阿桑特（Asante）王國……此地在1898年之後是英屬加納（Ghana）的一部分：大陸一般譯為「阿散蒂」 p.300：蘇碌蘇丹國（Sultanate of Sulu）：蘇祿 p.319：以牙買加為基地的拉斯·塔法里運動：Rastafari是一個詞，中間不應有間隔號 p.323：四十年後，法西斯者的意大利兵力再次嘗試：此處原文想應是fascist Italian force，應譯作「法西斯主義的意大利軍隊」 p.333：在俄羅斯部分地區，茶塊曾充當貨幣：一般稱作「茶磚」 p.338：商標智慧財產權乃是19世紀所發明：大陸一般譯作「知識產權」，p.486便譯作「知識產權」 p.339：參照群體（reference growp）：group p.423：地圖上「日耳曼帝國」，此是20世紀初情形，通譯作「德意志帝國」 p.443：當地貴族和商人希望他們拿東印度科羅曼德爾（Coromandel）的紡織品買香料：科羅曼德爾在印度東海岸地區，鑑於此處所指是荷蘭人到東印度群島的情形，為免混淆，宜將「東印度」改為「印度東部」或「印度東海岸」 p.465：引入其他發明創新，包括世界上第一輛石油坦克。幾年之後（1878）：坦克的問世是1915年的事，似無可能前此四十年就出現「石油坦克」，原文當是oil tank，指儲油罐，tank一詞的本意便是「水箱」、「水罐」 p.471：1916年珀欣（Pershing）將軍：通譯「潘興」 p.475：沙特族（Al Sa』ud）阿拉伯人：嚴格地說是沙特家族統治的阿拉伯部落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