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和两个神话
两个神话与四个文化基因
贾宝玉有反抗,但很微弱,他只能做到那个程度。无论是石头或神瑛侍者,他们下凡都不是来改造这个世界,更不是要征服世界,而是羡慕红尘繁华,来享受(“受享”)人生。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来补天的。这就是贾宝玉的第四个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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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和两个神话与四个文化有什么联系
也有些学者把它叫做(仿)拟神话或者亚神话。这个神话中神瑛侍者和女娲补天所炼的那块石头具有哲学和艺术上的同一性。“瑛”字意思是“似玉之美石”,很美,像玉,不过本质上还是石头。而且神瑛侍者与那块补天之石一样,也不愿在天为神,“凡心偶炽”,下凡成了贾宝玉。所以这两个神话的共同之处是,石头是由于女娲所炼才通了灵性的,神瑛则在警幻仙子手下工作,所以都体现了以女性为中心的理念。但是还泪神话不是补天神话的翻版或简单补充,它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从对于贾宝玉的文化基因角度来说,主要是明确了他在天堂的身份和工作:他在西方灵河岸旁警幻仙子手下工作,虽然是神,不过级别较低,是个侍者,就是服务员。为谁服务呢?为花花草草浇水。从绛珠小草变成一个女孩来看,这个神话的核心是:暗示神瑛侍者伺候着众多女性。神瑛侍者虽然成了荣国府贵族公子贾宝玉,但他在包括许多丫头在内的少女们面前,依然扮演着“侍者”的角色。他住在“怡红院”,写诗填词题名“怡红公子”。“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往往代表女性,“怡”是愉快,在这里是使动用法,“怡红”就是使女性快乐。这就是贾宝玉的第三个文化基因。曹雪芹通过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要表达的是,男性要为女性创造一个能够施展才干的良好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使女性生活得愉快。这种对女性尊重、将女性置于与男性同等地位甚至更高的“怡红”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在当时18世纪中期的欧洲也处于前沿。
《红楼梦》第一回,通过脂砚斋的回前总评,曹雪芹表示这辈子见过许多异样女子,行止见识都比他强得多,所以要为“闺阁昭传”,为这些德才出众的女性立传,就是“颂红”。我们只要考察一下《红楼梦》的所有人物就不难发现,凡是同一辈份者,男的一律不如女的。贾府地位最高的是老祖宗贾母,是贾府第二代硕果仅存者。她年轻时比王熙凤还能干,而且人品显然比她好。贾府第三代“文”字辈最能干的不是一味好道的贾敬,也不是内不会治家外不擅用人的贾政,更不是老色鬼贾赦,而是那个小事不管却特别注意抓大事的王夫人;贾宝玉不仅是第四代“玉”字辈的杰出代表,也是贾府所有男性中的佼佼者,但和同辈的姐姐妹妹们一比,他就逊色了,连他自己也常常自叹不如。有时候,比如元春省亲时作诗,全靠黛玉充当枪手,宝钗也明目张胆地帮着作弊,加上元春只顾和贾母、王夫人等说话,没认真监考,贾宝玉这才蒙混过关。第五代的贾蓉,和秦可卿的远见卓识、才干、声望,那就差得没法比了。所以曹雪芹要“颂红”。
但是那些具有补天之才的女性不仅无补天之命,而且都以悲剧命运了结一生,从而表明这个社会(天)必须灭亡。于是曹雪芹在“悼红轩”中写这部《红楼梦》,要让这个社会最后来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就是“悼红”。
所以,以贾宝玉为主人公的《红楼梦》的深层意蕴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简单地概括为“颂红、怡红、悼红”这六个字。当然,还有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反对科举制度,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等等,有些大家易于理解,耳熟能详,就不多说了,有些我们在后面分析不同人物时会涉及,这里就不一一说了。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贾宝玉的那几个别号了。他住在怡红院,“(那些水)共总流到这里,仍旧合在一处,从那墙下出去”(十七十八回)。大观园所有的水(象征少女)都汇合到怡红院附近,怡红院是少女们的活动中心。所以贾宝玉就成了“绛洞花王”,“无事忙”,他成天忙的都是为姐姐妹妹们服务的事,依旧扮演着侍者的角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为她们使碎了心。但是,从封建道德规范来看,在封建意识严重者眼里,贾宝玉忙的这些事都不是正事,所以才说他是“富贵闲人”。整天闲着,却不去读四书五经,不去为自己的举业、前程奔走操心。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被巧妙地衔接在了一起。
贾宝玉有反抗,但很微弱,他只能做到那个程度。无论是石头或神瑛侍者,他们下凡都不是来改造这个世界,更不是要征服世界,而是羡慕红尘繁华,来享受(“受享”)人生。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来补天的。这就是贾宝玉的第四个文化基因。因为曹雪芹生活的雍正、乾隆时期,尽管当时被称为“盛世”,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认为是“盛世”,但是曹雪芹却已经深刻地看出它正在加速腐败并且必然走向灭亡的本质,一再强调当时已经处于“末世”。那个“天”已经没法再补了。也就是说,那个社会必须彻底改变。在小说中,曹雪芹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人有两个基本要求,一个是对社会作出贡献,这就是“补天”;还有一个就是要享受一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就是“受享”。石头既然无命补天,而它又通了灵性,具有了人的基本要求,那么它就应该有权受享,享受人性需要的物质生活、精神自由,满足情感需求,这具有充足的合理性。这和西方18世纪流行起来的“天赋人权”观念是一致的。所以贾宝玉特别不愿受家庭、礼教的束缚,千方百计想要挣脱它。因此,贾宝玉不是一个“补天”型人物,而是一个“受享”型形象。我们可以仔细看看,贾宝玉在小说前八十回中的所有行为,他有过补天的打算么?做过一件补天之事么?都没有。所以贾宝玉无论上学还是完成父亲给自己留的作业,他都凑合了事,应付差使,甚至由姐姐妹妹们包括丫鬟在内,帮他作弊,蒙混过关。他也不愿意和那些忙于补天的人如贾雨村等交往。谁如果要劝他做些有助于补天的事,他就会生气,薛宝钗、史湘云都为此碰过钉子。而他和黛玉之所以情投意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黛玉从来不对他说有关补天之类的“混帐话”。高鹗所补后四十回与曹雪芹前八十回的一个重要区别和差距,就是贾宝玉尽管最终出家,但是他毕竟还是应试“补天”去了。
因此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红楼梦》所写的内容,那么它写的不是“补天”,而是“受享”。
“受享”的进步性绝不亚于“补天”
把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伟大代表《红楼梦》说成是写了一个“受享”的故事,岂不是贬低《红楼梦》的思想价值么?不是。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个似是而非的错误观念,总是把“享受”仅仅看作是物质享受,而且一定是所谓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如果以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享受=物质享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1]
曹雪芹
曹雪芹(约1715年5月28日—约1763年2月12日),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作者,祖籍存在争议(辽宁辽阳、河北丰润或辽宁铁岭),出生于江宁(今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顒之子(一说曹頫之子)。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除夕(2月12日),因贫病无医而逝。关于曹雪芹逝世的年份,另有乾隆二十九年除夕(1764年2月1日)、甲申(1764年)初春之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