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的情痴情种
宝玉:情痴情种两不同
内容提要: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分别是日本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但长期以来研究者较多地注意了两部作品中主人公源氏和宝玉的相通相似之处,本文主要从二位主人公在女性方面的“泛爱和用心”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行为特征、情感发展变化过程及其思想品格、境界内涵等方面的差异,以澄清源氏和宝玉同为情痴情种的不同实质,并说明《源氏物语》不可称为“日本的《红楼梦》”。
目录
贾宝玉情痴情种是否两不同？
一
源氏和宝玉分别是日本著名古典小说《源氏物语》和中国著名古典小说《红楼梦》中的主人公。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都发现:源氏和宝玉,一个诞生在十一世纪初年的日本平安时代,一个诞生在十八世纪中叶的中国康乾盛世,虽然相隔七百多年,但这两个艺术形象之间竟有着许多相通相似之处。无论是作者塑造形象的创作态度还是形象自身所处的生活环境、所具有的品貌才学等等方面,二者都颇多相似;尤其是在性情上的多愁善感、温柔殷勤,对周围女性的泛爱无边、多有用心,他俩更是相通无异①。因而便有了流行颇广的说法,称“《源氏物语》是日本的《红楼梦》”②,源氏公子即日本的贾宝玉。
确实,从表层上看,源氏与宝玉是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当我们对这两个艺术形象作进一步的剖析和比较研究时,我们发现:源氏和宝玉实际上是形同而质异的两个不同形象,他们之间的相似只是“橡树与槐树、寺院与教堂”式的相似,其“同中之异”即在身世经历、生存环境、爱恋意向、思想品格等等方面的差异,却是巨大的,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体现了人物形象自身人格素养、道德追求、精神境界方面的不同实质和深度,也构成了艺术典型各自时代的社会历史、思想政治、道德精神、理想追求的不同实质和深度。当然,这些问题,远非一篇论文所能谈尽的。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备受众人关注的源氏与宝玉在女性方面的“泛爱和用心”问题作一些比较分析,以澄清他们同为“情痴情种”的不同内涵和境界。
二
源氏与宝玉都泛爱群芳,对女子多有用心,但其行为表现及情感态度的变化发展却判若云泥。
小说中,二者情遇相似,行为、态度迥异的例子很多。
《源氏物语》第二回源氏借口回避中神去地方官伊豫介家避凶,当他私闯伊豫介之妻空蝉卧室,欲行非礼时,惊恐万状的空蝉喘着气绝望地说道:“你认错人了吧?”源氏不但不放过她,反而一边虚情假意地说着情话,一边把空蝉横抱起来,径直往自己的房间里去了;被侍女撞见了,他却无事一般地对侍女说“天亮时来迎接她吧!”更为卑劣的是当他再次私闯空蝉卧房时,见只有一个人熟睡着,他满心欢喜地挨近身去,却发现不是空蝉而是另一个女子,竟也不顾一切地做下了风流事,临走,还厚颜无耻地对这女子轻许诺言道“洞房花烛风光好,不及私通兴味浓……请你不要忘记我,我们另觅佳期吧!”③对女性这样的泛爱和用心,恐怕只有贾珍贾琏之流可与之匹敌。
而类似的情形,宝玉又是怎样做的呢?《红楼梦》第十九回写一日黛玉独自在床上歇午,丫鬟们皆出去自便,宝玉进入里间,见黛玉睡着,心里想的是“怕才吃了饭睡出病来”,行动上做的是“忙上来推她”,口里唤的是“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这里,宝玉的心想、手推、口唤,显现的是他对女儿用心的纯洁与真挚。就此一点,足以表现宝玉与源氏的用心大相径庭。正如庚辰本《石头记》这一回的夹批所言:“若是别部书写此时之宝玉,一进来便生不轨之心,实萌苟且之念,更有许多贼形鬼状等丑态邪言矣。此却反推唤醒她,毫不在意,所谓说不得淫荡是也。”
也许有人会觉得黛玉乃宝玉的至爱之人,宝玉当然不会像源氏那样对她。那么龄官是他的至爱之人吗?当他见到龄官痴情地在地上画蔷,以至下起大雨也不知躲避时,他想的是在雨中那女子身子这般单薄,如何禁得骤雨一激,喊叫着“不用写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湿了。”让那女子去避雨,自己全身淋湿竟浑然不觉;再有,丫鬟玉钏儿端汤,宝玉接时伸猛了手,不慎将汤碗碰翻,自己烫了手不觉疼,倒反问玉钏“烫了哪里了?疼不疼?”④这样的关爱和用心在源氏那里却难寻一次。
《源氏物语》中写到的源氏一生爱恋、追求过的女性有名有姓的有十六七个,源氏对待她们的所有行径中,从未曾有过“宝玉式的泛爱和用心”,常见的却是私闯闺床、一夜偷欢,云雨无时、葬送性命,百般纠缠、始乱终弃,闲极无聊、逢场作戏,即便对他的至爱之人藤壶及其影子似的人物紫姬,源氏亦未曾有过宝玉式的纯情和真挚,以致于藤壶与他私通生子后抑郁苦闷,最终落发为尼,愧疚而死;紫姬因为他的宿花眠柳、迎三娶四,最终正当盛年含恨死去。
纵观源氏和宝玉“泛爱群芳、多有用心”的情感表现,可见源氏是以“肉欲之爱”为内涵,所追求的境界不过是“悦容貌、喜云雨”。所以,他对众多女子的爱恋主要是为了欲望满足,其结果是既害了别人又害了自己:那些被他“爱过”的女子,几乎没有一个是有好下场的,或一生抑郁,或暴死荒郊,或精神失常,或削发为尼,或终生独守空房;而他自己也是先为短暂的情欲发泄而欢愉,继之又为相思所苦,然后又因怕偷情的隐事被人发觉而恐惧。因此,他每得到一个女人,就多了一份哀愁。而宝玉却是以“灵性之爱”为内涵,所追求的境界是对女子们“敬而昵之、恐拂其意”的尊重和体贴。所以,他与众多女子的感情关系是手足之情、朋友之情、知己之情,他给予女子的是真诚、关怀和同情,尤其是对那些被专制制度和封建贵族压迫、糟蹋、侮辱的女孩子们,其同情体贴之心更为深切、更为周到———象四十四回的平儿理妆、六十二回的香菱情解石榴裙等。他们之间共同得到的是天真的嬉戏,愉快的欢聚,相互牵念的慰藉,乃至吃酒吟诗的乐趣。当然,宝玉也有忧愁苦恨,但他愁的是女儿们的离散,恨的是封建制度对女儿们的威逼。唯其如此,宝玉的“灵性之爱”才是纯洁的、丰富的、充实的。他超越了自我,也超越了时代。
三
当然,在泛爱和用心于女子的整个过程中,源氏和宝玉的思想和态度也是有发展变化的。
源氏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是深深的恋母情结。源氏的后母藤壶因“容貌风采秀丽,确实酷似桐壶更衣”,被桐壶帝作为桐壶更衣的替身影子迎进宫中作了皇妃。因听说母亲与藤壶相貌酷似,加之藤壶年龄幼小,姿色又十分出众,所以年幼的源氏便心生恋慕之情,时时亲近这位继母。当他着冠成人时,父皇为了他将来政治权势的依靠,让他与左大臣之女葵姬成了婚。但他心中一直仰慕藤壶盖世无双的美貌,常想:“我能和这样一个世间少有的美人结婚,该有多好”。深深的恋母情结,使这位少年公子的用心非常专一。已着冠成人、娶妻成家了,源氏自然再不能随心所欲地在宫中穿帘入幕了,但他对藤壶的秘密爱情却仍是“无以复加”,他借一切时机传达对后母的爱慕之情,有时哪怕仅听见藤壶皇妃的娇声,也能使他的恋情得到些须安慰。
第二,是迎娶紫姬之前,对众多女子的“任情而动”时期。这一时期源氏几乎是无所顾忌地频繁追逐渔猎美色。他夜闯空蝉的卧房;与六条妃子私会;邂逅夕颜,与之频频往来,云雨无时,致使夕颜暴死荒郊;因病到北山请高僧诵经免灾,偶遇小女孩紫儿,顿时就认为“此女成人之后,不知何等艳丽悦人”,并随即发现“此女子何等勾我心魄,原来她似我那意中人呢!”于是在多次纠缠索要未果的情况下,于一日的三更之夜微服私闯女室抢走了她;偶然闲谈说起一女,也冒然求欢,后又因此女容貌甚丑后悔不及;一次皇上举行樱花宴会,他见朦胧的月色下站着一位美人,就横抱入房,肆意淫逸,后来夜夜偷欢,以至东窗事发,被贬须磨;甚至妻子葵姬产下婴儿,猝然亡故,七七四十九天的佛事中,居丧的源氏亦不甘寂寞,竟与头中将(葵姬之兄)毫无顾忌地互谈种种寻花问柳的旧事,聊以取乐。除此之外,他还与妻子的侍女私通,与父皇的老宫女偷情。一些有识之士不称源氏的这段生活为“恋爱生活”或“爱情生活”而称为“渔色生活”,确实是再恰当不过了。
第三是娶妻紫姬以后直到她去世这段生活中他思想上的自责与行为上的自控时期。前一阶段的“任情而动”,在这一阶段给他带来了无穷的隐患,思念旧情给他带来的焦虑、苦闷,不断地藏奸情隐奸事给他带来的孤独、恐惧,成了他排解不尽的情感体验。其中,他与两个女人的关系对他后来的变化乃至整个生命的影响尤为深重悠远。一是他与笼月夜的偷欢,造成了流放须磨、明石,流放前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和流放中的环境险恶、境遇艰难,使他的身心倍受磨难,在人间与天地的混乱中源氏经受了生死之关的灵魂体验,他唯恐神灵报应,难逃劫难。二是他与后母藤壶通奸后生子冷泉,这冷泉酷似源氏,先被立为太子,后又做了天皇。二人终怕这触犯人伦私子为皇的隐情被世人发现,所以相互间陷入了一种欲见而不得,思念而难遣,深爱而无缘的极其矛盾、痛苦、恐惧的境地。因此,自从与紫姬成婚后,虽然积重成习,潜意识里还时不时地冒出淫逸的欲望,但是,在思想意识上他是经常自责自励的,在行为上也是努力自控的。这一时期除了在孤寂无助时偷娶了明石姬,受朱雀帝托付娶了三公主,几乎没有对其他任何女子有新的“泛情”和“用心”。至于偷窥前斋宫并做非分之想,为养女玉曼姿色所迷产生恋情,一则因为这二人皆为他早年旧情人之女,形神与旧情人肖似,二则仍是他积重成习的表现。况且,他在潜意识里每每对她们“心存他念”时,在思想意识里便警告自己“不可生出轻佻淫乱之举,故即刻打住此念”,并心下自责“我怎么又犯了乱伦之恋的恶癖呢?”“昔年之事,罪孽尤为深重,但神佛念我年幼无知,不予惩罚。现在怎可不思悔责,遽然再犯?”因此,这一阶段源氏对紫姬的爱情较专一了,对待女子的思想和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欲望的成分少了,理智的成分多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说源氏懂得真正的爱情了,开始尊重女性了,在这一点上他是绝对不能与宝玉同日而语的。因为他的变化不是基于对女性人格上的尊重、人性上的认同,而是基于如下因素:一是紫姬姿丰貌美,无与伦比,性情隐忍温厚,少露妒意,加上她是藤壶的侄女,肖似藤壶。二是他贵为太上皇,当朝皇上乃是他与藤壶乱伦所生之子,他须收敛邪念尽力辅佐皇儿,以防己身之乱使这昔年隐情事发,再遭劫难。三是他的地位身份之重使他倍受世人瞩目、时人论评,他不敢也不能象过去那样“任情而动”。四是他扩修了二条院,重建了六条院,将他过去“泛爱”过的女人都搬进来,与他的妻妾们一起分室而住,各司其职;院居的阔大豪奢与精雅华美,也是包括皇宫在内的任何居处都不能相比的,如此佳人佳境,公欲何求呢?五是源氏思想中的因果报应观念增强,当时的平安时代,极端世俗的宗教盛行,其中的因果报应、此岸彼岸等宗教迷信思想影响着人们对人事万象命运和变化的观察与解释⑤。源氏也不例外,他把每次的不遂心及亲人的病、灾、死,看成是神佛对自己以前“任情而动”果报的结果。
综观源氏对女子泛爱和用心的情感变化过程,我们看到:自始至终,源氏都主要是在肉欲与情欲、自责与自控、宿缘与果报之间徘徊。肉欲也好,情欲也罢,他关注的中心都是“自我”———我的欢心、我的感觉、我的宿命、我的身份地位、我的德高望重的优越感。小说中有一段源氏追求槿姬遭到拒绝后的心理活动的描述,从一个侧面恰当地说明了这一点:“想那源氏公子是何等人物,难道真是魂牵梦绕,心系槿姬?只因槿姬不为所动又对他冷若冰霜,他不肯就此罢休而已。源氏公子自觉德望并重,阅尽世间百态,也通得些人情世故。想自己这般年纪,还要整日里追蜂逐蝶,岂有不被世人非议的。但若再一无所得,更将为天下人笑话了。”为此,“只不敢再有轻薄行径”。公子自责自控的动机和目的不是很彰明了吗?即便对待他的养女玉曼,他尚有追求不得而“捉萤放光”的恶作剧呢!更何谈对别的女性的尊重?所以,源氏的情感变化丝毫不具备思想升华的意义。
四
宝玉对女子的“泛爱和用心”大致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
第一是入住大观园前表现出的贵公子式的“任性而动”阶段。宝玉自幼生活在一个勾心斗角、男盗女娼、罪恶腐败的贵族大家庭中,自然沾染了邪恶腐朽的东西,加上他又是封建大家庭的宠儿,娇生惯养,所以形成了他“任性而动”的贵公子的坏思想、坏习惯,象第六回他与袭人的苟且行为,第十五回他和秦钟在睡前说的胡话,就是这种腐朽邪恶思想的表现;第八回的摔茶碗、骂丫头茜雪,包括第三十回踹袭人骂下女,也是这种坏习气的恶劣表现。
如果在这种环境中,这样“任性”发展下去,宝玉必无异于源氏,但是当他受他的贵妃姐姐元春之命随同众姐妹及丫鬟们搬到大观园里去住以后,他成了“怡红公子”宝玉,而不是源氏公子。相应地他的思想和态度也进入了变化巨大的第二阶段:“灵性之爱”阶段。
入住大观园,对宝玉来说,是在邪恶世俗的现实环境里找到了一方非常独特的“自由净土”,使他的思想、行为暂时可以跟封建专制秩序与淫逸的生活方式相对地隔离开来。在这清幽的女儿世界中,他可以发展自己的基本思想和个性了。大观园的女儿世界里,为数不多的姑娘中,他把黛玉引为知己,在对她品格灵魂的无比尊重中倾注了自己无限的深情;对宝钗和湘云,虽然有时为她们的姿容而心动神摇,但他更欣赏的是她们的才华和英豪爽气。除了为数不多的姑娘,众女性中极多的是丫鬟们,宝玉实际上就是在这些以丫鬟们为主的女孩子群里长大的。宝玉不仅在日常的生活上跟她们亲密如家人,在内心精神上也是亲爱着她们的。他欣赏她们真挚纯洁、自由不羁的品格,同情她们被压迫、被糟践的遭遇,体贴关怀她们的冷暖悲喜。灵性的纯洁荡涤了欲念的污浊,在这样一个美人如云的女儿国里,宝玉与她们的所作所为不外乎弹琴下棋、作画吟诗、描鸾绣凤、斗草簪花,甚至为她们理妆、梳头、熬药、端茶,此外却再没有丝毫不轨之心、苟且之念、邪恶之想,更谈不上淫逸之举了!连最疼爱他的老祖宗贾母和生身母亲王夫人都奇怪他这么大的男人爱和丫鬟们好,竟不知男女之事,不为男女之事,误以为宝玉原是个丫头投错了胎。试想,此种美人如云之境且多为丫鬟侍女,若换了源氏公子那该会是怎样的情形!恐怕其形神比贾珍贾琏之流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宝玉对女性思想情感和态度的第三个变化就是泛爱归一,爱情不渝。这种变化,早在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忙玉”时就已露端倪。我们知道,黛玉是个衰落旧家的女儿,她无傍无依寄居在贾家这个声势显赫的“公府”里,环境的势利和恶劣迫使她自尊自重、自爱自护、警惕戒备、孤高自许。她用真率锐利的语锋、洒脱溢彩的才华,抵御抗拒着邪恶势利的现实社会,以保证自我的品性纯洁,免受他人的轻贱和玷污。在宝玉心目中,黛玉的身世处境和内心品格可以说是突出地、集中地包括了生活环境里所有女孩子们使他感动、亲爱的一切主观与客观的特征。他对女孩子们广泛的同情、爱护、体贴、尊重,就是他对黛玉最终发生泛爱归一,生死不渝的爱情的基础。如果说以前宝玉身上还具有贵公子的生活习气和脾性,有与袭人等人的暧昧关系和“见了姐姐忘了妹妹”的情形。那么,到了这一阶段,宝玉已自觉地扬弃了这些旧印记旧传统,与黛玉在反专制秩序求率真自由的共同志趣中,在厌恶仕途经济沽名钓誉的思想认识上,达到了情感合一的新境界。而这一切对藤壶也罢,对紫姬也好,源氏是永远无法做到和体会到的。
因此,我们说宝玉对女性“泛爱和用心”的情感变化与发展,是源于对女子人格上的尊重、思想上的认同、志趣上的交融。他爱的是女子们清洁纯净的精神和高尚真实的思想。事实上,他对女子的认识有一种从始贯终的基本观点,这就是他一直把女性看得纯洁清高、尊贵灵淑。他关于“女儿”、“男人”的名言是大家共知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他料定“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把女性看得这样纯洁高尚,诋男子为浊物,一反封建专制和礼教的男尊女卑之道,可见宝玉对女性泛爱和用心的严肃与正当。而源氏对女性的泛爱和用心不但没有灵性的意境,而且他更是置身于世俗男性之中并与之同流合污的。此其一。其二,宝玉对女性不是一概而论而是有区分的。在他心目中,“女儿”和“女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里也有他的名言:“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儿来,虽是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这里,“女人”只是身形为女性,心神则被世俗男人污染了,所以她们只是世俗男性的一种变体而已。可见,把女人从“女儿国”里驱逐出来,仍然是宝玉憎恶浊臭逼人的世俗男性世界,关爱纯洁弱小的女性世界的表现。
对女性的这种认知态度,既是宝玉情感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又是宝玉与源氏的质的区别。所以,尽管宝钗、湘云和黛玉才华相近、美貌相当,而且都是他的亲戚,他仍然因为钗、云劝他在仕途经济上用心而给她们“脸上过不去”或“下了逐客令”,因林妹妹“从不说这些混帐话”而与她结下了生死不渝的爱情。
因此,综观宝玉对女性泛爱和用心的情感发展变化过程,我们看到:他的发展变化是对过去自我的扬弃,是思想认识上的提高,是对女性人格上的尊重、人性上的认同。这种发展变化,不仅具有思想升华的意义,而且闪耀着民主启蒙思想的光辉。
五
通过以上对源氏和宝玉“泛爱”和“用心”于女性的行为表现、态度变化、思想内涵等方面的分析,我们发现:源氏和宝玉虽然都是对女性“泛爱无边、多有用心”的情痴情种,但其“泛爱”和“用心”的本质却截然不同。这里我们不妨借《红楼梦》第五回中警幻仙姑之口来作一总结:“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仙姑之语中,前半句“皮肤淫滥之蠢物”恰如源氏之形容,后半句“天分中生成的意淫之痴情者”正是宝玉之写照。真真是源氏和宝玉,情痴情种两不同。由是观之,有些译者、论者所云的《源氏物语》“对爱情生活的着墨点染与《红楼梦》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源氏物语》被称为是日本的《红楼梦》”等说法,不仅在作品问世的时间先后上说不通,而且在主人公的情感境界、思想品格上,也很是说不通的![1]
曹雪芹
曹雪芹（约1715年5月28日—约1763年2月12日），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作者，祖籍存在争议（辽宁辽阳、河北丰润或辽宁铁岭），出生于江宁（今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顒之子（一说曹頫之子）。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除夕（2月12日），因贫病无医而逝。关于曹雪芹逝世的年份，另有乾隆二十九年除夕（1764年2月1日）、甲申（1764年）初春之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