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唐纪·开元宰相
【原文】
唐玄宗开元二年（甲寅，公元714年）
黄门监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荐，以至同为相。崇意轻之，请知古摄吏部尚书、知东都选事①，遣吏部尚书宋璟于门下过官；知古衔之。崇二子分司东都，恃其父有德于知古，颇招权请托；知古归，悉以闻。佗日，上从容问崇：“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对曰：“臣有三子，两在东都，为人多欲而不谨，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问之耳。”上始以崇必为其子隐，及闻崇奏，喜问：“卿安从知之？”对曰：“知古微时，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为知古必德臣，容其为非，故敢干之耳。”上于是以崇为无私，而薄知古负崇，欲斥之。崇固请曰：“臣子无状，挠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为私于臣，累圣政矣。”上久乃许之。辛亥，知古罢为工部尚书。
三年，姚崇尝有子丧，谒告十余日，政事委积，怀慎不能决，惶恐入谢于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耳。”崇既出，须臾，裁决俱尽，颇有得色，顾谓紫微舍人齐澣曰：“余为相，可比何人？”澣未对，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犹能没身。公所为法，随复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则竟如何？”澣曰：“公可谓救时之相耳。”崇喜，投笔曰：“救时之相，岂易得乎！”怀慎与崇同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
【注释】
①摄：兼任，代理。
【译文】
唐玄宗开元二年（甲寅，公元714年）
黄门监魏知古本是小吏出身，因为姚崇的引荐，才得以与姚崇同朝为相。姚崇在内心里对他有点轻视，所以只让他代理吏部尚书的职务，并负责主持东都洛阳的官吏铨选一事，另外派吏部尚书宋璟在门下省负责审定吏部、兵部注拟的六品以下的职事官。魏知古因此对姚崇有些不满。姚崇的两个儿子分别在东都洛阳的中央行署任职，倚仗着其父曾经对魏知古有恩，所以大肆揽权，为他人暗中向魏知古求官；魏知古回到长安以后，便把这些事悉数禀告给了唐玄宗。有一天，唐玄宗不露声色地问姚崇道：“你的儿子才干品性如何？如今在担任什么官职啊？”姚崇揣摩到了皇上的意图，忙回答道：“臣有三个儿子，有两个在东都任职，他们生性欲望很强，做事也很不检点；现在他们肯定是暗地里托魏知古办事，只不过臣还没有来得及征询他们而已。”
唐玄宗原本以为姚崇必定会为他的儿子隐瞒，等到听了他的这番回答之后，唐玄宗高兴地问道：“您是从哪里知道这件事的？”姚崇回答道：“魏知古当初地位卑微时，我曾经在多方给予他关照。我的儿子都是愚鲁之人，认为魏知古肯定会因此而对我感恩戴德，进而会容忍他们胡作非为，所以才胆敢向他请求。”唐玄宗因此而认为姚崇忠贞无私，而轻视魏知古的忘恩负义，打算罢黜他的职务。姚崇坚持为他向唐玄宗求情道：“这件事都是因为臣两个儿子的罪过，扰乱了陛下的法度，陛下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臣已经感到十分荣幸了；假如因为臣的缘故而罢免了魏知古，那么天下的百姓必定会认为是陛下在偏袒臣，这样朝廷的声誉也会跟着受到牵累。”唐玄宗沉思了好长时间，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公元714年五月二十五日，魏知古被罢免了宰相一职，而改任工部尚书。
公元715年，姚崇曾经为儿子办丧事而请了十几天的假，因此使得等着处理的政务堆积成山。卢怀慎无法做出决断，感到惶恐不安，于是便入朝向唐玄宗谢罪。唐玄宗对他说：“朕把天下所有事情都委托给姚崇，只是想让您安坐从而镇抚雅士俗人罢了。”等到姚崇假满重返朝廷后，仅仅用了一会儿的工夫便将许久以来未决的事情全都处理完毕了，不禁脸上颇有些得意之色，回头对紫微舍人齐瀚说道：“我做宰相，可以和历史上哪些宰相相比呢？”齐瀚没有作答。姚崇继续问道：“我与管仲、晏婴相比，怎么样呢？”齐瀚回答道：“管仲、晏婴所奉行的法度尽管未能在后世流传，但最起码还能终身得到实施。而您所制定的法度则可以随时更改，好像不如他们。”姚崇又问道：“然而我究竟是怎么样的宰相呢？”齐瀚回答道：“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救时之相。”姚崇听后大喜过望，将手中的笔随手往桌案上一扔，说道：“救时的宰相，那也是不容易求得的啊！”卢怀慎与姚崇同时出任宰相，自认为才能比不过姚崇，所以每逢遇到一件事，都会推给姚崇来处理，因此在当时被人们称为“伴食宰相”。
【原文】
山东大蝗，民或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而不敢杀，姚崇奏遣御史督州县捕而瘗之。议者以为蝗众多，除不可尽；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满山东，河南、北之人，流亡殆尽，岂可坐视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上乃从之。卢怀慎以为杀蝗太多，恐伤和气。崇曰：“昔楚庄吞蛭而愈疾，孙叔杀蛇而致福，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饥死乎？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
姚崇无居第，寓居罔极寺，以病痁谒告，上遣使问饮食起居状，日数十辈。源乾曜奏事或称旨，上辄曰：“此必姚宗之谋也。”或不称旨，辄曰：“何不与姚崇议之！”乾曜常谢实然。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问崇。癸卯，乾曜请迁崇于四方馆，仍听家人入侍疾；上许之。崇以四方馆有簿书，非病者所宜外，固辞。上曰：“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
崇子光禄少卿彝、宗正少卿异，广通宾客，颇受馈遗，为时所讥。主书赵诲为崇所亲信，受胡人赂，事觉，上亲鞫问，下狱当死。崇复营救，上由是不悦。会曲赦京城，敕特标诲名，杖之一百，流岭南。崇由是忧惧，数请避相位，荐广州都督宋璟自代。
【译文】
山东遭受严重的蝗虫灾害，有些灾民干脆在受灾的田地旁边焚香膜拜设祭求福，却不敢着手捕杀蝗虫。姚崇于是向唐玄宗奏请派遣御史督促各州县自行捕杀掩埋蝗虫。有人认为蝗虫数量众多，不能赶尽杀绝，唐玄宗也对此举能否奏效深表怀疑。姚崇说：“如今山东的蝗虫遍布山野，黄河南北两岸的老百姓逃亡殆尽，哪里能坐视蝗虫吞噬禾苗，却无动于衷，不实行自救呢？纵然这样做不能将蝗虫全部除掉，也比养蝗虫造成更大的灾害要强得多。”唐玄宗随即准许了他的请求。卢怀慎认为如果杀蝗虫杀得太多，恐怕会因此损害到天地之间阴阳之气的调和。姚崇说：“昔日楚庄王吞食了水蛭，他的病因此得以痊愈；孙叔敖杀死了两头蛇，从而得到了上天的赐福。为何不忍心看到蝗虫被杀掉却忍心眼睁睁地看着百姓被活活饿死呢？假如杀死蝗虫会招来祸患，那么就请让我姚崇一个人来承当罪责好了！”
姚崇没有自己的府第，寄居在罔极寺中，因为身患疟疾向唐玄宗告假，唐玄宗常常派使者前去探询他的日常饮食起居状况，每日竟多达数十次之多。源乾曜上表言事时，每当他的回答合乎唐玄宗的旨意，唐玄宗就会说：“这肯定是姚崇的主意。”假如有时他的回答不符合唐玄宗的旨意，那么唐玄宗就会说：“你为何不事先与姚崇商议一下呢？”源乾曜因此时常向唐玄宗谢罪，承认的确是这样。朝中每逢大事，唐玄宗就会让源乾曜到罔极寺去征询姚崇的意见。源乾曜向唐玄宗请求让姚崇从罔极寺搬到四方馆居住，并准许他的家属入馆照看他的病情，唐玄宗答应了这个请求。姚崇认为四方馆内存放有官署的文书，并非病人适宜居住的地方，所以坚决推辞。唐玄宗就对他说：“设置四方馆原本就是为官员服务的；朕让你住进来，是为江山社稷考虑。如果可以，朕恨不得让你住到宫里去，你还有什么好推辞的呢？”
姚崇的两个儿子光禄少卿姚彝和宗正少卿姚异，平时广泛结交狐朋狗友，聚敛了很多财物，在当时很受人们的非议。主书赵诲向来颇受姚崇的亲近信任，他收受胡人的贿赂被告发，唐玄宗亲自审讯此案，本应当处以死刑，姚崇出面营救，因此惹得唐玄宗很不高兴。正赶上因特殊情况大赦京城的在押罪犯，唐玄宗在赦免敕书中特地标出赵诲的名字，另外处以杖刑一百，并流放到岭南一带。姚崇于是深感担忧和恐惧，便多次向唐玄宗请求辞去宰相一职，并举荐广州都督宋璟代替自己担任宰相。
【原文】
十二月，上将幸东都，以璟为刑部尚书、西京留守，令驰驿诣阙，遣内侍、将军杨思勖迎之。璟风度凝远，人莫测其际，在涂竟不与思勖交言。思勖素贵幸，归，诉于上，上嗟叹良久，益重璟。
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积；刑赏无私，敢犯颜正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
璟与苏颋相得甚厚，颋遇事多让于璟，颋每论事则颋为之助。璟尝谓人曰：“吾与苏氏父子皆同居相府，仆射宽厚，诚为国器，然献可替否，吏事精敏，则黄门过其父矣。”
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及李林甫为相，虽宠任过于姚、宋，然礼遇殊卑薄矣。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齐澣练习时务，姚、宋每坐二人以质所疑，既而叹曰：“欲知古，问高君，欲知今，问齐君，可以无缺政矣。”
【译文】
公元716年十二月，唐玄宗将要巡幸东都洛阳，让宋璟担任刑部尚书、西京留守，并让他日夜兼程奔赴京城受封，还派内侍、将军杨思勖前去迎接他。宋璟此人风度凝重深沉，让人很难揣度，他在赴京途中竟然没有和杨思勖说一句话。杨思勖向来深受唐玄宗的宠幸，等到回京以后，他便当面向唐玄宗诉说了宋璟的沉闷，唐玄宗听后慨叹了好久，自此对宋璟更是越发器重。
宋璟作为宰相，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对人才的选拔上，他往往根据个人才能的不同而授予他们相应的官职，使得文武百官都很称职；宋璟对人的奖惩从来不徇私情，对皇帝也敢于犯颜强谏。唐玄宗因此对他敬畏有加，有时他的奏疏不合乎自己的旨意，唐玄宗也往往能够曲意听从。
宋璟与苏颋之间有着深厚的交情，苏颋遇事常常谦让宋璟，宋璟每次提出什么意见，苏颋都会鼎力相助。宋璟曾经对人说：“我与苏颋父子都一同担任过宰相，苏仆射为人宽容敦厚，的确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可是在对朝政提出合理化建议以及处理政务的精敏程度方面，苏颋比他的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
姚崇和宋璟相继出任宰相，姚崇善于借助随机应变来出色地完成任务，而宋璟则擅长遵循法度主持正道；两个人的志向情操各不相同，却能齐心协力辅佐唐玄宗，使得这个时期的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在唐代的诸多贤相当中，前有贞观朝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后有开元朝的姚崇和宋璟，其他的人根本无法与这四人相提并论。姚崇与宋璟每次进见，唐玄宗都要亲自站起来上前迎接；等到他们离去时，唐玄宗仍要亲临殿前相送。后来李林甫做宰相时，虽然受到的宠幸信任超过了姚崇和宋璟，然而得到的礼遇就十分微薄了。这一时期的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齐瀚通达时务，姚崇和宋璟每逢遇到疑难问题，都要征询高仲舒和齐瀚的意见，得到满意的答复后定会感叹道：“想了解往古之事，可以请教高君；想通晓当今之事，可以请教齐君。这样一来，处理政事就可以完美无缺了！”[1]
作品出处
《资治通鉴》（Comprehensive Mirror to Aid in Government ），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1019-1086)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实。《资治通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是我国编年史中包含时间最长的一部巨著。[2]
作者简介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自幼聪慧，七岁时，以石破瓮抢救落水儿童，传为佳话。1071年（熙宁四年），以西京留守退居洛阳，筑独乐园，专意编著《资治通鉴》。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召还主国政，将新法废除殆尽。1086年（元祐元年），拜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是年九月，卒于位，当政仅一年多。赠温国公，谥文正。[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