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农门(杨盛龙)
作品欣赏
跳农门
创|作|心|得
言为心声。每当我趟过某一段奔腾的生活之河时，那水中激起的每一朵浪花，都会让我感到兴奋无比。我采撷了她的千姿百态，我录下了她的叮咚之声，同时把我的思索融入到了那条永远不会断流的历史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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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农门
农村读了几年书的人，每问有关的人，打听某人，总是问：“搞出去了吗？”这“搞出去”就是跳出农门吃皇粮的意思。读过一些书的人总是想“搞出去”，跳出农门。
乡村人给娃儿读书，大多带着“搞出去”的功利性和目的性，看娃儿能不能读得出头。所谓读得出头，就是读到一定程度，谋得个吃皇粮的差事，成为“国家的人”。如果娃儿学习成绩好，能读得出头，就很有信心地连年供；如果娃儿学习差，读不出头，那么就稍许读几年，认得个票子，会算个账，不会被人蒙骗，就回来帮家里干活，家里多个劳动力。
那年头，城镇居民下放农村，城市学生上山下乡，农村人想进城到机关单位工作是很难的。毕竟还是有机会，零星指标还是有的，一个上千人口的生产大队每一年两年有一两个招干或招工指标；每一年两年有一个推荐选拔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上中专学校的指标，毕业后国家分配工作；当民办教师也是一条路子，虽然当民办教师期间记工分参加生产队年终分配吃农村粮，几年后不少人有转公办的机会；报名参军也是一个外出的机会，其中有的提干然后转业有工作，多数兵几年后复员当农民，有的复员后招干或招工。
招干招工和推荐选拔上学，上面分配指标，指标掌握在大队支书手里，他想给谁就给谁，一般都给了他的家族、亲戚以及关系户。他的至亲中符合招干招工招生基本条件的人毕竟就那么几个，其他人想得到跳出农门的路子，就给大队支书送礼，陪笑脸，拉关系，点头哈腰的，几乎要下跪。领导家里有什么活计，那些人主动去帮白工，去帮助修理这种捣腾那种。或者有其他机会。我的一位初中同班同学趁大队支书外出开会的机会，抓到一张招工登记表，填表，交上去，支书回来后追查这事，木已成舟。那种偶然性十分珍贵。
在农村当社员，每个月额定二十七八个工日，天天出集体工，必须达到额定工日，被捆得死死的，想上街赶场得请假，得找大队会计开证明才能出门才能住店。一年忙到头，每个劳动日值一个鸡蛋的价值，每人年平均口粮二百斤左右的毛粮，常年借粮，瓜菜代，挖蕨打葛，想买一双雨鞋添置一件衣服都得考虑这里顾及那里。当国家干部当工人绝对就是人上人啦，每月工资几十块，回家时肩上挎着挎包，挎包里收音机呜哩哇啦叫唤，手腕上手表亮铮铮。
能招干是最好的了，贵气，有范。招工分不同的工种，都是每月工资几十块，相当于农村全家几个劳动力一年的收入，与公社社员相比是人上人啦。
国营饭店卖面条的师傅就比种地人高一等，两捆面条丢进大锅里，争挤着要买面条的人焦急等待，面条师傅坐在灶台上，慢条斯理地卷喇叭筒，悠然地点燃，大嘟嘟地面对众人，瞧那神态！
卖肉的屠夫手里的屠刀就是权力，看你买肉人的神态，给你割不同部位的肉。你必得先敬上香烟，划火柴给点燃，点头哈腰，掏出钱币和肉票。要是没有肉票，想开后门买肉，你是他什么人？
有的工种其实并不怎么样。比如煤矿工人，上班进矿洞到地层深处，干活不见天日，还有一定危险。旧时老话说：挖煤的，埋了没死；放排的，死了没埋。出矿洞，全身黑不溜秋，大花脸，鼻孔漆黑，然而工资高啊，每月有额定的粮食指标，哪里像社员生活没有保障，吃饭穿衣靠借贷。比如养路工，天天工作在公路上，一辆辆车驶过，腾起一阵阵灰土，养路工呼吸着灰土，满身火土色，但是比种地强到哪里去了。
农村人想，即便是挖煤养路都比在生产队当社员强百倍。干什么像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日晒雨淋，处于社会最底层！当干部当工人的有人犯了错误被开除到农村，城市居民和学生下放到农村，干农活的再没有可以开除和下放的去处了。在生产队干农活，顶天立地男子汉，劳动一天不如母鸡下个蛋。农村人说，只要是每月工资几十块，即便下茅厕摸蛆我都愿意。
“下茅厕摸蛆”是一句老话，在我们当年的生活中印证了。那年我参加全县民兵代表大会，住在旅社，下楼，出门，上公共厕所，满地蛆虫蠕动，无处下脚，踩下去，“噗哱”作响。有人说，让我来打扫这厕所，我会打扫得很干净。你个农村户口，谁要你进城！
我是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停课停止考试招生而失学后回到生产队的，当时是生产队文化最高的，然而生产队为社员记工分以及读报之类的事都不要我做。招干招工当民办教师等根本没有我的份，想报名参军却连报名资格都没有。我大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红军，长征北上，参加南泥湾大生产，后来是南征司令部侦察连连长，征战陕豫鄂湘，1945年牺牲于湖南平江，献出年轻的生命。我的家庭成分是中农，那时有个政策性的说法，中农烈属家庭可相当于贫下中农，但是我家并没有“相当”上。我父亲说运动搞乱了收不到网了，说记工分是多余的手脚，因而受到批判。我们家庭有政治问题，烈属家子弟不能报名参军。
1974年夏天给了我一个被推荐选拔的机会，我好不容易被推荐到公社集中，全公社三十多人参加推荐选拔，从中选出六人上大学中专学校，后来被开除两人，等于浪费了两个指标，其他人不过是陪同推荐选拔。
我1966年遭遇停学而失学回乡，在生产队待了十一年，不时听到说这个搞出去了，那个搞出去了，羡慕那些跳出农门的人。1977年冬季恢复高考，我参加高考，被录取，1978年春天挑一担行李去上大学，这是我人生的转折。[1]
作者简介
杨盛龙，湘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