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河文化
運河文化 |
京杭大運河穿微山湖而過,縱貫南北,其主要航道微山段全長130公里,北接濟寧,南通江浙,是我國重要「黃金水道」。運河航道等級達到三級標準,50米底寬、5米水深,年通過能力達2600多萬噸,可通過千噸級船舶,把微山湖區的煤炭和水產品運輸到南方。如今古老的運河已建設成為一條具有防洪防澇、引水灌溉、輸水送水、發展航運、旅遊觀光等多功能新型河道。大運河是微山人民值得驕傲的歷史見證,她歷盡滄桑,孕育了運河文化,推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
目錄
基本內容
簡要介紹
(一) 中國的大運河與萬里長城一樣,被列為世界最宏偉的四大古代工程之一,這是中國勞動人民和一大批水利專家利用自然與改造自然的偉大創造。中國大運河是世界上開鑿時間最早、流程最長的一條人工運河。它創始於春秋時期,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吳王夫差開鑿的從江都(今揚州)到末口(今淮安)的南北水道邗溝,距今已有2400多年的歷史。從此以後不斷地開鑿整修,直至公元1293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完成了一條由杭州直達北京縱貫南北的人工大運河。大運河全長1782公里(東西走向的浙東運河及其他局部地區的小運河未計在內),跨越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四省二市,溝通了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比巴拿馬運河(1914年竣工,全長81.3公里)長21倍,比蘇伊士運河(1869年竣工,全長172.5公里)長10倍,比這兩條運河開鑿的時間早二千多年。
(二) 大運河的開鑿與貫通,營造了新的自然環境、生態環境、生產環境,極大地促進了整個運河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隋唐以後,運河的貫通直接導致了南北方農業生產技術的廣泛交流、南北方農作物品種的相互移植與栽培,促進了南北方商品農業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明代中後期,在商品經濟發達的江南運河區域,如蘇州、杭州等地的某些行業中已出現了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工場和包買商。隨着運河區域商品經濟的繁榮,更直接導致一批運河城市的興起。由運河開發、暢通而興起的商業城市,從今日北京南下,經天津、滄州、德州、臨清、聊城、濟寧、徐州、淮安、揚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嘉興、杭州、紹興,直到寧波,宛如一串鑲嵌在運河上的明珠,璀璨輝映,耀人眼目。其共同特點都是工商繁榮、客商雲集、貨物山積、交易繁盛,成為運河上一個個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尤其是隋唐的長安、洛陽,北宋的開封,南宋的杭州,元、明、清的北京,更是運河區域乃至全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歷史作用
從歷史上看,貫通南北的大運河對歷代封建皇朝的政治局勢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由於運河區域在全國範圍內,始終處於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諸方面的中心地位,因而成為歷代封建皇朝着力控制的最重要的區域,每一代皇朝統治者也都要憑藉運河這個理想的地理位置、優越的經濟條件和人文環境,總攬大局,駕馭全國。因此,大運河也就成了維繫中央集權和中國大一統局面的政治紐帶,使隋唐以後政治中心逐漸北移的歷代皇朝呈現出強烈的大一統色彩,特別是元朝實現全國統一以後,直至明、清兩朝,中國再也沒有出現大的分裂,從而奠定了祖國大一統局面的堅實基礎。
獨具特色的運河文化不僅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的形成和發展起着重要的推動作用。運河文化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和統一性、廣闊的擴散性和開放性,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僅加強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發源地齊魯地區與中原地區、江南地區的文化交融,更把漢唐的長安、洛陽,兩宋的開封、杭州和金、元、明、清的北京為首的文化中心聯為一體,不斷減少區域文化的差異而呈現共同的文化特徵,從而使各個區域文化融合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的大一統文化;同時也使運河區域成為人才薈萃之地,文風昌盛之區。
南北大運河的開通,使東南沿海地區與全國各地的聯繫更為直接而緊密,尤其是運河區域經濟文化的繁榮與發展,使之成為對外交往和擴大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區。中國的鄰近國家和地區以及西亞、歐洲、東非各國紛紛派遣使團和商隊來到中國,在各沿海港口泊岸,遂即沿運河航行到達京師及各地,進行着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有的更直接遷居於運河區,使這一地區成為內遷各少數民族和外國使者、商人、學問僧、留學生及其他各方人士集中的地區。他們把中國先進的文化帶到世界各地,擴大了中國對世界的影響;而國外優秀的文化也傳播到中國,不僅更加豐富了運河區域文化的內容,而且也促進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
促進經濟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將京杭大運河列為重點發展的內河航運主幹線之一。尤其是改革開放後,運河建設的步伐進一步加快。運河不僅承擔了繁忙的運輸重任,同時還發揮着巨大的防洪、灌溉、供水、旅遊等多種綜合效益。[1]歷經滄桑,飽受風雨後的古運河,經過治理,必將重新煥發出青春的生機,對今後運河沿線的經濟文化的發展繼續發揮其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 ↑ 「運河文化」行走大運河,西部文明播報, 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