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活着不易（徐志摩诗歌）
作品原文
昨天我冒着大雨到烟霞岭下访桂；
南高峰在烟霞中不见，
在一家松茅铺的屋檐前
我停步，问一个村姑今年
翁家山的桂花有没有去年开的媚，
那村姑先对着我身上细细的端详；
活像只羽毛浸瘪了的鸟，
我心想，她定觉得蹊跷，
在这大雨天单身走远道，
倒来没来头的问桂花今年香不香。
“客人，你运气不好，来得太迟又太早；
这里就是有名的满家弄，
往年这时候到处香得凶，
这几天连绵的雨，外加风，
弄得这稀糟，今年的早桂就算完了。”
果然这桂子林也不能给我点子欢喜；
枝上只见焦萎的细蕊，
看着凄凄，唉，无妄的灾！
为什么这到处是憔悴？
这年头活着不易！这年头活着不易！
西湖，九月
注：这首诗写于1925年9月，初载同年10月21日《晨报副刊》，署名鹤。
作品赏析
徐志摩的这首诗是“戏剧体”的叙事诗，诗歌的叙事结构和表层的后面，蕴含或镶嵌着一个“原型”象征结构。
所谓“原型”，是西方“神话——原型”批评学派常使用的中心术语，或叫“神话原型”。通俗一些并将范围扩大一点讲，是指在文学作品中较典型的，反复使用或出现的意象，及意象组合结构——可以是远古神话模式的再现或流变，也可以是因为作家诗人经常使用而约定俗成形成的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意象或意象组合结构。
徐志摩的这首《这年头活着不易》，其“原型”的存在也是不难发现的。读这首诗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唐代诗人崔护的佳作《题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有心再寻“人面”，但却人去花依旧、睹物伤情，只能空余愁怅。这种“怀抱某种美好理想去专程追寻某物却不见而只能空余愁怅”的叙述结构，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是反复出现的，差不多已成为一种原型了。
徐志摩此诗是一首戏剧体的叙事诗。诗歌里面包含了为“新批评派”所称道的“戏剧性”的结构。整首诗歌，像一出结构谨严而完整的戏剧：有时间，有序幕，也有情节的展开，矛盾的对抗冲突和戏剧性的对话，还有悲剧性的结局、发表议论（独白）的尾声。一开始，山雨、烟霞、云霏……仿佛是电影中的远景镜头，以一种整体情境的呈示，不期然而然地把读者（跟随着诗歌中的“我”）诱导向一种“冒雨游山也莫嫌”（苏轼诗句）的盎然兴致和“访桂”的极高的“情感期待”。接着，镜头平移，推向读者的视野，“松茅”，“屋檐”，“村姑”等质朴而富于野趣的意象系列呈示使画面“定格”在中近景上；接下来是“村姑”动作表情的“特写”，“村姑”之“细细的端详”，不紧不慢，从容纾徐的说话语调，使诗歌叙述体现出和缓有致、意态从容的风格——像电影中使用长镜头那样凝重而深沉。
诗中的“桂”——这一“我”所寻访的对象，寄寓隐含着超出字面及“桂花”这一植物本身的意义。具体象征什么，读者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如果“桂”仅仅是“桂”，不至于让一个普通村姑“故作深沉”讲哲理般地讲一大通“太迟又太早”之类不可捉摸透的“对白”，更不至于当“我”访“桂”而不遇后，满目“看着凄凄”，连连唉声叹气，叹这“无妄的灾”。这其实是“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诗家语”。诗人还在诗歌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直抒胸臆，发表议论（很像戏剧中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一连声强调“这年头活着不易！这年头活着不易！”而且，“这年头活着不易”竟也成为整首诗的标题而括示诗歌主题，并使诗歌的主题指向下降落脚到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的层面上。这与徐志摩大部分总想“飞翔”，总想逃到“另一个天国”中去的诗歌有明显的不同。
古代诗人或野趣雅致，或访古寻幽，虽“寻访不遇”而空余惆怅，却往往由此达观悟道人世沧桑，千古兴废之理，浩叹之余，深沉感慨有加，主题往往呈现出超越性的意向；徐志摩以野趣雅致起兴，却因为直面现实人生的酷烈现状，而以发出“这年头活着不易”的略显直露的主题表达而终结，主题指向却收缩下降到现实生活的实在层面上。这种“形而上”意向与“形而下”意向，超脱性题旨与粘附性题旨的区别，也是生活时代与社会环境使然。
作者简介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原名章垿，字槱森，浙江嘉兴海宁硖石人，现代诗人、散文家，新月派代表诗人，代表作有《再别康桥》《翡冷翠的一夜》等。
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奠定其浪漫主义诗风。1923年成立新月社。1931年11月19日，因飞机失事罹难。[1]
徐志摩是一位在中国文坛上曾经活跃一时并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他的世界观是没有主导思想的，或者说是个超阶级的“不含党派色彩的诗人”。他的思想、创作呈现的面貌，发展的趋势，都说明他是个布尔乔亚诗人。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他的创作前后期的不同状况，是和当时社会历史特点关联着的。[2]
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3]
人们看待徐志摩及其创作总是把他与新月派连在一起的，认定他为新月派的代表作家，称他为新月派的“盟主”，这是因为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与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他参与了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他的创作体现了新月流派鲜明特征。从成立新月社到逐步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新月派，历时约十年，徐志摩始终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在我国新诗发展史上曾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为新诗的发展进行过种种试验和探索。他的诗歌有着相当鲜明的独特风格，有一定的艺术技巧。从新月社的成立及至新月派的形成和它的主要活动（尤其是文学方面的活动），他确实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他对新诗发展曾经起过一定的推动和影响作用。但是，他们过分地追求形式和格律，又走向歧路，尤其是徐志摩到后期思想和创作都发生危机。[4]
作为那个时代的名人，徐志摩做到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能做的一切，他在追求自身幸福生活的同时，也对民族命运有过深刻的思考。他与张幼仪的婚姻是那个时代的不幸，他与林徽因的淡淡情愫令人唏嘘，他与陆小曼的婚姻热烈而深情，却又坎坷多舛（新华网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