逯钦立
逯钦立（1910-1973）是我国著名的古代文学史研究专家、中国古文献专家。
- 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
- 曾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广西大学。
- 1951年至1973年任东北师范学大学教授。
- 编纂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校注有《陶渊明集》。另有《逯钦立文存》等著作出版。
目录
基本信息
| 姓名 逯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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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名 胡蛮、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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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籍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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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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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地 山东省巨野县大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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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时间 1910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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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世时间 1973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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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院校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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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作品 编纂《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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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成就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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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基本概述
- 逯钦立（1910-1973），字卓亭，山东巨野人。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随即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专门研习汉魏六朝文学。
- 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广西大学（桂林）、东北师范大学任职。
- 逯先生对于汉魏六朝文学造诣颇深，撰述很多。1940年，他感到明人冯惟讷所辑《诗纪》、近人丁福保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虽然"搜括靡遗"，有功于世，但仍存在严重缺失，遂在前书基础上重新攟摭上古迄隋末的歌谣，另谋新编。工作时断时续，直至1964年，始编定《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这部百卷巨轶。其中《隋诗》10卷，为目前收录隋诗最为全备的总集。 另有《陶渊明集》校注（中华书局）等。
人物贡献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 逯钦立先生是当代卓有成就的古代文学研究家，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汉魏六朝时期。学术界受惠最大的是他以一人之力编纂一百三十卷巨帙《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此书迄今仍然是学习和研究这一时期文学的必要书籍。除此之外，他在汉诗研究、陶渊明研究、汉乐府研究和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上都取得了非常有价值的成果。
- 逯钦立先生对苏、李诗、班婕妤诗和古诗年代的考订，迄今仍是不刊之论。尤其是苏武诗的考订，他提出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苏诗晚于李诗出现，且苏诗出于李陵集。他引庾信《哀江南赋》证《诗品》“子卿《双凫》”当为“少卿”之误，其考订的精审，令人叹服。
- 逯钦立先生这部总集的优点和贡献，学术界早有定评，在中华书局的《出版说明》中明确指出其优点有五，都是精审之言。先师曹道衡先生曾在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的推荐信中，总结其成绩，说到其搜辑佚文，认为这个工作比收录完整的作品更为艰难。这是非常准确的评价，只有作过这方面的工作，或者重视文献资料的研究者才能深切体会得到。
- 然逯先生此书，并不仅是搜辑全备，更由于其考订精详，解决了许多文学史上的悬疑问题。如大家非常熟悉的他的《汉诗别录》，就是在其搜辑的工作过程中，考订而成的成果。
- 逯先生此书，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可以信服、放心使用的文本，他的工作更给后学者提供了典范，因而成为二十世纪古代文学获得成就的标志性成果。 [1]
陶渊明研究
- 在陶渊明研究领域，逯钦立先生于考证、校勘、注释和评论等四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 1979年之前，陶渊明集还没有特别好的校注本。逯钦立先生率先以元初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本为底本对陶集进行整理。 可以说，逯钦立先生校注《陶渊明集》是个非常出色的本子。
- 关于陶渊明思想的论述，逯钦立先生结合当时文化思潮，经学、佛、道、玄以及儒家思想，灵活对待陈寅恪“新自然主义”观点。
- 逯先生自言《读陶管见》具有“读书笔记性质”、“涉及的问题又未必有关宏旨”。但其笔记出于多年读陶集的体会，而所论恰是理解陶渊明及其诗文之难点所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逯先生对陶渊明的隐居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陶渊明在最后决定终身隐居的时候，心情实际上是复杂和矛盾的。他虽然出身庶族，但其祖陶侃毕竟是东晋新贵，在政治上曾取得过成功。故而归隐并非渊明首选，是放弃政治理想之后，“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
- 《宋书》本传云：“（陶渊明）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逯先生考《宋书·百官志》，“知陶为祭酒，即别驾祭酒，职位较高。”又“陶渊明八岁，是年遭父丧”，即幼年失怙。“太元甲申（公元三八四），陶渊明二十岁。家庭衰落。”（《陶渊明事迹诗文昔年》）以“弱冠逢世阻”（《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为据。足见其出仕前的青少年时期生活是比较拮据的。那么，这种“不堪吏职”之说，便显得不易理解，很值得怀疑。逯先生进一步提出，他出任祭酒，主要是“以禄代耕”思想决定的，是因家贫而出仕，“谈不到什么忠君思想”。
- 逯钦立又指出陶渊明以祖辈的荣宠为傲，是一个“深受封建教养怀有政治理想愿意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人”。故当刘裕讨伐桓玄，他东下附“义旗”，其“封建正统思想”又非常突出地表现了出来。所以，陶在最后决定终身隐居的时候，他的心情实际上是复杂和矛盾的。“一方面，他摆脱了封建统治罗网，感到极大庆幸与愉快”，“另一方面，归隐就要终身放弃政治理想，就要遭受饥寒痛苦”。故而，其归隐是“不得已”而为之，“陶渊明所以成为一个隐士，决定于他的思想见解和道德品质，更是决定于他生活的历史时代和社会风气”。
- 逯先生认为退隐躬耕，对诗人来说是件大事，但这“并不是使他成为伟大诗人的充分条件或因素。”更直言“研究陶渊明，不允许过分强调他的归隐”，这会导致“把非主要的作品当作主要的”，使研究偏离了应有的方向。这对于今天的陶学发展仍然具有深刻的意义。但我们也应当对逯先生的观点批判地继承，对陶渊明“忠君”思想有更加充分的认识，毕竟其《命子诗》除了自矜祖上功业外，还有“在我中晋”、“天子畴我”、“慎终如始”这样鲜明表达立场的诗句。故其仕隐，有更为深刻的原因与意义，并不止于在“以禄代耕”与“放弃政治理想”间徘徊，有待于后人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