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之成
邓之诚(1887～1960)， 字文如，号明斋、五石斋，祖籍江苏江宁，中国历史学家。1887年1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五）生。幼年入私塾，酷爱读书，随父赴云南任所，习六代史。曾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毕业后，任滇报社编辑。1921年起，专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又先后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和燕京大学史学教授。邓之诚作为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教育家，曾培养了一大批文史考古学者，门人弟子号称三千，当中成就斐然者有黄现璠、王重民、朱士嘉、谭其骧、王钟翰等。
目录
简介
生平经历
邓之诚(1887～1960)，字文如,号明斋、五石斋,祖籍江苏江宁,中国历史学家。
1887年1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五）生。幼年入私塾,酷爱读书,随父赴云南任所,习六代史.曾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毕业后,任滇报社编辑。
1910年任昆明第一中学史地教员.武昌起义后,仍兼报社工作,宣传革命。
1917年应北京大学之聘,任教授.赴北京后,被教育部国史编纂处任命为国史纂辑员。
1921年起,专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又先后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和燕京大学史学教授。
1930年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史学教授。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封闭,与洪煨莲等同被日本军逮捕入狱,翌年获释。
1946年燕京大学复校，仍回校任教。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专任明清史研究导师,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考古专门委员。
1960年1月6日逝世,终年73岁。
求学及任教
先毕业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后随父入滇，受家学影响颇深，尤嗜六朝书史。考入昆明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文科，专攻文史。毕业后，担任《滇报》编辑，对当时国内外政局及地方兴革事宜，多有论述，深为时人赏识。武昌起义后，仍兼报社工作，撰写政治性文章，欢呼辛亥革命胜利，袁世凯窃国后，乃自滇出川、鄂，积极参预护国军运动，并结识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及护国军统帅蔡锷等。
治学严谨
一生治学谨严，博闻强识，诲人不倦。最初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成《中国通史讲义》上、中两卷，于30年代初，被选为《大学丛书》之一种，更名为《中华二千年史》。
喜欢抄书
张萱《西园闻见录》传抄本一百零七卷等；并以所藏五石斋钞本秘籍包括谈迁《北游录》、萧?]《永宪录》及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付印，嘉惠士林未刊手稿尚有《滇语》，二十万字，述其幼年遍历滇中所见所闻，尤详于滇边诸少数民族，是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的可贵资料。
1996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编新版《世界人名录》（东洋篇）收“邓之诚”条目称他为“中国通史权威”。
杰出的教育家
邓之诚作为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教育家，曾培养了一大批文史考古学者，门人弟子号称三千，当中成就斐然者有黄现璠、王重民、朱士嘉、谭其骧、王钟翰（以出生年排序）等等。
1960年1月6日病逝于北京。
“旧学”风范
外表
邓之诚走进燕京大学课堂，身着蓝布长袍，瓜皮小帽顶上打着红结，脚上一双“老头乐”棉鞋，腿带捆在脚脖子上。他空手而来，不带只文片纸。
讲课
他往讲台上一站，摘下帽子，放在讲桌上，深深地向众人鞠躬，脑门碰到桌面，然后说：“同学们，我来看看你们。”一口西南官话，温文尔雅。70多年前，此种繁文缛节，在邓之诚那里从不省略。他坚持旧礼，40岁起便手执藜杖，不苟言笑。即使被人称为“邓老头”，他也欣然点头。 后人称他“为人为学，颇有古名士风”。王钟翰师从邓氏，一日，在燕大喝醉了酒，摔倒在马路边。此事传到了校长司徒雷登耳中，司徒先生辗转找到邓之诚，要他处理。邓听说后，就在桌上放一小杯白干，一两不到，将王钟翰叫到家中，嘱他“再喝一杯”。又说，若想喝酒，以后尽可来喝个够。王钟翰喝完那杯酒，邓之诚说：“好了，你回去吧。”邓之诚著史，然偏爱野史。他读书札记汇成《骨董琐记》 ，内容杂糅明清两代的朝章典故、里巷杂谈乃至金石书画、衣着器物。前面方介绍了“邸报”，后面就记录起乾隆年间的米价，乃至“葫芦器”、“日本刀”，被人目为天下第一“闲书”。
邓氏是杂而到家。红学家周汝昌研习 《红楼》 时，曾受教于邓。某次，邓轻描淡写地说：“《永宪录》里有曹家的事，此书流传甚罕，知者不多，图书馆有一部抄本，可去一查。”周汝昌忆及，当他将书借到手，打开翻看，“不禁大惊”。凭书中所记，他感觉终于找到了曹氏家族的秘密。邓之诚好藏书，偏偏钟情于清代禁书，所藏甚丰。他还喜欢收藏清末民初人像和风俗照片，并以此名声远播。
不吝爱藏书
但他绝没有藏书者惯有的吝爱。他把自己抄录收藏的珍稀书籍，一一付印，广为散布。许多珍贵的物品，他随手拈来，送与知己名士，亦不甚惜。1936年，他曾在南方某地闲游，以二饼金购得《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非常罕见的画一幅，甚是珍爱，后来却将画送给了高名凯。学人张中行说起此事，冠之以“博雅”二字。新文学运动方兴时，邓之诚颇不以为然，因而被目为典型的“老派”。据说他憎恶白话文，因此凡学生试卷中有用“的”字处，他一律改成“之”。而邓之文言，也实在地道，张中行评说：“即以《骨董琐记》而论，专就文字说，放在明清名家的笔记里，说是当时人所作，也不会有人怀疑。” 邓之诚上课，帽子须规规矩矩放在桌子上；而“新派”人物胡适，则会狠狠地掷在讲桌旁边的地上。新老两派争执不休，许多人这才有幸在课堂上听邓之诚这样骂胡适：“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此翁口音极重，表情又认真，令人莞尔。这样的评价，他年年都要讲几回。胡适自然是奈何他不得。后人点评这段历史，认为新旧两派可以激烈辩论而并存，正体现出大学之自由开放精神。
被误解
然而邓氏放口嘲讽胡适时，一定未曾想到会有这样一天。1949年后，北京市委统战部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有人慷慨陈辞：“我们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有人自恃有些旧学功底，就对抗思想改造。我奉劝某些人，不要自视过高。其实，过去的所谓‘国学’都是封建糟粕，一文不值。”时人回忆，散会后，邓氏回寓所，一路秋风萧瑟，落叶满阶，他“目中茫然”。后来，他留在北大，没有学生，也不上课。当年人人以听其讲课为幸的邓先生，因为没有授课记录，工资下调三级。
治学藏书
文化史上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古今的藏书家，很少有在学术上成就空前突出的。他们不乏深厚的学养，可是他们的治学成绩，恰恰像唐代以后的抒情诗，在对某一种意境的描写上深入细致，或者对某种情感的把握上恰当得体，句法也比唐人工稳，但是往往有句无篇，整体气象不足。藏书家们也许在某一个学术细节上成绩可观，对前朝文献的考证，或是只言片语的训诂，断简残编的归属，往往颇具慧眼，一言定论，但是缺乏大体的构建。他们的学术，看起来像是铁路上的道班工人，沿着前人铺就的铁轨，一路修修补补，只有补苴之力，而无开创之功。
藏书家们一般学术修养都极为深厚，满腹墨水，可是厚积而不发，秉承孔子“述而不作”的古训，不知道有多少足以流芳百世的著作被生生闷死在他们的肚子里。这真是文化史上的千古大损失。所以，一旦见到了一个学术上也铺出了铁路建起了大厦的藏书家，就仿佛从唐太宗的陪葬中捡出了王羲之的 《兰亭集序》 ，为中国文化挽回了损失，“其欣喜将何如”？邓之诚，就是这样一个令人惊喜的例外。
邓之诚原籍江苏江宁，但是生于四川成都，并在四川度过了他大半个少年时代，落地生根，怎么说也算是成都人了，成都留给他的满口的四川话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了。幼年的邓之诚就酷爱读书，再加上父亲也算博学之人，家学渊源。幼年入私塾，学的是四书五经，六代文史，据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六朝书史尤为嗜好；随即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研习西学，不久随父到云南，入读云南两级师范学堂。 早年的邓之诚先生投身报业，他以笔为工具，对当时国内外政局及地方兴革事宜，多有论述，深为时人赏许。武昌起义后，在报纸上撰写政治性文章，欢呼辛亥革命胜利。袁世凯窃国后，乃自滇出川、鄂，积极参与护国军运动，并结识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及护国军统帅蔡锷等。他不仅在言论上宣传革命，还言行合一，投身反清革命活动和反袁护国运动。 峥嵘少年，书生意气，这段时期的邓之诚，即使不能视为革命家，
也像一个社会活动家，无论如何，不是后来的历史学家。他在这些峥嵘岁月的所见所闻，都被邓先生汇为一编，成《护国军纪实》一书，这本书材料真实可靠，实为不可多得的实录，极具史料价值。
1917年，邓之诚先去了上海，同年应北京大学之邀北上，在国史编纂处任民国史纂辑，兼任《新晨报》社总编辑一职。这样，邓之诚先生完成了从社会活动家和报人向学者的转变。
入狱写成“奇书”
其实，从少年到中年，总会出现心境的转变，这大概是必须的人生经历，学者也不例外。邓之诚是如此，另一位著名人物周作人也是如此。他们都是自小颇具传统学术修养，盛年时期却或多或少反了传统，邓之诚欢呼辛亥革命，周作人则提倡白话文学，但到中年之时，两人都回归学问，回到书斋，潜心著述，向传统之学靠拢。 当然他们也有不同，比如周作人是新文学中的标志性人物，但邓之诚却对新文学向来缺乏好感，虽然没有公开攻击新文学，赞美推举之词也不多见。但他们最大的不同，却是在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上。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占被封，燕京大学的师生遂落入敌手，邓之诚与张东荪、洪煨莲等燕京大学的教授被日本军逮捕入狱，关入北大红楼，一同被囚禁的还有辅仁大学伏开鹏、蓝公武等著名教授。这些被捕的教授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日本宪兵队慑于影响没有对他们用刑，但他们在被囚期间依然备受虐待凌辱。邓之诚记述他亲身见闻说：“宪兵队审讯时，无不用刑求者，有扑责，有批颊，有拶指，有水淋口鼻，有灌水。灌水引犯者至浴室中强饮满腹，以足蹈腹，水从耳鼻口中激射而出，最为惨苦，往往有致死者。闻尚有重刑逾于灌水者，又闻有电机磨人，毫发齿骨、血肉肌肤皆成液质，实惨不忍闻。宪兵队用刑，分队尤严，往往夜间被刑者哀呼凄厉，使人心胆俱碎。”
这样的囚徒生涯将近半载，1942年，邓之诚等人获释。出狱之后，生活已无着落。这就是他值得称颂的地方。
日军的残暴非但没有使邓之诚这个温和的学者屈服，反而催生了两部“狱中奇书”。在狱中，学者们在敌人的眼皮之下偷偷以诗写志，时有所咏，出狱之后，邓之诚把这些诞生于监狱的诗歌汇为一编，各体杂诗共一百零五首，成《闭关吟》一书；又撰写狱中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为《南冠纪事》一书，一共一万余字，公开刊布，公诸于世，揭露日寇的残暴嘴脸。别看这个学者低头作文，文风比周作人还温厚老实，但大是大非面前，他真一点也不含糊。
二十载著两千年通史
从后来邓先生的治学路径来看，显然是幼年的家教和私塾对他影响
较大。邓先生传世的著作多是经史子集的传统路子，文风也温柔敦厚，颇似周作人的晚年之文，甚至可以说是老老实实，比周作人更有过之。而且，即使后来他做到了《新晨报》的总编辑，对新文学也缺乏好感。
邓之诚一生作为治学谨严，博闻强识，诲人不倦。邓之诚先生从事教育五十年，仅在燕京大学就执教二十年之久，培养了一大批文史工作者，如知名学者黄现璠、谭其骧、周一良、朱士嘉、劳干、王钟翰等。他对中国历史有精深的研究，善于从前人别集、笔记中辑录整理历史资料，著有《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桑园读书记》、《明斋题识》、《东京梦华录注》等。
作为历史学家，邓之诚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久负盛名的《中华二千年史》。这本书本来是邓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授课讲义，原名《中国通史讲义》。讲义原本只有上中两卷，上世纪30年代初，这本尚未全部完成的讲义被选为《大学丛书》的一种，更名为《中华二千年史》，公开出版。上世纪50年代初，邓先生续成下卷，全书告成，历时二十余年。这部逾二百万字的大书从秦朝统一中国开始，终于辛亥革命清亡之时。纵横二千余年，可谓是《通鉴》以后第一部通史。全书旨意，重在通观历代兴亡史实始末，识其成败得失，臧否人物，检讨谋略，以供后人借鉴，颇有通鉴遗风。而书中显露出来的史家意识，春秋笔法，又深得通鉴精神。
如果说《中华二千年史》体现了邓之诚作为历史学家的全局意识和史实勾稽能力，那么，《骨董琐记》则显示了邓先生细微之处的考证水平。《骨董琐记》是邓先生博览群书的产物，先成正续编，后来又有《三记》，合为《骨董琐记全编》一书，全书共有“三记”十八卷。该书考释文物，钩稽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文史工作者可以从中觅得“蛛丝马迹”，以作资料，以作线索。严格说来，此书并不算是史学著作，书中标题，如“银价米价”、“藏书印”、“葫芦器”、“羊脑笺”、“日本刀”、“女子篆刻”、“江浙藏书家”等等，简直是搔人痒处，增长见识，悦目消闲，真乃天下第一等“闲书”也！据说邓先生光是写初编就查阅辑录了不下两百余种书。
“五石斋”里的清代禁书
邓之诚性喜抄书，又喜藏书，其藏书室名曰“五石斋”。邓之诚师尊顾序林，于是早年注意收集顾氏全部著作的不同版本，于藏书之道，渐有所得，后来遂起意收藏图书。邓之诚最喜收藏明末清初时人的集部之书和清代禁书，也钟意于有关风俗、风土资料性质的书。
抗日战争前邓之诚的五石斋已收藏了700余部清初人文集，如清代禁书《青来阁初集》、《西斋集》、《松陵文献》、《士风录》、《蓄斋二集》等，均为稀见之书。邓之诚向来以有大量清初人的集部之书而自豪。据说他曾与著名藏书家伦明相比，他有而伦氏无者就有百十余部，可见“五石斋”所藏之富。
藏书家大多精熟古籍版本，邓先生也不例外。他曾为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学社审定古籍善本，为燕大图书馆先后审核、鉴定，选出校印的有：奕赓《佳梦轩丛著》手稿本十一种，茅瑞征《万历三大征考》傅钞本一册，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明钞本四十一卷，张萱《西园闻见录》傅钞本一百零七卷等。
藏书家一般爱书如命，拥书自重，珍本图书，一般束之高阁，密不示人。邓先生则没有这种毛病。他以所藏五石斋钞本秘籍包括谈迁《北游录》、萧?]《永宪录》及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付印，广为散发，嘉惠士林。
邓先生晚年撰写的《清诗纪事初编》八卷，系根据一生先后访得的700余种顺、康时人诗文集整理爬梳而成，共收作者600人，录诗2000余首，本黄宗羲以诗证史之说，不限名家，贵在诗能记史外之事。全书600篇小传，于清初人物与文献的考订帮助极大。一代诗史，赖之传世。
五石斋中，尚有不少清末民初人像和当时的风俗照片。邓之诚收藏风俗民俗的照片的名声远播。先生出示过一张名叫“杨翠喜”的照片，这张照片牵涉到1907年（光绪十三年）北京的一件买官名案，直隶道员段芝贵和庆亲王奕劻父子等达官显贵都是个中丑角。照片拍摄了清末13个妓女的全身像，中坐者即为杨翠喜，从照片可以看出清末民初人物的服饰打扮，十分珍贵。
抗战胜利后，1946年燕京大学复校，邓之诚仍回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专任明清史研究导师，并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考古专门委员。邓之诚晚年时，将藏书捐赠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60年1月6日邓之诚逝世。
主要著作
《湛隐居士集跋》，1918年10月
《古今文鉴序》，1918年12月
《骨董琐记》8卷4册，1926年《明斋著书》排印本，1933年再版，1955年三版 《柳如是事辑序》，1930年11月
《槐居唱和集》，1932年单行本，1933年刊于《学衡》第79期
《中国史大纲序》，1932年5月
《对公沙先生评夏曾佑一文的质疑》，1934年4月21日，《大公报·图书副刊》23
《万历三大征考序》，1934年4月，《燕京大学图书馆丛书》本
《佳梦轩丛著序》，1935年《燕京大学图书馆丛书》铅印本
《汪悔翁乙丙日记序》，1935年《明斋丛刊》铅印本
《护国军纪实》，《史学年报》1935年2卷2期，1939年又收入为《旧闻零拾》之第4种
《宋代太学生序》，1935年11月
《中国考试制度史序》，1934年12月
《中华二千年史上册》，1934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4年10月北京中华书局再版，1956年12月第3版
《中华二千年史中册》，1934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4年10月北京中华书局再版，1956年12月第3版
《中华二千年史下册》，1956年4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58年1月再版
《陈生彦文诔并序》，《史学年报》1936年2卷3期
《谈军机处》（为燕京大学历史系座谈会讲，由王钟翰笔录），《史学年报》1937年2卷4期，又刊于《清史杂考》附录中
《官制沿革备论 论秦以后无真宰相上》，《史学年报》1938年2卷5期
《艺风诗词集跋》，1939年1月
《长安宫词序》，1939年5月，《旧闻零拾》铅印本
《祺祥故事序》，1939年6月，《旧闻零拾》铅印本
《天聪诏奏序》，1939年8月
《东陵道诗序》，1939年8月
《陈二庵先生行述》，1939年11月
《西园闻见录序》，1940年4月，《燕京大学图书馆丛书》本
《中华二千年史》
《校印西园闻见录缘起》，1940年4月，哈佛燕京学社
《与张孟劬书》，1941年12月
《辛壬纪事》，1942年10月
《静涛柏公传》，1943年5月
《临潢柏葰静涛守陵密记》，1943年9月
《滇语》，1943年10月
《陈二庵别传》，1944年1月
《与松崎鹤雄书》，1944年7月
《陷虏记》，1945年8月
《闭关吟》，1946年6月，五石斋单行本
《南冠纪事》，1946年，刊于《现代知识》半月刊
《评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燕京学报》1947年23期
《戊午科场大狱记》，1947年4月，刊于《益世报·史地周刊》37、38
《清季书院述略》，1947年6月，刊于《现代知识》半月刊
《皇朝掌故备要——桑园读书记之一》，1948年2月，刊于《益世报·史地周刊》79期
《张孟劬别传》，1948年6月
《题归来草堂录》，1949年载于《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桑园读书记》，1955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东林党籍考序》，1957年，中华书局出版
《东京梦华录注》
《云自在龛随笔序》，1958年6月，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五石斋题跋》，1958年5月
《锡文诚公奏议序》，1958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
《东京梦华录注》，1959年1月，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永宪录跋》，1959年8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北游录跋》，1960年4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清诗纪事初编》，1965年11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
评价
一生治学谨严，博闻强识，诲人不倦。最初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成《中国通史讲义》上、中两卷，于30年代初，被选为《大学丛书》之一种，更名为《中华二千年史》。
张萱《西园闻见录》传钞本一百零七卷等；并以所藏五石斋钞本秘籍包括谈迁《北游录》、萧奭《永宪录》及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