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寿全
郑寿全生卒：（1824年－1911年）（清代中医大家，火神派始祖） 国籍:清国 [1]
火神派的开山鼻祖是郑寿全。清同治年间，在成都开创了“火神派”，《邛崃县志》称其为“火神派首领”，以重视阳气，善用附子、干姜等辛热药著称，人誉“郑火神”“姜附先生”，誉满川蜀。火神派是中医学中一个比较年轻的流派。学术上，火神派以《内经》为宗,“洞明阴阳之理”,“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尤其重视阳气的作用，对阳虚阴盛病证的辨识深刻而全面，擅用大剂姜附等辛热药物及扶阳方法治病，用方则多为四逆汤、白通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这是火神派最鲜明的特点。[2]
目录
生平亮点
在成都开创了“火神派”，《邛崃县志》称其为“火神派首领”，以重视阳气，善用附子、干姜等辛热药著称，人誉“郑火神”“姜附先生”，誉满川蜀。
生平
早年学医于夙儒兼名医双流刘止唐先生，从受《周易》、《内经》及《伤寒论》诸书，均熟读而深思之，奠定医学理论基础．继复博览医书七十馀种，加以融会而贯通之。行年二十有四，即悬壶于成都，因其医理、医术造诣俱臻上乘，医德亦冠绝侪辈，踵门而求治者常络绎不绝，声望日隆。清同治八年（1869）刊行《医理真传》，十三年（1874）刊行《医法圆通》，清光绪二十年（1894）刊行《伤寒恒论》，三书各具特点，又能理论联系实际，切合临床应用，一时为广大医家视为济世活人之鸿宝。
《医理真传》除综述祖国医学基本理论外，尤著重于治病先分辨阴阳，列举阳虚证、阴虚症之特征，并各举数十例加以阐发印证。其中心论点则谓人身以元阴、元阳为立命之本，而以阳为主导，故善于用姜、桂、附等大辛大热药味，量重而准，治愈不少群医束手之大症、急症，而被人尊称为“郑火神”，盖犹昔人称善用热药之良医为一炉火也。实则郑氏亦常用有石膏、芒硝、大黄等寒凉药味方剂如白虎、承气诸方以治病救人。《医法圆通》仍本治病注重阴阳实据及处方活法圆通之主旨，“采取杂症数十条，辨明内外，判以阴阳，经方时方，皆纳于内，俾学者易于进步，有户可入”。
书首《用药弊端说》举出当时医界积习及沿误而示人以用药准绳。书末更指出善于圆通运用成方，一方即可治多种疾病，如四逆汤一方善用之，即可治愈二十多种疾病。其中颇多独到之处，为它书所未尝论及者。
至于《伤寒恒论》一书，特点亦不在抄袭前人陈说，而是紧密扣合临床实际，即情言理，并能独抒己见，对原书疑似之处，加以纠正。其《自序》亦谓：“兹将原文逐条一一剖析，不敢与前贤并驾，但就鄙见所及，逐条发明，虽不敢云高出手眼，此亦救世之本心，聊以补名贤之不逮，亦大快事也。”张仲景《伤寒论》，自金•成无己《注解伤寒论》问世后，历代注解者无虑百家，郑氏《恒论》能不稗贩陈说，独立于医学之林，诚难能而可贵矣。
生平著作
撰写《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传世。
(二)学术思想
1. 强调阴证
“万病起于一元伤损”，郑钦安推重阳气，临证时首先考虑阳气损伤情况，对阳虚阴盛亦即阴证证候有著丰富的经验和全面的认识。由于阴证表现复杂多变，且常有假象，人多不识，因此郑钦安对于阴证的辨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论述方便起见，笔者按其程度由轻到重分出纯阴之象，阴盛格阳(含虚阳上浮和虚阳外越)，虚阳欲脱三种证候，郑氏对其分别作了非常详细的论述，笔者将其归纳为郑氏所论“阴证三候”或称“阴证三层次”。
尤其是由阳虚衍化而出现的种种变证，如阴气上僭，阴盛格阳(含真气上浮和阳虚外越)，阳虚欲脱等证候的认识和论述细致入微，能勘破重重迷雾，辨伪存真，指明阴火之症，有著独到而深刻的认识，这是他学术思想中最重要、最精华的部分。成都中医学院的郭子光教授认为郑氏“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确是祖国医学中一份珍贵宝藏。”即是指此而论。下面分而论之。
2. 扶阳理论
郑钦安的医学思想植根于《内经》《易经》《伤寒论》之上。通过研读历代经典，郑氏了“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的至理，认为阴阳犹如“水火相依而行，虽是两物，却是一团，有分之不可分，合之不胜合”之奥。《医理真传·自序》开篇即云：“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证。亦不难于识证，而难于别阴阳”。开宗明义，突出阴阳辨证的地位和作用。故其一生临床，均统以阴阳立门，从阴阳生化阐述医理，探求病因。郑氏在以阴阳二纲立论的前提下，又特别重视真气和元阳。根据《内经》“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认为“人身一团血肉之躯，阴也。全赖一团真气运于其中而生命”，“人之运动，全在先天一团真气鼓动耳”。真气之所以能生化不息，又有赖于元阳的蒸腾。盖“真阳乃人立命之根，生化之源，万物活动之根抵”，人生“有形之躯壳，皆是一团死机，全赖阳气这一团真气运用于中，而死机遂转成生机”。郑氏指出：“阳者阴之主也，阳气流通，阴气无滞”，“阳气不足，百病丛生”，阳主阴从的观点使其在治疗时特别注重固护真阳。既然“人之一身，全赖一团真火”，而“桂附、干姜，纯是一团烈火，火旺则阴自消，如日烈而片云无”。因此，凡元阳虚衰者，郑氏开手便以四逆辈单刀直入。即使元阳稍有不足，亦以姜附之流防范于未然，不必延至脱时而始用回阳。
3. 学术评述
作为一个临床大家，郑钦安极力倡导辨证论治这一中医最根本的原则，这一点显现得十分鲜明，如强调“用药一道，关系生死。原不可以执方，亦不可以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参、芪、鹿茸、枸杞，都是砒霜"(《医法圆通》)。他最反对不思经旨，不辨阴阳，拘执套方套药的市医积习。他在每一个病症的探讨之后，几乎都要批评这种积习，已成著述惯例。例如“查近市习，一见头痛，不按阴阳，专主祛风，所用无非川芎、白芷、荆芥、防风、蔓荆……夫此等药品，皆轻清之品，用以祛三阳表分之风，则效如桴鼓;用以治三阴上逆外越之证，则为害最烈，不可不知也”(《医法圆通》)。又如“近来市习，一见痢证，以黄芩芍药汤与通套痢疾诸方治之，究其意见，无非清热导滞、调气行血而已，不知气血之不调，各有所因。知其所因而治之，方是良相;不知其所因而治之，皆是庸手"(《医法圆通》)。后一句堪称医家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