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梦想(钟红英)
作品欣赏
重拾梦想
大人们总爱问孩子长大后想干什么，孩子们的回答总是那么天真，有时甚至是不着边际地大说一番。而不同时代，孩子们的回答又是那么的不同，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最爱说的是长大要当解放军，更大的“梦想”是在我们小学时写的作文里，那时我们的作文结尾一般都会表决心式的写上：“一定要当好毛主席的红色接班人”。现在想来那时的“胆子”也够大的，“野心”也够大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是谁都能当的吗？到了八十年代，国家开始重知识、重科学，孩子们回答得最多的是长大要当科学家。而当今的孩子们回答得最多的又是什么呢？当土豪，当明星，赚大钱？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仅仅是孩童天真的梦想而已，孩子们是不会想象到梦想与现实有多么的遥远。但我以为，梦想的最大意义在于给予一个人一个方向，一个人如果在孩提时代就有梦想，有目标，虽不一定能在成年后实现具体的目标，但他的精神生活是充实的，他在不断的追求与寻觅中走过属于自己唯一的一次生命过程，他是快乐的，特别是那些被世俗看着是有点“神经质”的“理想主义”的坚守者。
翻开尘封的记忆，我的童年也曾有过简单而纯真的梦想，那就是长大后做一名合格的教师。母亲曾是一名教师，因家庭出身以及父亲的“历史问题”，被降级为公社小学的炊事员，记忆中食堂周围曾贴满大字报，还有那些画得很差的漫画，将我们姐弟几个拿着碗伸向母亲打饭的画面画得很丑。母亲有文化，给我们的教育也很有一套方法，但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母亲常被那些所谓的“高人一等的人民教师”欺负。那些因为出身好而没有水平的人来当教师，在我们那个公社学校是大有人在的。我们常常把“忠心耿耿”念成“忠心qiuqiu”,“石油工人吼三吼”念成“石油工人kong三kong”，这样的错误举不胜举，真是误人子弟啊。记得有一次，一个时常表现得娇滴滴的女老师，好像还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因为一点小事与我母亲大吵，踩我母亲的痛处，把母亲委屈得来躲到家里哭得很伤心，我跑到她家对面的那棵老拐枣树下，又哭又骂，骂了很久，骂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骂到最后大概她实在无法与一个孩子再怎么这样下去，知趣地把自己关屋里不出来了。那时我就常想，我长大后一定要当教师，为母亲争口气。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喜欢上了阅读，那时可读的书太少了。记得小学快毕业时读的第一本小说是《闪闪的红星》，“胡汉三又回来了”，潘冬子与胡汉三之间周旋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恨不得一口将书读完，我尝到了阅读原来是如此有趣的事。后来到了父亲工作的县城读初中，我见到什么书都读，如为那个时代而写的《较量》、《金光大道》，《艳阳天》、《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铁旋风》等等，虽有些乏味，但总比没书读好。也读了当时不好找的一些书，如王蒙的《青春万岁》、冯德英的《苦菜花》、《三菊花》，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通常这些不好找的书都很破旧，甚至我还读过一些没头没尾、前后差好多页的书，但这些书似乎更吸引人，更耐人寻味，但这些书一般都是那时的禁书。那是一个没有书的年代，那是一个与书势不两立的年代。
记得初中时，搞什么“清三坏，破四旧”，在“马列小组”学习会上，我不假思索地主动说出了我所读的几本书的名字，在场的同学一片哗然，班干部居然还读那些“坏”书。我当时就不明白那些书怎么就是“坏书”，它坏在哪里呢？只觉得这些所谓的“坏书”特别有味道，我在心里自言，你们根本就没有读过那些书，要是读了你们也会喜欢的，但我不敢辩解，幸好同学们也只是说说而已，不然我这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又该遭殃了，可能更遭殃的是我的父母。
1975年，母亲终于不负生活的重压病逝了，那时我15岁，初中还没毕业，弟弟13岁，快上初中了。其实，那时上山下乡的政策已是尾声了，但我们不知道，只知道像我们这样的“黑五类”子女一旦下去了，是很难回来的。大姐顶替了母亲，在一个公社小学里教书，按当时的政策，我和弟弟是肯定要下去一个的。记得有一次弟弟坐在家里那张破旧的写字台前画画，我依靠在桌子傍看他画。我们不经意间说到下乡的事，我们两姐弟都争着说自己去，弟弟有些稚气地说争取他下去，他说他是男孩，又会画画，拉二胡，如果实在是必须我下去的话，他就为我画画，给那些人说是我画的，就有机会去干宣传工作之类的轻松活。这样的对话一直藏在我心里，永远感动着我，那时弟弟才刚上初中。
高中刚上一年，“四人帮”倒台了，国家恢复了高考。在懵懂和饥肠辘辘中度过少年时代的我们这一代人才如梦初醒，开始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但我们已把最美好的时光浪费在了过去的十年里，刚刚树立起来的大学梦想几乎成了泡影。记得有一次，教语文的曹老师在我的一篇作文里批道：“想象力丰富……，但基础知识太差，错别字太多，放学后到我这里来一下。”我有些紧张，放学后束手束脚地独自到了老师家，老师慈母般的微笑，很温和地让我坐下，开始给我讲解作文，指出了我好多的错误，完了还鼓励我继续多读、多写。老师给了我很大鼓励，我更加的喜欢读，喜欢写。
很自然，我没有考上大学，我们班就考上了一个男生，听说我初中班也只一个男生考上。高中刚毕业，父亲就为我办了“免下证”，其实，那时大量的知青已在返城，我们这一届根本就不用下乡了，但父亲被那年月搞怕了。高中刚毕业，我到了大姐教书的学校代课，那是我梦想的职业，但好景不长，商业部门“大集体”招工给了父亲单位两个名额，那些有臂膀的子女是肯定不会去的，他们可以等待更好的工作，但我不能，父亲怕我这个代课的职业不稳当，就硬让我回去参加工作了，记得体检那天，我流了一天的泪，我想继续复读考大学，哪怕考个中专师范也好。
人的命运就是那样，你机不逢时，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们面临参加工作时，正是1978年--1980年左右的失业高峰时期。文革”中，上千万知青上山下乡。“文革”结束时，大部分知青要求回城，再加上我们这批本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待业青年。于是大集体就成了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记得当时中央政策是谁家孩子谁抱走，你父母在哪个单位，哪个单位负责给你安排工作，因为国企职工子女太多，不能马上把他们变成国有企业职工，于是就形成了大集体，或叫新集体。我的父母都不属于商业部门，但我却无赖地也进了大集体。
上班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大集体”与“国营”，就像当年的“地主出身”与“贫农出身”一样的区别，遭人歧视，让人瞧不起。但我们大都是年青人，从没因此瞧不起自己，有的当过5、6年知青甚至更长时间，非常珍惜这份工作，大家每天都工作得很快乐，当时我们厂的效益比“国营”厂的还好，我们抱团在自己的世界里欢乐。我从工友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那时我喜欢写一些充满稚气的小文，字里行间常常充满了对他们的赞美。
时间到了1985年，一条消息让我们喜出望外，我们这些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也可以通过参加国家的自学考试拿到大学文凭。对于文学的爱好，我想当然应该选择汉语言专业。但那时我已经结婚快一年了，我和丈夫是同一年级的校友，因为同时对知识的渴望和对人生的共同追求而恋爱三年结婚。丈夫酷爱文学翻译，梦想自学成为文学翻译家，在自考前已在刊物上发表翻译作品了。回想起那间由一个大仓库隔出的约九平米的简易小屋，床的侧面并排着一张方桌和一张写字台，我们每晚准时并排坐在那里学习。屋对面是一间大屋子，一个九英寸的黑白电视围满了人，当时正热播《霍元甲》、《血疑》之类的电视连续剧，屋外的宣泄对我们没太大的影响，我们的心在这间小屋里，在吮吸着人类智慧的养料。偶有不经意间的四目相对，那种幸福的感觉就像一朵花蕾一样悄然绽放，荡漾在我们的心里，弥漫在这间小屋的每一个角落。当时我毅然选择了自考英语专业，是想到对丈夫未来的事业有更多的帮助，常常和丈夫同时走进考场，丈夫每次报考几科都一举通过，我却走得艰难得多。怀孕后，挺着大肚子走进考场，在当时的自考生中不是什么新鲜事。有孩子后，为了不让丈夫分心，我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对于经济并不宽裕的我们，还要用大量的钱去购书和一些学习资料。
1987年我从单位退出来，做起了生意，当时我们的口号是“以经养文”。不料，我对经商还真的有了莫大的兴趣，一干就是十几年。我喜欢上了做生意，它给了我莫大的自由，但是有一个原则没变，以丈夫的事业为中心，尽管在当时好多人看来那挣不了多少钱，那样执着有些傻，然而，我却被他的执着和勤奋深深地感动着。今天，丈夫已成了小有名气的翻译家，我为他的执着和勤奋而庆幸，为他取得的成绩而自豪。做生意的十多年里，除了要把生意做好，还要承担几乎所有家务活，写作的时间很少，但阅读习惯从没间断过，除读一些经商的书外，那些经典名著仍时时伴着我，在我的笔记本里摘抄了《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的那段话：“头脑，应当是商人的头脑，但灵魂，不是商人的灵魂，也不能把自己的灵魂和时间都卖给那些灵魂也是商人的商人。”
岁月可以沧桑一个人的身躯，但放弃梦想会褶皱一个人的灵魂。今天，我已弃商在家做丈夫事业的助手，除了阅读外，也写作，重拾着我的“文学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梦想，“我写，那是因为我喜欢，没有是否被发表的压力；我写，那是因为我有不吐不快之感。偶有发表，也很快乐，毕竟还是有喜欢它的人。”已步入中年女人的我，不再有那种成名成家的欲望了，从梦里醒来，恢复到了生命的真实感受，真正地懂得了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梁实秋在一篇叫《中年》的文章中写道：“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作自己所能作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
我相信，世界上本没有绝对的成功，只有不断的进步，享受过程，便是生命的最好状态。
作者简介
钟红英，成长在一个“没有书的年代”，还好，在迷茫的青年时代，赶上大量书籍“蜂拥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