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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风筝下的伦敦

《银风筝下的伦敦》是萧乾写的一篇文章,来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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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照伦敦人口的密度,希特勒动用飞机的数量,这古城的遭劫还不能算严重。十一月六日邱吉尔首相公布的死亡人数,九月共四千五百名,十月三千五百。然而这两个月里,大陆上几乎日夜派遣凶手过来,而且时常一天有十次以上的警报。是什么使伦敦的死亡减少了呢?哪个认真相信是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祈祷!是那埋伏在全城各角落的高射炮手,放银风筝(气球)的,和冒了枪林弹雨生命危险在黑暗中吹哨的纠察员,救护救火队员们。自然,主要是截击的战斗员。

我管它们叫银风筝,因为它们不但有风筝的庄严,飘逸,而且在秋风中也一样弹出铮铮响声。逢运气,黄昏时也许在什么空场上能够看到一个正徐徐下降。这些巨像偶尔也会如星球般逾出轨迹。九月底,德国电台即说有数只英国气球被飓风刮到瑞典,毁坏了二百五十座变电站,毁坏了一座无线电广播台,害得火车误了点。在哥德堡,气球的钢丝触着了该城无轨电车的电流,黑空中画出一线闪亮。后来又刮到丹麦某城,落到一列客车上。那一次我才知道银风筝如离开地上的执线人,能惹出多么大的乱子!幸好它们不常逃学。

当它们规矩时,它保护伦敦不至于成为华沙。德机永远不敢低飞,因而也就无从瞄准。但这不是同放风筝那么容易。《新闻纪事报》一个记者说,在空袭伤亡名单中,气球管理员占很可观的数目,一旦风筝断了线,他们得摸黑去找,不然那结果不堪设想。

高射炮手也在无名英雄的前列。

最初,德国也丢过数次传单。但这些传单发生的作用却正相反:它们变成了募救国捐的工具。八月六号德机在英国东北部丢下希特勒劝降演词的全文,红十字会把它们集起,卖一便士或两便士一张,不数分钟凑了十多镑。在威尔士某地,行市每张贵到五先令。后来买者太多,幽默的英国人发起了“一便士看一眼”,这下集资更多了。一个人花两便士买上一张,竟募够买一百五十枝烟卷的数目,烟卷送给了军队。这不仅表现了英国人的幽默感,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对战争结局的信念。到十月二十四日,当局开始警告传单收藏者,说敌机近出一诡计,用小气球系传单一束投下,传单内藏炸弹一颗,拾者势必遭殃。

六月七号,我在英国第一次遇上空袭。那时我住在剑桥意大利人的家里,距开战已八个月。那是我第一次欣赏剑桥的午夜,闪烁的星光,剑河的潺潺流水声,鸡叫,火车缓缓而行,花草馨香,人在篱笆下呢喃。个个抱了“未完成的杰作”的原稿,或什么纪念品,木乃伊般站在地窖里谈拖鞋,谈约翰逊博士。次早房东先生(意大利文学讲师)筑起防空壕来。每堆起沙袋若干,必跳上土堆,然后,突然跃下,把自己当作炸弹,试验洞口的安全。

但真正的空袭始自八月下旬,我刚由威尔士草原赶回伦敦后。德机丢弹的种类并不太多,不外乎立刻爆炸与慢性爆炸两种。立刻爆炸的有尖声嚎叫的,细声呼啸的,以及烧夷弹等数种。对付定时炸弹的是那英勇的“敢死队”,自抢救圣保罗教堂那一着,他们的功绩才彰显出来。实际上这些英雄们成天凭了机智和勇敢在同死亡开玩笑。今早我去荒原散步,湖旁草坡的树上用绳缆起了,黄牌子警告游人:“危险,内有未炸之弹。”然而四五个小伙子正站在弹穴里,一锹锹地往外扬土。我们互招了下手。圣保罗那一弹,震惊了大西洋两岸。这拱顶教堂是伦敦有名的古建筑。那天定时炸弹丢了一大片。我不是兜了个圈子吗?圣保罗门前再也不罗鸽了。一道绳子后,是个阴森森的大坑。“未炸的”比什么都可怕。但三天后,九月十七日,德威思中尉亲自驾车,把那些炸弹运到郊区草地,炸了个百呎深的大坑。从此,“敢死队”在伦敦成为人所共知的赫赫英雄,竟致有人在货车后写上那三个字来冒充,吃了一场官司!德威思中尉荣获了奖章,圣保罗教堂为他们举行了一次礼拜,并许下战后为他们立座石碑,和威灵顿、纳尔逊的灵寝并卧。一个受惠的电影院无以报答,赠之以“永远免票入座券”数张。

定时炸弹扰乱秩序的作用大于实际的危害,更头痛的是现丢现炸的家伙。究竟丢了几千几百吨,没人敢确言,说德国曾有过一分吝啬,那是扯谎。人的伤亡数目以外,建筑呢,邱吉尔说以眼前这比例,毁灭半个伦敦还需十年工夫。军火工业呢,军需部长莫理逊说,损失仅百分之一的四分之一。但市民遭遇的惨痛,却无法估计了,这方面,最凄惨莫如工人聚居的东伦敦。

越是工业国家,这越是注定的:穷人是战争的祭羊,因为他们的住处不是在铁道附近,便靠码头货栈,要不就挨着工厂。东伦敦便是这样个地方。平时拥挤肮脏,战时遭殃。这一带除了英国工人家庭外,还是穷犹太人及中国水手工人麇集的地方。炸死了的还不太惨,惨的是那些遗孤。一个妇人由坍塌的房屋底下被拖出来了,她一直等到得悉自己那四岁的孩子安然无恙才断的气,把悲哀托给了从军队赶回的丈夫。在同一天,他没有了妻子,也没有了爹娘同兄弟,怀抱着那咧嘴哭的孩子。一个刚结婚三周的新娘,一手抓了只老鼠,直直在她被炸的家宅旁站了一天一夜,半疯癫地对那老鼠说:“你一定是他派来的。他埋在哪儿?啊,你会说话有多好!”她的新郎刨出时,样子已吓人了。她也是活埋了四十八小时后才被刨出的。但她丈夫刨出时,已没气儿了。记得一九四○年春间肯特郡第一个被炸死的平民,画报上把他自幼的像片全登出,报纸当作头条新闻。东伦敦开始西移,中国餐馆大东楼听说还逞强开着,中国水手公寓也没移动,但华侨洗衣坊却大多关了张,至少十二个华侨已葬身在这场闪电战中了。

轰炸时,也有许多趣事。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在乱砖中埋了四昼夜。刨掘队发见她后,问她痛吗,仰卧在重梁下的她,还照平时礼教说:“谢谢先生,我很好。”大家把砖石清理出点路子来,才问她要什么。他们喂了她五杯热茶,六小时后,横在她胸上的梁木才移开了。她被抬上担架后还说:“瞧,我手表打破了,是过生日奶奶送的呢!”还有一对夫妇,带子女两人躲在防空壕里。一个炸弹刚好命中,后面的钢板都已震掉,所幸老少安全。那七岁的儿子是埋在土下五尺深。他父亲把他抱上来,他揉揉眼说:“爹爹,你这个玩笑开得过分了。”他还以为是在闹着玩呢!还有一座教堂正举行婚礼,周围连落了三颗呼啸弹。新娘戴完戒指,得由客人扶出教堂。一看,停在教堂门口的汽车不见了。他们双双走回家去招待客人,汽车是由旁边砖堆中刨出来的。那天,听说一个烧夷弹落在皇家战争博物馆,几乎把张伯伦与希特勒合签的《慕尼黑协定》烧毁。还有一对老夫妇的尸首掘出后,老太婆手中还握着一封信,日子是一八八二年七月某日,是一个教士道歉不能来赴她的婚礼。战争使老年人尤其惑伤。

但炸后的伦敦难题太多了。活着的得吃,炊饭的煤气没了;得喝,自来水流成河;得住,房子成了瓦砾。那时伦敦乱成一团,而舆论界却并不放松政府。《新政治家》上有一长文描述难民之无助,和官府办事之迟缓。譬如派来疏散的大汽车走错了地方,妇孺白白地鹄俟了一天还不算,又挨了敌机的扫射。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婆,由市政府推到救济会,又走了三哩到另一慈善机关。她缺的只是一笔路费,乡下有戚友答应收容她。舆论界攻击的是难民不应靠慈善款维持,政府应负责任。到十月底,“难民救济金”分配办法规定了:一个四十岁以下的妇人如丧失丈夫,每周领十五个先令六便士;年满四十岁以后,每周领二十二先令六便士。孩子的补助金,老大领八先令六便士,老二六先令三便士,余每名五先令。男子因空袭残废者,住院期间每周领二十五先令六便士,出院后为三十三个先令。据说随报随领,绝不迟延。难童的安插也有了办法。这些孩儿由戚友收养,由官家补助至十六岁为止。收养一名难童,每周可领十先令,余每名八先令六便士。在原则上,这里平民因空袭所遭损失,均由政府照数赔偿。不过除非赤贫的,余多展缓至战后赔。譬如我住处的玻璃窗、烟囱就全震碎。房东太太报完区议所才动工的。她希望不久就能收到公家一张支票。伦敦某区还倡议因空袭而丧命的市民,殡葬途中,应准许用国旗裹尸。总之,九月初的紊乱迟误,已在尽力挽救了。且有保险公司举办“一先令保一百镑”的空袭险。年入四百镑以下的中产阶级,政府也给了损失赔偿的保障。

在最漆黑的日子,伦敦还能笑。破屋栋、送奶车、举重机上全悬着饱经风霜的国旗,颓壁上写着种种谐句。

街道下面埋有煤气、自来水种种设备,平时提供便利,遇到战争,也有麻烦的一面。一个未伤人的炸弹很可以使一可观的面积停了水电,断了电话,没了地道车。当伦敦上空在交战时,伦敦地面上,千百名机管子工把身子半插在地下,耐心细致地修整地下那些复杂的管道。兵士们把枪架起来,跳进被炸的房舍帮忙拆卸清除——一个需要胆智的活儿。三个月来,伦敦不知扫出几千吨碎玻璃。有巨厦的贵重厚玻璃,有教堂的古老彩色玻璃,也有平民住屋的廉价普通玻璃,真是个大汇合。这些据说如清理重炼,人工需耗甚巨,所以大部分都抛弃了。而且眼前玻璃的需求并不太大。许多不需橱窗的店铺(如银行)多用木板搪起。牛津街的大百货店,浅黄木板中嵌以一方小小玻璃,像煞我们的宫灯。破房拆下的钢骨是有用的——铸成炸弹还敬柏林,也可制成防空壕里用的双层床。

警报的放送也经过几度周折。最初,很少人理会警报的重要,而且,似乎越放警报,街上仰首观望的人越多。直到俯冲机到来,人民又开始怪政府放得迟。一个记者说,威尔士某酒馆有个穷酒徒,善学飞机丢弹声。说谁请他一杯威士忌,即学一次。学完人问他,警报声呢,他说,没放警报。《新闻纪事报》上读者来函栏登了许多质问的信。一个说:“昨夜三点,我在床上足足听了二十分钟轰炸声,为什么一声警报也没放?”一个说:“依常例,我们的警报总比炸弹迟二十分钟。这是否也得经过一番等因奉此才放?”又有人抱怨放解除警报时敌机正丢着弹。还有人嫌警报拉得太长,太难听。邱吉尔首相有同感,在下院说,得缩短这种鬼嚎。不久,当局又发见勤放警报对于生产——尤其军火制造损失太大。八月二十三日,安德生部长在下院宣布“屋顶巡风”办法。先拉预备警报,俟敌机临上空时,始由巡风人摇铃通知,作为紧急警报。如此,军火工人既不误工,又可保证安全。这些巡风人又是一批英雄。风吹雨打,他们得站在屋顶,眼睛不能离开天空。看着弹落,看着火烧,他们得负责下面数百名同胞的安全。某工厂便有这么个挡前阵的巡风人,不幸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殉了难。厂家通知死者妻子的信是这样写的:“你的丈夫是一位杰出人物,他事事跑在前面。他什么都先干事后讲话。在工厂中,在运动场上,他都是第一。当本厂征求屋顶巡风人时,他自然又是第一个自告奋勇。终于,当一颗炸弹投下时,也是他第一个看到。”

另外还有戴钢盔的“纠察员”,对他们的功绩报纸也是歌颂不尽,而且他们当之无愧。年在六七十的老头老媪也时常干这一行。当警报放了时,我们往地下室走,他们得在街头吹哨,促路人找掩护。“一个空袭纠察员必须勇如狮,强如阉牛,机警如枭鸟,耐烦如毛驴,辛勤如蜜蜂。”这是人们理想的“更夫”。他必须随时准备“挨炸,挨跌,活埋,粉身,压扁。他随时得当干奶妈,产婆,郎中,抬埋的,募捐的。他得活泼而驯顺,当人们抱怨时,甚至得学会装聋作哑”。想想冬夜的黑,冷,这些年迈市民的义勇实可佩服。自然,中年的纠察员占大半。譬如我们这条街上一位罗伯逊先生,他年纪是五十三,与老伴跟前有两男孩。早上七点半,他就到邮局上班,战前四点半即可下公事房,如今要作到五点。下了那个班,就值这个班。闪电战开始后,好些日子罗伯逊先生二十四小时内,仅睡上二三小时的觉。他巡街,扶老弱进防空壕。但有一天,他巡街回来,自己的房子炸完了,妻同一个孩子受伤,另一个孩子丧了命。悲痛自是当然,但第二天罗伯逊先生又去值班了,吹着哨,催人们掩蔽。

还有浇灭伦敦大火的英雄们。六万救火员中,截至上月底,殉职的已逾百名。这是既苦又危险的差使,烧死,砸死,种种意外都可能发生。伦敦市民对他们感激至深。

专职的纠察员,每周领三镑。因公受伤者,准许照支前二周薪,出院后,已婚周领一镑十三先令,单身汉周领一镑。这总算是份保障,但舆论界认为太菲薄。尤其有些地方遇纠察员受伤,薪金立即停付。而且供职还须自备救火唧筒等,出差自备车费。至十一月初,政府动手改善了。殉职的每名准领葬费七镑半。受伤的准续领十三周薪金。政府并立即发给钢盔、雨衣等必需品。而且开始训练一批后备员,随时补充。

但开仗以来,英国空袭方面最棘手的莫如防空壕问题,即把这问题视作一个中心的社会问题,也不为过火。因为它涉及安全、健康、纪律、道德。

九月中旬安德生当内务部长时,大批伦敦市民携妻抱子,夹了被卷,佯买一站票往地铁里挤,而部长在警告着:地道车系交通工具,绝不容许人民当防空壕使用。两个月,全市地铁每日四点后就成为合法的避难所了。再不需买票,有几条线还停了车专为避难用。这是人民的一大胜利。自十月十九号起,地道车站上自十月十九号,有夜宵早点卖了。次日,第一批两千只双层床架起了。于是,玩起纸牌来,难民带来种种乐器,地狱变成了天堂。十月底,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地下室设起简易图书馆,放映起科教片,北伦敦一个地下室还有了一种报纸,名叫《瑞士茅屋人》,距我的住处仅隔一站。第一期社论是《论打鼾》。文中写道:“本站睡有一千五百位难友,打鼾者至少有一千六百五十人。”某通讯员谓:“昨晚一美丽女郎距我仅六时。我正欣赏这朵睡莲时,她忽然鼾声大作,使我深为幻灭。”编者末尾加按语云:“汝应称幸知足。普通男子欲尝此幻灭,尚须先入教堂行礼。”

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听说这么一种别致的报纸问世,还特意从大西洋彼岸来函索取呢。

防空壕是怎样一个奇怪的生活场所!一个醉徒跑进某处防空壕,嚷道:“呔,我乃希特勒遣来的伞兵是也。尔等全已在我掌握中,谁敢动一动,小心吃我的子弹!”并在口袋中比画,把避难的妇孺吓得乱叫。还是一个熟识的妇人认出他来,打了他一巴掌。这人醒后被罚两镑,另付诉讼费十五先令。有一地发见成帮的流氓。还有一个难免的现象:小小窃案也是习见的,尤其每人手提包里必有点宝贝。这里躺着打大呼的男子。也难怪,他们白天开着货车或造着军火,晚上一伸腿,身子下面是硬邦邦的水泥地。但有三百难友,十个打呼的即可搅得全睡不成。所以难友们自动轮流派一个人负责“摇打呼者”,一闻呼声立即跑过去推他一把。这里也睡着国难不忘美容的女秘书、女店员。睡前照常用发夹把头发卷成乱蛇一般,用玉容油润了她们的粉颜,早晨上班前,还先染染手指甲。

纽约一位哲学家立在大西洋彼岸赞叹说:“汪洋那方是欧洲,也即是地狱。海水爬着涌着,填补着掘蛤者留下的足印。月亮由海面上升了。我确知地狱过后,宇宙的空间潮汐将梳平时间的沙滩。新的掘蛤者还将来到——也许还是更好的。”

1940,11,16于伦敦

赏析

萧乾是作家、编辑,也是一位杰出的记者。抗战期间曾到英国伦敦大学教书,同时兼任《大公报》驻英国的特派记者。1940年,德国法西斯对伦敦进行狂轰滥炸,萧乾目睹了英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他在这一段时期为《大公报》所写的通讯特写,相当精彩,这些文章在当时的“陪都”重庆《大公报》刊出时,吸引了许多读者,同时也鼓舞了同样处在日本法西斯狂轰滥炸下的中国军民。今日,我们重读这些通讯,仿佛身历其境;并体会到英国人镇静、幽默而顽强的性格,和作者文笔的妙处。

通讯特写要求材料真实,叙述客观,这篇文章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作者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透过战争的硝烟,像照相机的镜头一样捕捉伦敦的种种场景,同时又用他生动的笔墨传达给广大的读者。有些惨痛的场面,他虽然好像电视的镜头一闪而过,并没有花费许多笔墨,但却给人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一个妇人由坍塌的房屋底下被拖出来了,她一直等到得悉自己那四岁的孩子安然无恙才断的气,把悲哀托给了从军队赶回的丈夫。在同一天,他没有了妻子,也没有了爹娘同兄弟,怀抱着那咧嘴哭的孩子。”“还有一对夫妇,带子女两人躲在防空壕里。一个炸弹刚好命中,后面的钢板都已震掉,所幸老少安全。那七岁的儿子是埋在土下五尺深。他父亲把他抱上来,他揉揉眼说:‘爹爹,你这个玩笑开得过分了。’他还以为是在闹着玩呢!”——战争的惨状不只在于横尸遍野,就在这一生一死之间,可以见到无辜者的命运是怎样被魔鬼们所摆弄。作者的叙述是客观翔实的,但作者的心是热的,热血正在心底奔流。

从这些笔墨之间,我们可以见到作者对普通英国人的由衷赞叹:“一个空袭纠察员必须勇如狮,强如阉牛,机警如枭鸟,耐烦如毛驴,辛勤如蜜蜂。”“他必须随时准备‘挨炸,挨跌,活埋,粉身,压扁。他随时得当干奶妈,产婆,郎中,抬埋的,募捐的。他得活泼而驯顺,当人们抱怨时,甚至得学会装聋作哑’。”——我们从中似乎可以听到作者的“弦外之音”——这样的人民这样的民族是不可能被压倒的。

既客观翔实,又充满主观的情感,这就是萧乾的通讯特写之魅力所在。他所见到的场景,正是中国读者未见而又关心的场景;他所抒发的心情,也正符合中国读者的心情。一个新闻记者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尽到了他的责任,所有的“名记者”都有这种本领。然而,这种轰动一时的报刊文字在时过境迁之后,就渐渐被人淡忘了,很少能成为历史的珍品。萧乾的这一类战地通讯则不然,即使在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我们读到它仍有一种震撼力存在。是因为它的题材太重要吗?是因为作者的文笔太传神吗?都可以作为理由,但都未必准确。其实,一个优秀的作家都会有一段才华横溢的时期,外部条件的刺激与他内心长期积累的激情完全融合在一起,迸发出一种才情,能放射出长久的光辉。尽管作者在写作这一类战地通讯时,时间仓促,写作环境也极其恶劣,但这一切都阻挡不了他才情的进发。

读罢这篇文章,我们这些曾经经历过战争磨难的人当然“于我心有戚戚焉”,而我们年轻的读者也请千万不要忘记战争的残酷,上一个世纪的悲剧再也不能在新的世纪发生了。[1]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