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復長恨.裁作短歌行
長恨復長恨.裁作短歌行出自宋代辛棄疾的《水調歌頭·壬子三山被召陳端仁給事飲餞席上作》[1]
長恨復長恨，裁作短歌行。何人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余既滋蘭九畹，又樹蕙之百畝，秋菊更餐英。門外滄浪水，可以濯吾纓。
一杯酒，問何似，身後名？人間萬事，毫髮常重泰山輕。悲莫悲生離別，樂莫樂新相識，兒女古今情。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
目錄
譯文及注釋
譯文
長恨啊！實在更長恨！我把它剪裁成《短歌行》。及時唱歌行樂吧！什麼人了解我，來為我跳楚舞？聽我唱楚狂人接輿的《鳳兮》歌？我在帶湖既種了九畹的蘭花，又栽了百畝的蕙，到了秋天可以吃菊花的落花。在我的門外有滄浪的清水可以洗我的絲帶。
請問：一杯酒與身後名譽，哪一件重要？身後名當然重要。但是，現今是人間萬事都是本末倒置，毫髮常常是重的，而泰山卻倒很輕。最悲傷也沒有比生離死別更悲傷的，最歡樂也沒有比結識了一個志同道合的新朋友更歡樂的。這是古今以來兒女的常情。富貴不是我謀求的事，還是回到帶湖的家去，與我早已訂立過同盟的老朋友白鷗聚會的好。
注釋
水調歌頭：詞牌名，又名「元會曲」「台城游」「凱歌」「江南好」「花犯念奴」等。雙調，九十五字，平韻（宋代也有用仄聲韻和平仄混用的）。相傳隋煬帝開汴河自製《水調歌》，唐人演為大曲， 「歌頭」就是大曲中的開頭部分。
壬子：指紹熙三年（1192年）。陳端仁：即陳峴，字端仁，閩縣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曾先後任平江守、兩浙轉運判官、福建市舶。淳熙九年在四川安撫使任上罷職回家。給事，給事中，官名。為門下省。宋制，門下省的給事中有四人，掌管：侍從規諫，掌讀中外出納，日編章奏目錄以進，駁正政令失當，考其稽違而糾正之。（見《宋史·職官志》門下省條）
長恨復長恨二句：長恨，即《長恨歌》。白居易《長恨歌》：「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短歌行》，樂府平調曲名。《樂府解題》：「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晉陸機『置酒高堂，悲來臨觴。』皆言當及時為樂。」
何人為我楚舞二句：《史記·留侯世家》：漢高祖劉邦欲廢呂后的兒子，另立戚夫人的兒子趙王如玉為太子，事情沒有成。「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楚狂聲，楚國的狂人接輿的《鳳兮歌》。接輿曾路過孔子的門口，歌：「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見《論語·微子篇》）
余既滋蘭九畹三句：《離騷》：「余既滋蘭 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朝飲木蘭之墜 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門外滄浪水二句：《孟子·離屢篇》：「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纓，絲帶子。這兩句的意思是：對清水、濁水態度要明確，不要然然可可。表示了他剛正清高的品德。
毫髮常重泰山輕：這是說人世間的各種事都被顛倒了。
悲莫悲生離別三句：屈原《楚辭·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離別，樂莫樂兮新相識。」這裡是對陳端仁說的。表示對陳端仁有深厚的感情。
富貴非吾事二句：陶淵明《歸去來辭》：「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
鑑賞
辛棄疾的這首《水調歌頭》，是一首感時撫事的答別之作。[2]
此詞上片分兩層，前兩韻是第一層，直接抒寫詩人的「長恨」和「有恨無人省」的感慨。作者直接以「長恨復長恨，裁作短歌行」句開篇，乍看似覺突兀；其實稍加思索，就會明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由於北方金朝的入侵，戰亂不息，被占區人民處在金人統治之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卻非但不圖恢復，還對主張抗金北伐的人士加以壓制和迫害，作者就曾多次受到打擊。這對於一個志在恢復的愛國者來說，不能不為此而感到深切的痛恨。如此「長恨」，在「飲餞席上」難以盡言，所以詞人只能用高度濃縮的語言，把它「裁作短歌行」。「短歌行」，原是古樂府《平調曲》名，多用作飲宴席上的歌辭。詞人信手拈來，融入句中，自然而巧妙地點明了題面。「長恨」而「短歌」，不僅造成形式上的對應美，更主要的是顯示出那種恨不得盡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致。「何人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一句，合用了兩個典故。據《史記·留侯世家》載，漢高祖劉邦「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由於留侯張良設謀維護太子，此事只好作罷，戚夫人因向劉邦哭泣，劉邦對她說：「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中表達了劉邦事不從心、無可奈何的心情。又《論語·微子篇》載，楚國隱士接輿曾唱歌當面諷刺孔子迷於從政，疲於奔走，《論語》因稱接輿為「楚狂」。辛棄疾在這裡運用這兩個典故，目的是為了抒發他雖有滿腔「長恨」而又無人理解的悲憤，一個「狂」字，更突出了他不願趨炎附勢、屈從權貴的耿介之情。從遣詞造句看，這一韻還妙在用「何人」呼起，以反詰語氣出之，大大增強了詞句的感人力量；而「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反覆詠言，又造成一種一唱三嘆，迴腸盪氣的藝術效果。詞人在直抒胸臆以後，緊接着就以舒緩的語氣寫道：「余既滋蘭九畹，又樹蕙之百畝，秋菊更餐英。」一韻三句，均用屈原《離騷》詩句。前兩句徑用屈原原句，只是「蘭」字後少一「之」字，「畹」字後少一「兮」字。「餐英」句則從原句「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概括而來。蘭、蕙都是香草，「滋蘭」、「樹蕙」，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養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節。而「飲露」、「餐英」，則是以飲食的芳潔比喻品節的純潔和高尚。作者在這裡引用屈原詩句，並用「滋蘭」、「樹蕙」之詞，顯然是為了表達自己的志節和情操。屈原在忠而被謗、賢而見逐的情況下，仍然堅定地持其「內美」和「修能」，執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詞人在遭朝中奸臣讒言排擠，被削職鄉居的情況下，依然不變報國之志，表明自己決不肯隨波逐流與投降派同流合污，沆瀣一氣。「門外滄浪水，可以濯吾纓」一句，仍承前韻詞意，從另一個角度表明自己的志節和操守。這裡又用一典。《楚辭·漁父》中說，屈原被放逐，「游於江潭」，「形容枯槁」，漁父問他為什麼到了這種地步，屈原說：「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勸他「與世推移」，不要「深思高舉」，自討其苦。屈原說：「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漁父聽後，一邊搖船而去，一邊唱道：「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勸屈原要善於審時度勢，採取從時隨俗的處世態度。詞人化用此典，意在進一步表明自己的志節情操。
下片頭三句「一杯酒，問何似，身後名？」遙應篇首，意在抒發自己理想無從實現的感慨，情緒又轉入激昂。據《世說新語·任誕》載，西晉張翰（字季鷹），為人「縱任不拘」，有人問他：「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他說：「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詞人用張翰的典故，乃是牢騷之氣。
他的抗金復國理想難以實現，志業難遂，還要那「身後」的虛名幹什麼！詞人為什麼會發此牢騷呢？辛棄疾接着寫：「人間萬事，毫髮常重泰輕。」這一韻是全詞的關鍵所在，道出「長恨復長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南宋統治集團輕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於不顧，而一味地苟且偷安。這是詞人對南宋小朝廷腐敗政局的嚴厲批判和憤怒呼喊。最後兩韻是下片第二層，通過寫惜別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詞人的情緒這時又漸漸平靜下來。前三句寫惜別，用屈原《九歌》點明恨別樂交乃古往今來人之常情，表明詞人和餞行者陳端仁的情誼深厚，彼此都不忍離別之情。「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一句，又引用兩個典故。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陶淵明生於東晉末葉，社會動亂，政治黑暗，而他本人又「質性自然」（《歸去來兮辭序》），「不慕榮利」（《五柳先生傳》），因有是辭。這裡詞人引用陶詩，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臨安並不是追求個人榮利，並且也不想在那裡久留，以表明自己的心跡。「歸與白鷗盟」，是作者從正面表明自己的心跡。據《列子·黃帝篇》載，相傳海上有位喜好鷗鳥的人，每天早晨必在海上與鷗鳥相游處，後遂以與鷗鳥為友比喻浮家泛宅、出沒雲水間的隱居生活。在這裡，詞人說歸來與鷗鳥為友，一方面表明自己寧可退歸林下，也不屑與投降派為伍，另一方面也有慰勉陳端仁之意。
與一般的離別之詞不同，辛棄疾的這首《水調歌頭》，雖是答別之詞，卻無常人的哀怨之氣。通觀此篇，它答別而不怨別，溢滿全詞的是他感時撫事的悲恨和憂憤，而一無淒楚或哀怨。詞中的聲情，時而激越，時而平靜，時而急促，時而沉穩，形成一種豪放中見沉鬱的藝術情致。此外，詞中還成功地運用比興手法，不僅豐富了詞的含蘊，而且對抒發詞人的志節等，也都起到了很好的藝術效果。[3]
創作背景
辛棄疾於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年）初，辛棄疾出任福建提點刑獄。是年冬天，被宋光宗趙淳召見，由三山（今福建福州）赴臨安。雖然新年將到，也只得立即起程，當時正免官家居的陳峴（字端仁）為他設宴餞行。在陳端仁為他餞行的宴會上，寫了這首詞。
辛棄疾
辛棄疾（1140－1207），南宋詞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別號稼軒，漢族，歷城（今山東濟南）人。出生時，中原已為金兵所占。21歲參加抗金義軍，不久歸南宋。歷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東安撫使等職。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論》與《九議》，條陳戰守之策。其詞抒寫力圖恢復國家統一的愛國熱情，傾訴壯志難酬的悲憤，對當時執政者的屈辱求和頗多譴責；也有不少吟詠祖國河山的作品。題材廣闊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詞，風格沉雄豪邁又不乏細膩柔媚之處。由於辛棄疾的抗金主張與當政的主和派政見不合，後被彈劾落職，退隱江西帶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