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客
门客作为贵族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那时的养客之风盛行。每一个诸侯国的公族子弟都有着大批的门客，如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等。就是在古代达官贵人家中养的一些人，有的是有具有真才实学，能在关键时刻替主人办事的，但是也有一些是徒有虚名，骗吃骗喝的。他们的身份和家奴是不同的，平时没有固定的工作，不必干杂役，照样吃喝领工资。只是主人需要他们办什么事时，才跟他们安排工作。养门客最盛行是在战国时期，战国四公子就以养门客而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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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词语
寄食于贵族门下并为之服务的人。《晋书·石勒载记下》:" 张披 与 张宾 为游侠，门客日百馀乘，物望皆归之，非社稷之利也。"《儒林外史》第三七回:"一个 娄老爹 ，不过是太老爷的门客罢了，他既害了病，不过送他几两银子，打发他回去。"鲁迅 《集外集·选本》:"《世说新语》并没有说明是选的，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所搜集。"
家塾的塾师。宋 孙升 《孙公谈圃》卷上:"后得赵学究 ，即馆于汴第， 杜后录陈之旧，召至门下，与赵俱为门客。"宋 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三:" 秦会之有十客， 曹冠以教其孙为门客。"元 纪君祥 《赵氏狐儿》第三折:"不如只在我家中做个门客，抬举你那孩儿成人长大，在你根前习文。"
门客文化
门客按其作用不同分为若干级。最低一级只到温饱的程度，最高级别的门客则食有鱼，出有车。门客主要作为主人的谋士保镖而发挥其作用，必要的时候也可能发展成雇主的私人武装.关于霸主的问题，因周朝自夷王起，礼乐不明，诸侯始强大。互相征伐，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一些小的诸侯国屡受少数民族入侵之苦。因此一些大的诸侯国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吸纳一些同盟，形成了以自己为首的政治集团.春秋时期，大国之间，经常为争夺霸权而爆发战争。作为霸主的国家，对其盟国有着统治权。它的属国是要向它进贡的.权贵家里豢养的帮闲或办事的人:养门客数十人。[1]
文化与文艺观
近读李臖平教授所著《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耳目为之一新，感觉就其大命题而言，可与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余英时的"士文化"鼎足而三。三人的研究对象不尽一致，大概念的内涵有别，外延有分殊有叠合，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相比之下，余英时的"士"概念外延最小，研究的是始于孔子时代的知识阶层;余氏所指的"士"及秦汉之后的"士大夫"都是李臖平所谓的"门客"，其中寄食于公子王孙门下或择主而事、致位将相的"游士"，就是"士"与"门客"最明显的"交集"。而门客却不一定是士，可能既不是武士，也不是文士，而或许是仅有鸡鸣狗盗等一技之长的"食客"。
中央集权制朝廷建立后，门客别无选择，只能争相讨好一个主子。
门客的目标
李著的"门客"概念，广义而言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的各个阶级、阶层出身的人，除了生来就注定高踞天下至尊宝座的那一个。因为在李著的定义中，"门客"的人生目标是求富贵、取尊荣、建不朽之功业，他们的路径是通过依附某个主子，将自身"工具化"，达成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至圣先师"孔夫子亦不免时时露出门客相。他并不讳言自己"三日无君"便惶惶不安的焦虑，乃至奔波于列国被人嘲笑为丧家之犬。陈涉躬耕垄亩，素有鸿鹄之志，揭竿而起时鼓动跟从者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刘邦见秦始皇出巡仪仗，叹"大丈夫当如是"，有"取而代"之心;但他们举事之初，都必得充当"门客"(客将)，陈涉以公子扶苏和项燕的名义起兵，项羽、刘邦扯起楚怀王的旗号。他们是自觉将自己摆在门下客位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羽翼丰满时反客为主，夺取最高权力。楚公子春申君的门客李园、秦朝大太监赵高，就是以阴谋手段反客为主的成功范例。
游民与门客
李臖平的"门客"概念与王学泰的"游民"有更多的相通之处。他们都是游荡于社会边缘的人，总在寻找自己的归属，只不过"门客"寻求的是体制内显赫的门庭，而游民则可能上梁山"替天行道"或入伙丐帮、青红帮。王学泰说游民的主要来源是破产的农民，农业社会有几人身上流淌的不是农民的血液呢?诸葛亮从山东避乱到南阳，躬耕于隆中，显然是农民，虽因家底殷实尚可"草堂春睡迟"，醒来研究天下大势，但说他是"游民"也不算诬枉吧。至于明太祖朱元璋，那是典型的破产农民--游民了。王学泰所说的"从流民到城市游民"，显然包括冯谖之类门客。他所说的游民知识分子与游士其实是二而一的。魏征、吴用、刘伯温之类人物即其代表，他们乃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等先秦门客之苗裔。顺便提到，王学泰与李臖平的专业都是文学研究。王学泰从对《三国演义》、《水浒》等通俗小说的社会学解读入手，揭示了游民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渗透。李臖平则从"致用"文艺观("文以载道"，"成人伦、助教化")的探源破题，上溯到春秋战国时的门客文化，进行爬梳归纳。二人创设的概念"游民文化"与"门客文化"，显然远远溢出了文艺学的范畴。
李臖平将研究范围的下限设定在西汉末年。这样一来，对门客文化流变的叙述自然不可能是完整的，但对我们认识门客文化的精义已经足够。因为秦汉之际"是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学术上致用观念的形成、稳固、定型时期"(李著《导论》)。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门客"的社会地位与求取富贵尊荣的门径基本上就定型了。
"势"与"道"
余英时是从"势"与"道"之争的胜负格局来解释这个现象的。他所说的"势"即现实的势力、政治权威，即对国家的统治权、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而"道"，不论是古代礼乐所表征的具有宗教意味的"天道"，还是儒家看重的以"仁"为核心的"人道"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纲常，都是一种精神文化力量。"势"与"道"二者都是建构政治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在各国争霸的局面下，王侯更需要"道"
对他们的"势"加以精神支持，以使他们师出有名，使他们的政权具有某种合法性。但实现天下"大一统"之后，"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已根本不可能与帝王的"势"分庭抗礼。古代知识分子的"道"是无形的，除了个人人格之外别无保证。于是，在专制集权社会，"以孤独而微不足道的个人面对着巨大而有组织的权势，孟子所担心的'枉道以从势'的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而且事实上也常常发生，汉代公孙弘的'曲学阿世'便是最著名的例子"(余著《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
后世虽有不甘心者，如明末吕坤说，"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这只是不绝如缕的先秦遗响，更多的是"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之辈:"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的假隐士和"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的伪道学满坑满谷。先秦时代，鼓吹"道"尊于"势"，孔氏门徒说只有他们的老师才配为"天子"，荀卿弟子直截了当宣称他们的先生"宜为帝王"，这种言辞，在后世出口是大逆不道要诛九族的。韩愈以"道统"继承人自居，余英时称他是唐代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之一，却要高颂"天王圣明，臣罪当诛"。不是他的骨头太软，时移"势"异，不得不然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