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書·張種傳
原文
張種，字士苗，吳郡人也。祖辯，宋司空右長史、廣州刺史。父略，梁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種少恬靜，居處雅正，不妄交遊，傍無造請，時人為之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①。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王府法曹，遷外兵參軍，以父憂去職。服闋，為中軍宣城王府主簿。種時年四十餘，家貧，求為始豐令，入除中衛西昌侯府西曹掾。時武陵王為益州刺史，重選府僚，以種為征西東曹掾，種辭以母老，抗表陳請，為有司所奏，坐黜免。
侯景之亂，種奉其母東奔，久之得達鄉里。俄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獲時葬服制雖畢而居處飲食恆若在喪。及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聞，起為貞威將軍、治中從事史，並為具葬禮，葬訖，種方即吉。僧辯又以種年老，傍無胤嗣，賜之以妾，及居處之具。
貞陽侯僭位，除廷尉卿、太子中庶子。敬帝即位，為散騎常侍，遷御史中丞，領前軍將軍。高祖受禪，為太府卿。天嘉元年，除左民尚書。二年，權監吳郡，尋征複本職。遷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公事免，白衣兼太常卿，俄而即真。廢帝即位，加領右軍將軍，未拜，改領弘善宮衛尉，又領揚、東揚二州大中正。高宗即位，重為都官尚書，領左驍騎將軍，遷中書令，驍騎、中正並如故。以疾授金紫光祿大夫。
種沈深虛靜，而識量宏博，時人皆以為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曰：「臣種器懷沈密，文史優裕，東南貴秀，朝庭親賢，克壯其猷，宜居左執。」其為時所推重如此。太建五年卒，時年七十，贈特進，諡曰元子。 種仁恕寡慾，雖歷居顯位，而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為病。太建初，女為始興王妃，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侯秩。嘗於無錫見有重囚在獄，天寒，呼出曝日，遂失之，世祖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四卷。 (選自《陳書》列傳第十五，有刪改) 【注釋】①敷、演和卷、充均為人名。
譯文
張種字士苗，吳郡人。祖父張辯，在宋朝任司空右長史、廣州刺史。父親張略，在梁朝任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張種少年時性格淡泊安靜，平日的儀容舉止典雅方正，不隨意與人交遊，也不去拜訪別人，當時的人評論他說：「宋代稱頌敷、演，梁代則有卷、充。清淨虛無學識卓越，張種有他們的風格。」張種出仕時任梁朝王府法曹，升任外兵參軍，因父親去世不擔任官職。服喪期滿，任中軍宣城王王府主簿。張種當時年紀四十多歲，家中貧窮，請求任始豐縣令，調入朝廷任命為中衛西昌府的西曹掾。當時武陵王任益州刺史，重新選擇王府屬吏，任用張種為征西東曹掾，張種以母親年老推辭，給朝廷上書直言陳述自己的請求，被有司奏劾，張種獲罪被罷免。
侯景叛亂的時候，張種侍奉自己的母親往東逃奔，許久得以到達家鄉。不久母親去世，張種當時年紀五十歲，因哀傷過度而消瘦得很厲害，又受戰亂荒年的逼迫，沒辦法在當時下葬，服喪的時間雖然滿了，而他的起居飲食，一直像在服喪。到侯景被平定後，司徒王僧辯把他的情況報告皇上，起用張種為貞威將軍、治中從事史，並為他備辦葬禮，安葬完了，張種才除去喪服。王僧辯又因為張種年老，別無後人，賜給他妾，以及生活用具。
貞陽侯僭越登帝位，任命張種為廷尉卿、太子中庶子。敬帝登位，張種任散騎常侍，升任御史中丞，領前軍將軍。高祖接受禪讓後。張種任太府卿。天嘉元年，任命為左民尚書。天嘉二年，暫時監理吳郡政事，接着徵召回朝廷恢複本來官職。升任侍中，領步兵校尉，因為公事被免職，以平民身份代理太常卿，不久授給實職。廢帝登位，加官為領右軍將軍，尚未就任，改為領弘善宮衛尉，又領揚、東揚兩個州的大中正。高宗登位，重新任用為都官尚書，領左驍騎將軍，升任中書令，驍騎、中正的職務都依舊擔任。因病任命為金紫光祿大夫。
張種性格深沉虛靜，而見識氣量恢宏博大，當時人們都認為他是擔任宰相的人才。僕射徐陵曾上書朝廷直言讓位給張種說：「臣張種才具和胸懷深沉嚴密，文史知識豐富，是東南地方重要的優秀人才，朝廷親信德才兼備之士，能幹大事，張種適合官居左丞相。」他就像這樣被當時的人推重。太建五年去世，當時年紀七十歲，贈給特進的官銜，諡號叫做元子。
張種為人仁厚寬恕寡慾，雖然多次擔任顯貴的官職，而家中財物屢次虧空，他終日安逸，不為此憂慮。太建初年，張種的女兒做了始興王的妃子，因為他的住所偏僻簡陋，特賜給住宅一處，又累次賜給無錫、嘉興縣的爵位。張種曾在無錫看見一個判了重罪的犯人關在獄中，天氣寒冷，叫出來曬太陽，就丟失了這個犯人，世祖知道後大笑，而不深加責備。張種著有文集十四卷。[2]
作者簡介
姚思廉（557—637），吳興（今浙江湖州）人 ，名簡，以字行 。早年從父察讀《漢書》，盡得家學。南朝陳時，任會稽王主簿。入隋，任漢王府參軍。父察曾撰梁、陳二史，未成，遺令他續撰之。
又奉詔與起居舍人崔祖浚修《區宇圖志》。遷代王侑侍讀。入唐，為秦王府文學館學士、太子洗馬。貞觀初，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三年（629），奉詔與秘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乃據家藏舊稿，兼采謝昊（一作吳）、傅縡、顧野王諸家之書，撰成《梁書》《陳書》。官至散騎常侍。
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舊稿。自貞觀三年至貞觀十年，歷時七年最終完成了《梁書》與《陳書》的撰寫工作。姚察及姚思廉父子雖為史學家，但都有較深厚的文字素養，於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簡潔樸素，力戒追求辭藻的華麗與浮泛，繼承了司馬遷及班固的文風與筆法，在南朝諸史中是難能可貴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