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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书·萧引传

陈书·萧引传出自于《陈书》,是一本纪传体史书,唐朝人姚思廉所著,凡三十六卷,记南朝陈朝史。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三十三年间的史实,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 [1]

目录

原文

萧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局,望之俨然,虽造次之间,必由法度。性聪敏,博学,善属文,释褐著作佐郎。侯景之乱,梁元帝为荆州刺史,朝士多往归之。引曰:“诸王力争,祸患方始,今日逃难,未是择君之秋。吾家再世为始兴郡,遗爱在民,正可南行以存家门耳。”于是与弟彤及宗亲等百馀人奔岭表。时始兴人欧阳頠为衡州刺史,引往依焉。頠后迁为广州,病死,子纥领其众。引每疑纥有异,因事规正,由是情礼渐疏。及纥举兵反,时京都士人岑之敬等并皆惶骇,唯引恬然,谓之敬等曰:“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义,亦复何忧惧乎?”及章昭达平番禺,引始北还。

高宗召引问岭表事,引具陈始末,帝甚悦,即日拜金部侍郎。引性抗直,不事权贵,左右近臣无所造请,高宗每欲迁用,辄为用事者所裁。及吕梁覆师,戎储空匮,乃转引为库部侍郎,掌知营造弓弩槊箭等事。引在职一年,而器械充牣。十二年,吏部侍郎缺,所司屡举王宽等,帝并不用,乃中诏用引。时广州刺史马靖甚得岭表人心,而兵甲精练,每年深入俚洞,又数有战功,朝野颇生异议。高宗以引悉岭外物情且遣引观靖审其举措讽令送质引奉密旨南行既至番禺靖即悟旨尽遣儿弟下都为质。还至赣水,而高宗崩,后主即位,转引为中庶子,以疾去官。

明年,京师多盗,乃复起为贞威将军。时殿内队主吴璡,及宦官李善度、蔡脱儿等多所请属,引一皆不许。引族子密时为黄门郎,谏引曰:“李、蔡之势,在位皆畏惮之,亦宜小为身计。”引回:“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为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过解职耳。”吴璡竟作飞书,李、蔡证之,坐免官,卒于家,时年五十八。 (节选自《陈书•萧引列传》,有删改)

译文

萧引字叔休。为人端庄正直有才识和度量,看上去矜持庄重,虽是仓猝之间,做事必按法律制度。天性聪慧敏达,博学,擅长做文章,脱去平民布衣穿上官服出任著作佐郎。侯景叛乱时,梁元帝任荆州刺史,朝廷官员大多前往归附他。萧引说:“诸王尽力争夺,祸患刚开始,今日逃难,不是选择君主的时候。我家两代有人做过始兴郡的地方长官,留下的恩惠还在百姓中,正可前往南边以保存家门。”于是和弟弟萧彤以及宗族亲属等一百余人逃往岭表。当时始兴人欧阳頠任衡州刺史,萧引前往依附。欧阳頠后来调任广州刺史,病死,欧阳頠的儿子欧阳纥统领他的部众。

萧引常怀疑欧阳纥有异心,因而加以规劝纠正,因此两人在情礼上渐渐疏远。到欧阳纥兴兵造反,当时京都籍的士人岑之敬等都惶恐害怕,只有萧引安然如故,对岑之敬等说:“君子修身是用来申明道理,使自己正直是用来行道义,还有什么可忧虑畏惧的呢?”到章昭达平定番禺后,萧引才往北回来。高宗召见萧引询问岭表的事情,萧引完整地陈述了事情始末,高宗十分喜悦,即日任命萧引为金部侍郎。萧引坦率耿直,不媚权贵,不曾去拜访皇帝身边的近臣,高宗每次想要提拔任用他,总被当权的人阻碍。到吕梁之战全军覆灭,军需储备空虚匮乏,于是转而任用萧引为库部侍郎,掌管制造弓弩槊箭等事。

萧引在职一年,而器械充足。太建十二年,吏部侍郎一职空缺,有关官员屡次举荐王宽等人,高宗都不用,而是亲自下诏令任用萧引。当时广州刺史马靖在岭表非常得人心,而且军队精强干练,每年深入俚洞,又有几次战功,朝廷和民间产生了许多异议。高宗因为萧引熟悉岭外情况,就派萧引去看马靖,观察他的举措,委婉地令他送人质。萧引奉密旨南行,已到番禺,马靖就领悟了高宗旨意,遣送全部儿子和弟弟去都城做人质。返回至赣水时,高宗崩,后主登位,改任萧引为中庶子,因为有病辞去官职。第二年,京城出现许多盗贼,于是又起用萧引为贞威将军。

当时宫殿内的队主吴璡,以及宦官李善度、蔡脱儿等人多次有所请托,萧引都不准许。萧引同宗族的子弟萧密当时任黄门郎,规劝萧引说:“李、蔡的势力,在位的官员都畏惧他,也应该稍微为自身着想。”萧引说:“我立身处世,自有主次,难道能为李、蔡改变操行。就是使他们不舒服,不过解除我的职务罢了。”吴璡竟然写匿名信,李、蔡为此作证,萧引获罪免除官职,死于家中,当时年纪五十八岁。[2]

作者简介

姚思廉(557—637),吴兴(今浙江湖州)人 ,名简,以字行 。早年从父察读《汉书》,尽得家学。南朝陈时,任会稽王主簿。入隋,任汉王府参军。父察曾撰梁、陈二史,未成,遗令他续撰之。

又奉诏与起居舍人崔祖浚修《区宇图志》。迁代王侑侍读。入唐,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太子洗马。贞观初,迁著作郎、弘文馆学士。三年(629),奉诏与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史,乃据家藏旧稿,兼采谢昊(一作吴)、傅縡、顾野王诸家之书,撰成《梁书》《陈书》。官至散骑常侍。

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3]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