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父親走走(鄭友貴)
作品欣賞
陪父親走走
對伯伯最初的記憶底片，鐫刻着他用川南常用的籮筐，挑着我和比我大一歲多的姐姐，與我媽媽一路走二十多里山路到縣城，先趕場，再到城裡外公外婆家玩。我那時才三歲左右吧，途中媽媽叫伯伯不要老挑着我們走，堅持讓我們自己走，不要嬌氣。走不了一會，我就嚷：「腳痛，走不動了！」伯伯又挑着走。嘿，別看伯伯中等身材，勁大着呢，走路象小跑。媽媽在後面喊：「走路象飛喲，又沒得哪個在追你！」伯伯那時才三十來歲，生活雖清貧，但總是樂呵呵的，邊走邊亮開嗓子來幾曲山歌。
過去，總是對母愛感受得多，我還寫過散文《母親的淚花》、詩歌《我是九月的種子》，記錄母親的深恩，母親在家裡總是主角，而伯伯是配角，象一頭默默拉犁的牛。他沒有溫暖的話，留給我童年的是有時怒目圓睜的大眼，他那高高揚起粗糙的結滿厚厚老繭靠它養活全家的大手：「看老子揍你！」，我們兄妹如小鳥轟然而散，他又忙莊稼活去了。我三歲多便背上小背篼，跟着伯伯上山，他在前面駕牛犁地，我呢，緊跟身後撿那從土裡翻出的紅苕，這是生產隊集體收穫時無法收乾淨留下的。太陽升高了，伯伯乾脆脫了上衣，露出健康結實如大山一般的脊背來，他仿佛有使不完的勁。我兄弟姊妹六個，加上伯伯、媽媽和奶奶，全家九口人一天要吃多少東西啊，加上沒油水，吃得更多。那是吃「大鍋飯」的時代，生產隊分到各家的糧食，根本不夠吃，一天只吃兩頓飯，都是冬春外出借糧，夏秋還糧，還常挨餓。少小的我有時還能撿一小背篼的紅苕，夠全家吃一頓了。面黃肌瘦的鄉親們對我的行為沒說過啥，真是厚道、善良。
「老子再窮，只要你讀得，去借去討，也要供你讀書！」伯伯一生都為自己這個「英明」決定得意。
伯伯兒時命苦，可以說是苦水「泡」大的。不滿三十歲的爺爺，大熱天挑一百多斤穀子到三十多里外交租子，在路上喝冷水拉肚子，無錢醫治,幾天就死了，伯伯才九歲，二十幾歲的奶奶從此守寡。奶奶是纏過腳的小足女人，不能下地幹活，連割草也只能跪、坐在地上。還是孩子的伯伯就下田干莊稼活，如今九歲的孩子在幹啥呢？坐在教室上課，大多還常在爺爺、奶奶、爸爸、媽媽懷裡撒嬌呢！伯伯卻只得下田、犁地、插秧、打穀子，干壯年男人幹的活。奶奶說，伯伯還沒有犁頭高。有時牛干累了，發瘋式地從田中躍起，拖着犁頭滿山亂跑，伯伯在後面追不上，哇哇大哭。奶奶和伯伯、孃孃常青菜蘿蔔糊口，每天只吃兩頓飯，哪有錢送伯伯上學啊，屬於伯伯的是飢餓和苦澀的童年。解放了，伯伯長大了，在政府組織的文化掃盲中，他識了一些字，我們小時候，他常給我們讀《四川日報》上的新聞，結結巴巴，但大概意思聽得明白，他尊敬甚至崇拜文化人，常說：「窮不丟豬，富不丟書。」我們六姊妹都先後送去上學。
我終生難忘伯伯送我到縣城上學的情景。
十二歲那年，我在村小畢業了，那時升學靠推薦，能直接上縣城中學的鳳毛麟角，一個鄉鎮一年只有一兩個名額。伯伯和媽媽多次找學校和鄉里的頭頭：「我家娃娃做夢都想進縣城讀書，求求你們幫幫忙吧！」 好話說了幾大堆，終於打動了他們，全村當年就只有我收到了縣中錄取通知書。伯伯背上媽媽為我捆好的棉背，一路步行送我到縣中，交了七元六角學費。為我鋪好了床，已近黃昏，他還要趕回去忙活計呢，我送他到校外，他說，要吃飽，聽老師的話，一心讀書別貪玩。望着他在暮色中漸漸消失的背影，我鼻子酸酸，伯伯的告誡和背影永遠留在我腦海。
生活艱難。壯年的伯伯兇巴巴的，雙手厚厚的老繭，小腿青筋鼓綻，比蚯蚓還大，伯伯卻從沒打過我。但在我上小學五年級時，寫字潦草，被他發現，用一隻大手扯了一下我耳朵：「寫點字象螞蟻,歪歪斜斜!」從此做作業不敢馬虎了。這也是他唯一一次對我 「動武」。
紅苕、包穀、泡鹹菜等伴隨我度過了中學時代。第一次參加高，考名落孫山，是到學校複習來年再考？還是從此安心當農民修地球？折磨着伯伯媽媽和我的心，因為家中實在無力供我上學了，複習後能否考上？霧裡看花。最後伯伯和媽媽作出很有氣魄的決定：「上，再考不上就安心修地球！」於是伯伯和我牽了家中唯一那頭小豬，在鄉場上賣了湊學費，我又坐在了縣中的教室里。
那年八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從鄉上開會回來的伯伯從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伯伯臉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可能考上了！」我拆開一看，果然是重慶煤礦學校寄來的錄取通知書，那時中專畢業國家都分配工作，我算是「鯉魚跳農門」了。伯伯雙眼放光、媽媽淚流。媽媽為我準備了棉被和衣褲等，伯伯累得滿頭大汗地送我到縣城車站，客車慢慢啟動，伯伯還在叮囑：「路上小心，到學校給家裡寫信！」這樣的經歷，讓我後來對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寫父親送兒子上學的場面十分感動和親切。
作者簡介
鄭友貴：四川宜賓人，作品散見《中國文化報》、《文藝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