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父亲走走(郑友贵)
作品欣赏
陪父亲走走
对伯伯最初的记忆底片，镌刻着他用川南常用的箩筐，挑着我和比我大一岁多的姐姐，与我妈妈一路走二十多里山路到县城，先赶场，再到城里外公外婆家玩。我那时才三岁左右吧，途中妈妈叫伯伯不要老挑着我们走，坚持让我们自己走，不要娇气。走不了一会，我就嚷：“脚痛，走不动了！”伯伯又挑着走。嘿，别看伯伯中等身材，劲大着呢，走路象小跑。妈妈在后面喊：“走路象飞哟，又没得哪个在追你！”伯伯那时才三十来岁，生活虽清贫，但总是乐呵呵的，边走边亮开嗓子来几曲山歌。
过去，总是对母爱感受得多，我还写过散文《母亲的泪花》、诗歌《我是九月的种子》，记录母亲的深恩，母亲在家里总是主角，而伯伯是配角，象一头默默拉犁的牛。他没有温暖的话，留给我童年的是有时怒目圆睁的大眼，他那高高扬起粗糙的结满厚厚老茧靠它养活全家的大手：“看老子揍你！”，我们兄妹如小鸟轰然而散，他又忙庄稼活去了。我三岁多便背上小背篼，跟着伯伯上山，他在前面驾牛犁地，我呢，紧跟身后捡那从土里翻出的红苕，这是生产队集体收获时无法收干净留下的。太阳升高了，伯伯干脆脱了上衣，露出健康结实如大山一般的脊背来，他仿佛有使不完的劲。我兄弟姊妹六个，加上伯伯、妈妈和奶奶，全家九口人一天要吃多少东西啊，加上没油水，吃得更多。那是吃“大锅饭”的时代，生产队分到各家的粮食，根本不够吃，一天只吃两顿饭，都是冬春外出借粮，夏秋还粮，还常挨饿。少小的我有时还能捡一小背篼的红苕，够全家吃一顿了。面黄肌瘦的乡亲们对我的行为没说过啥，真是厚道、善良。
“老子再穷，只要你读得，去借去讨，也要供你读书！”伯伯一生都为自己这个“英明”决定得意。
伯伯儿时命苦，可以说是苦水“泡”大的。不满三十岁的爷爷，大热天挑一百多斤谷子到三十多里外交租子，在路上喝冷水拉肚子，无钱医治,几天就死了，伯伯才九岁，二十几岁的奶奶从此守寡。奶奶是缠过脚的小足女人，不能下地干活，连割草也只能跪、坐在地上。还是孩子的伯伯就下田干庄稼活，如今九岁的孩子在干啥呢？坐在教室上课，大多还常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怀里撒娇呢！伯伯却只得下田、犁地、插秧、打谷子，干壮年男人干的活。奶奶说，伯伯还没有犁头高。有时牛干累了，发疯式地从田中跃起，拖着犁头满山乱跑，伯伯在后面追不上，哇哇大哭。奶奶和伯伯、娘娘常青菜萝卜糊口，每天只吃两顿饭，哪有钱送伯伯上学啊，属于伯伯的是饥饿和苦涩的童年。解放了，伯伯长大了，在政府组织的文化扫盲中，他识了一些字，我们小时候，他常给我们读《四川日报》上的新闻，结结巴巴，但大概意思听得明白，他尊敬甚至崇拜文化人，常说：“穷不丢猪，富不丢书。”我们六姊妹都先后送去上学。
我终生难忘伯伯送我到县城上学的情景。
十二岁那年，我在村小毕业了，那时升学靠推荐，能直接上县城中学的凤毛麟角，一个乡镇一年只有一两个名额。伯伯和妈妈多次找学校和乡里的头头：“我家娃娃做梦都想进县城读书，求求你们帮帮忙吧！” 好话说了几大堆，终于打动了他们，全村当年就只有我收到了县中录取通知书。伯伯背上妈妈为我捆好的棉背，一路步行送我到县中，交了七元六角学费。为我铺好了床，已近黄昏，他还要赶回去忙活计呢，我送他到校外，他说，要吃饱，听老师的话，一心读书别贪玩。望着他在暮色中渐渐消失的背影，我鼻子酸酸，伯伯的告诫和背影永远留在我脑海。
生活艰难。壮年的伯伯凶巴巴的，双手厚厚的老茧，小腿青筋鼓绽，比蚯蚓还大，伯伯却从没打过我。但在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写字潦草，被他发现，用一只大手扯了一下我耳朵：“写点字象蚂蚁,歪歪斜斜!”从此做作业不敢马虎了。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对我 “动武”。
红苕、包谷、泡咸菜等伴随我度过了中学时代。第一次参加高，考名落孙山，是到学校复习来年再考？还是从此安心当农民修地球？折磨着伯伯妈妈和我的心，因为家中实在无力供我上学了，复习后能否考上？雾里看花。最后伯伯和妈妈作出很有气魄的决定：“上，再考不上就安心修地球！”于是伯伯和我牵了家中唯一那头小猪，在乡场上卖了凑学费，我又坐在了县中的教室里。
那年八月下旬的一天傍晚，从乡上开会回来的伯伯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伯伯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可能考上了！”我拆开一看，果然是重庆煤矿学校寄来的录取通知书，那时中专毕业国家都分配工作，我算是“鲤鱼跳农门”了。伯伯双眼放光、妈妈泪流。妈妈为我准备了棉被和衣裤等，伯伯累得满头大汗地送我到县城车站，客车慢慢启动，伯伯还在叮嘱：“路上小心，到学校给家里写信！”这样的经历，让我后来对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写父亲送儿子上学的场面十分感动和亲切。
作者简介
郑友贵：四川宜宾人，作品散见《中国文化报》、《文艺报》。